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残缺的生命意识

生命意识包括生死意识和生命价值意识。生命价值意识主要指对人的外在社会价值和内在自我价值的看法与追求。《世说新语》反映出魏晋士人的社会意识淡薄,外在社会价值的缺失导致士人内在自我价值追求的降低,他们多沉浸于当下生命体验的过程中,而真正从精神层面表现内在自我价值的自由意志却并没有在魏晋士人身上有所体现。     

《庄子》中“独”之哲学内涵探赜

《庄子·天下》篇论庄以"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为会归,"独"是庄学一个极重要概念。道体是一种近乎西方哲学"存在"的中国古典表达,绝对独立性、不可分性、无偶对性是道体内在规定性,这是道体之独;庄子道论是一种生命境界,因此对道的体悟也是一种生命独体的自我体验而不能于外有征,这是体道之独。独意味着承认和尊重每一个存在者的独异价值,这关乎庄子齐物的玄旨;而当生命在剥落掉一切外在功名之后,只剩下生命的独体,逍遥即以此而可能。庄子对独立道体的信念最终高扬起独立之人格和自由之精神,成为中国传统士人的典范。     

六朝“三月三日”文人雅作中的意象探析——以“流水”为例

六朝时期出现了大量以"三月三日"为背景的诗赋作品。它们传达出基本一致的写作倾向:或为应诏而作,或为惜时而发,抑或是表现悠游风雅的名士风度。但无论分属何种,文人都以"流水"为题,间接抒发了士人对政治清明的期盼,对生命意识的追寻,以及寄情山水的怡然自得情怀。     

论两汉士人文人化心态的萌芽、形成及发展

两汉时期，天下一统，社会安定，在这种社会形势下，士人们普遍失去了像先秦士人那样，为帝王之师、延说诸侯、建取功业的机会。于是部分士人逐渐产生出一定程度上疏离政治，安于著述，关注个体生命、自由、情感等心态，这些心态可称之为文人化心态。两汉士人文人化心态在西汉初、中期开始萌芽，到西汉后期的扬雄那里走上成熟．而在东汉前中期的班固、崔骃、张衡等人那里达到高潮，之后便愈演愈烈。     

论魏晋正始时期士人的生命意识

魏晋时期,频繁的战争、残酷的政治角逐、饥荒灾难的冲击和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造成了极度混乱、黑暗的社会现实,乱世杀伐,生命遭受的戕害分外突出,这一切都激发了魏晋士人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如何实现人生的目标,在短暂的生命瞬间,追求个体生命价值的永恒,成为魏晋士人生命意识的主题。到了正始时期,玄学思想影响了士人的精神面貌,而且也促使士人生命价值观发生改变,士人追求的是一种“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理想人格模式,向往的是挣脱荣名的束缚,超越礼教,高扬自我,寻求一种超现实的生命价值。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

魏晋之际是中国历史上士人心态发生巨大转变的时期,而<世说新语>作为该时期的语言及人物镜象,反映出魏晋士人以人格、自尊、自我为导向的强烈的生命意识,但对生命价值实现方式的错误选择最终导致了生命意识的残缺.     

论汉末魏初人物评价标准的新变——以荐举文为中心

汉末魏初,荐举文书中的人物评价标准经过西汉对士人忠与谋的重视,东汉对士人自身秉性的认可而发展成为对士人清名的推崇。"清"成为汉魏易代之际士林人物品评的核心关键词。这种集中体现其时士人理想人格之"清"在承袭士人清白品性的传统意义之外,更增添了士人在乱世中激浊、厉俗的新内涵。汉末魏初士人思想的更新是"清"评形成的基础,而统治者对德高望重且清虚自守的士人的需求与召唤又加速了"清"评的形成。     

感动--语文课堂教学的活力之源

作者、教师、学生是不同的个体,他们有着不同的生命体验和情感世界,文本则是"在场"和"不在场"的生命体验的集合体.在语文课堂教学中、在不同的生命体验中寻找一个切入点--感动,则是增强语文课堂教学活力的一条重要途径.     

南渡士人的佛教因缘与文学创作

宋室南渡以后,禅悦之风较北宋更为盛行.从达官宰执到一般朝野士人,皆对佛教持支持信仰之态度.与北宋士人相比,南渡士人的礼佛参禅在内容与形式上有所变化.如同是援佛入儒,北宋士人是"尽用其学而不自知",一方面吸收佛学的精华,一方面又公开攘斥佛老;而南渡士人不仅援佛入儒,以佛学作为儒学的参照系,而且还身体力行,佛教对其浸染甚深.禅悦之风在士林的盛行,不仅对南宋政府的佛教政策有所影响,而且也因此影响了士林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以禅喻诗"是南渡士人对文学作出的新诠释,而"援禅入诗"、"援禅入词",则是他们在创作上呈现出的一大特色.就佛教对文学批评的影响来说,尽管参诗之说始自北宋,但真正将参禅与作诗结合起来并提出重要的诗学概念与范畴的,则是南渡诗人.并且就时间来说,禅诗相通,至南渡以后,方为诗人所共识,这是最值得注意的现象.禅悦之风在南宋初期的盛行,有历史、政治及经济等方面的原因,就士人来说,他们信奉佛教,除去学术与个人遭际等因素以外,最重要的原因是南渡政府安置南渡士人的特殊政策增加了士人与佛教接触的机会,从而进一步刺激了士人对佛教的了解.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

生命意识包括生死意识和生命价值实现意识。《世说新语》中的魏晋士人是历代文人中生命意识最强烈的庞大群体。吊唁死者时的种种怪异行为 ,表现了魏晋士人对死亡的极度厌恶和强烈的求生欲望。他们把人格的自尊视为生命价值实现的终极目标 ,各种相互对立的人格都在这里发展到了极致。但魏晋士人对社会价值的追求却是历代文人中最微弱、最残缺的     

“不得体”的社交表达:陆游的人际关系诗歌论析

陆游一生不善于与人交往,多数人际关系诗歌在情绪表达上因为缺少分寸感而显得不那么"得体":在官场中与官员交往的唱和散发着自傲自负又自卑气息;与同类朋侪交往唱和不像士人那样彬彬有礼,而如同江湖游士一样亢奋使气;退居乡下后陆游基本断绝与士人阶层往来,而向无法进行更深精神层面对话的乡邻宣示个人的精神世界。因此我们几乎可以说陆游是个具有一定社交障碍的交往困难症患者。然而正是这一切在交往礼仪上的"不得体",让陆游的社交唱和诗歌脱离了一般人际关系诗歌的应酬乏味,而显得个性十足且真诚有味。     

试析魏晋士人重情之历史背景与社会基础

相对于汉代士人通经致用、立功名于天下的"尚志"情怀,魏晋士风的特点可以用谈玄论道、"称情而直往"的"重情"来概括。汉魏之间何以有此巨大变化?过去学人们大多演绎的是"乱世多感伤"的调子。体认一个时代士人的价值观与生存意识等应该更多地从时代性、社会性等方面加以考虑。基于此,对魏晋士风产生的历史背景(即"因")与社会基础(即"缘")两个主要方面作了综合考察。     

试论科举废除与辛亥革命的关系

科举制的废除与辛亥革命的发生有着必然的内在关系。科举入仕的中断使得旧式士人转而从商、从军,这不仅为辛亥革命的发生奠定了经济基础,还为清王朝的覆亡培育了直接的掘墓人。科举制的废除,使得儒家的忠君思想开始动摇,大批士人的留学和新式学堂教育为他们接受西方革命学说提供了机会,而这又成为辛亥革命爆发的思想基础。     

晚明士人的婚恋

凌濛初的《二拍》塑造了一批士人形象,他们读书参加科举考试,但科举功名已经不是生命和生活中的神圣和唯一的追求,他们张扬自由个性,冲破封建礼教,挑战世俗社会,勇敢、坚定地追求自由的爱情和幸福的婚姻,甚至牺牲自己生命也在所不惜;他们用男女性爱,甚至用赤裸裸的感性放纵来冲击传统的礼教观念.撕破了孔孟道德的虚伪面纱.对晚明社会和整个士人群体的思想带来了极大的震荡。小说无疑反映了晚明社会士人群体现实,作家借小说中的士人形象阐释了晚明启蒙思潮.但小说中的士人形象也客观地反映晚明士人群体的启蒙思想的诸多局限性。     

盛唐的城市化进程与诗歌回归主题

盛唐城市迅猛发展,规模建制空前宏阔,使几乎所有的文化精英都带着渴望和憧憬涌入大城市谋求人生发展.全新的生存环境所带来的生态变化,也彻底改变了离家者们的身份,改变了他们的行为方式和内心生活.然而,士人在获得发展和机遇的同时,农耕民族所特有的对故土自然的深厚感情而产生的狭隘,又使他们产生了一种无所归属的飘泊感和出"家"的寄居感,从而使"回归"成为他们构筑精神家园的一种意义选择,成为一种时代文化心理的基本倾向和结构特征.他们"回家"的深刻需要在归而无归的情况下,便转化为一种对于山水自然的酷爱和向往,而他们从山水自然中寻求精神体验的实践,则具有了"回家"的意义.回归主题是盛唐诗歌魅力永远的辉煌交响,这些诗的回归主题,又往往通过怀人思乡的形态来传达,把"归"的思想含蓄其间.     

魏晋之际士人的政治选择

在魏晋之际政治大变动时期,士人面临重要政治选择,或仕、或隐、或走、或反。出仕者有裴秀、贾充等,前者"步步高升"而无明显劣迹,后者曾在任要职期间鼓动弑君。至于阮籍,沉湎酒中而能不失风骨,可看作隐于朝中者。嵇康求隐但未彻底远离政治,后因故被杀;而孙登则为真正的隐士,并由此得以保全。夏侯霸从魏国出走投奔蜀汉,不仅保其身还出任显职。李丰计划在洛阳发动政变以反司马氏,但图谋失败;钟会在益州起兵反司马氏,随即败没。魏晋之际士人在政治上究竟做何种选择,与他们自身的特殊情况包括政治立场、志向、个性等有关,也与其对个人利害关系的认识或对局势的评估有关。     

从“不羁”到“逍遥”——试论向秀山阳之行及《思旧赋》的心态史价值

在魏晋辞赋文学中,《思旧赋》乃是竹林文学的最后收束。向秀山阳之行有着意味深长的生命仪式的意蕴,其嵇、李并提所体现出的生命哲思,透露出由魏入晋士人从"不羁"走向"逍遥"的精神世界的裂变与调整,在魏晋士人心态史上有着值得深究的重要意义。     

汉末魏初士人的孤独体认与文学诉说——以代言诗、赠答诗、书信文为中心

身处动荡年代的汉末魏初士人有着浓厚的孤独意识。在诗文创作中,他们更多在寻求某一对象进行诉说,具体表现为隐含另一个"我"的代言诗、情意自足的赠答诗和直抒胸臆的书信文的勃兴。这些作品既是"诗可以怨"的传统诗教观的展示,又暗含此期士人"大我"与"小我"的分离,更可视为魏晋文学自觉的先声。     

黄钟大吕，末世强音——浅论南明诗

南明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既短暂而又特殊的时期.它使许多汉族士人产生一种天塌地陷、亡国灭种的战慷,一种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这也使得文人墨客、官宦士人由此而惊醒、振作,他们一改晚明以来公安、竞陵之习,大倡前后"七子"之风,重新拾起"诗言志"的传统,用诗歌来反映时政、描写现实、抒发怀抱,更用诗歌来呼吁救亡图存,激励人们起来进行反清复明的斗争,从而奏响了黄钟大吕般的末世强音.     

论古典园林艺术在东晋的新变

东晋是古典园林发展史上的新变期,表现为:在形制上出现了由"巨丽"到"精巧",由"营国之制"到"翳然林水"的变化。这些变化表明,东晋时期不仅园林布局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根据不同地形进行设置,而且在园林设计的过程中,还将园主"乐情"的生活取向融入居住环境,园林的审美价值逐渐从实用价值中解放出来,获得独立;在功能上则加强了寄情山水、赋诗作文,放松心志、体认生命的士人情趣。这说明随着园林形制在东晋时期的日益精巧化、雅化,园林中的文化因子不断地得到了增加。这时的园主更加注重园林在寄情山水、放松心志和体认生命等精神层面的功能;在审美观念上发生了由"炫富"到"隐逸"、由"比德"到"畅情"、由"崇俗"到"尚雅"的嬗变。说明当时的园林不再是园主们物质上的需要,也不再是他们家藏的外漏,而是真正成了他们精神上的家园,成为他们心灵上的栖息之地。这时的他们在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之中,怀着一颗平静之心,恬然怡然、欣然悠然,冥视六合,真正实现了园与人、身与神的合一;这些变化都表明园林审美功能在东晋上升到了首位,并呈现出个性化、士人化的审美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