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预期寿命与推迟生育——基于四期OLG模型的理论与实证

推迟生育已是当前包括中国在内的中高收入国家人口变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家庭行为决策的四期OLG局部均衡模型,并利用效用比较分析方法,从理论上探讨了人力资本和预期寿命对推迟生育的影响。同时还利用23个国家1980-2014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与理论结论一致。结论表明：人力资本投资成本上升、代际间的平均工资增长率下降以及预期寿命越长会使家庭选择推迟生育。此外,本文还分析了政府补贴政策对推迟生育的影响,分析表明：对生育子女补贴会使家庭更愿意生育子女,但对生育时期选择没有影响;对人力资本投资进行补贴,会降低人力资本投资成本,从而使家庭延缓推迟生育。     

转型期子女数量与人力资本积累对农村养老影响实证研究——以安徽和四川为例

本文以贝克尔家庭生育决策分析框架为基础,通过农户养老效用模型和安徽、四川农村实地调研数据,对子女数量、人力资本积累与农村养老之间的关系作出分析和检验。实证研究发现,经济支持和精神慰藉比生活照料对养老影响更加直接,与“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不同,子女数量对老人幸福的影响并不显著,子女质量(人力资本积累)才是影响养老经济支持的关键,生育决策是人力资本投资和养老保障共同作用的结果。这说明,随着农户对子女数量依赖性降低以及农村养老体系完善,即便生育政策逐渐调整,农村生育率仍可以保持在稳定水平,有针对性地加强农村地区公共教育和技能培训,提高农民收入和经济支持,重视社区养老和精神慰藉,才是转型期改善农村养老状况的有效措施。     

论人力资本投资及其激励性体制

在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特征和形式进行理论梳理的基础上 ,本文对人力资本投资领域沿用的物质资本投入“谁投资 ,谁受益”的理念和教条提出了质疑 ,并构建了以人力资本的资产专用性、人力资本收益的外部性、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性、人力资本投资主体的负担能力和控制能力、以及现有的制度遗产和创新空间等为逻辑基础的“谁受益 ,谁投资”的人力资本投资激励体制 ,并进一步对其公平与效率问题进行了讨论。     

激励框架下农村家庭对孩子人力资本投资动力分析

农村家庭对孩子人力资本的投资动力不仅影响孩子未来人力资本水平,而且关系未来农村社会人力资本状况。城乡和地区差距、农户对孩子人力资本投资能力弱、农村孩子未来人力资本回报不确定等因素影响农户对孩子人力资本投资成本与收益,降低农村家庭对孩子人力资本投资积极性。笔者认为,提高农户对孩子人力资本投资效价与期望值能有效激励农村家庭对孩子人力资本投资动力。     

农村家庭不同类型收入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

根据西方消费理论,利用绝对收入假说模型、相对收入假设模型,实证分析了不同类型收入对中国农村家庭狭义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结果显示：当期收入、永久性收入与暂时性收入对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都有一定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0．432、0．657、0．014,其中,永久性收入的影响最大;农村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并不高。据此提出,为改善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应帮助农村家庭增收创收、促进农村家庭暂时性收入向永久性收入有效转变,同时有关各方应做好农村家庭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引导工作。     

论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资本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

社会资本在三个层面上影响了人力资本投资。宏观上,社会资本对人力资本投资政策的"强化"或者"摈弃",影响着人力资本投资的效果;从中观层面来看,联盟的社会资本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作用主要通过成员之间的模仿、"干中学"等相互学习机制得以实现,但在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农村和城市社区的变化实际上弱化了社区社会资本的人力资本投资功能;微观上,转型期家庭结构的极大变化与渐进变化的社会资本的不适应,削弱了家庭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作用。     

中国西部农村家庭的儿童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分析

家庭对儿童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影响儿童未来的人力资本质量。受经济能力、效用偏好、文化水平及社会环境等变量影响,西部农村家庭对儿童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与其他地区相比存在差距。只有家庭、政府及社会的多维协作,才能逐步改善西部农村家庭对儿童人力资本投资行为,提升西部农村家庭对儿童的人力资本投资质量。     

家庭收入、未成年子女数量与城市家庭教育投资

使用901个城市家庭的样本讨论家庭收入和未成年子女数量对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发现未成年子女数量与子女人均家庭教育投资水平负相关;家庭主事者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子女教育投资越大。家庭年收入水平在本研究中未对家庭教育投资水平产生显著影响。     

技能型人才短缺的家庭经济学分析

技能型人才短缺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瓶颈。职业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培养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技能专门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是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形式。家庭是职业教育的投资主体,技能型人才的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关系着技能型人才的数量和质量,也关系着国家经济发展和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从家庭经济学视角研究技能型人才人力资本投资问题,分析了中等职业教育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和收益,探讨技能型人才供给不足的人口因素、经济和社会文化因素,提出了促进技能型人力资本投资的对策与建议。     

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失衡研究

本文从舒尔茨人力资本理论出发,对我国一些家庭在家庭人力资本投资问题上的失衡现象进行积极地理论反思,提出了"解决现代家庭人力资本的科学投资,关键在于实现家庭主体投资理念的理性选择"。     

中国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现状及改革思路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家庭人力资本投资观念、投资力度和投资项目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在投资过程中也存在着缺乏理性和城乡差距较大等问题。为了更好地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挖掘我国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潜力,加快我国国民素质的提高,需要政府、社会和家庭三方相互配合,共同努力,逐步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家庭人力资本投资之路。     

迁移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伪命题吗?——兼与唐家龙先生商榷

迁移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伪形式的观点忽视了人力资本的不可分性这一特点。人力资本的各种投资方式并非是独立发挥作用,而是存在交互作用。人力资本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理论演进脉络表明,迁移纳入人力资本框架具有其内在逻辑。分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从乡村向城市、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的迁移和流动行为,可以得出:迁移提高了个体的自我意识;有利于移民获取更多有价值的信息;提高了移民的技能,同时促进了个体对自身及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因此,迁移纳入人力资本理论的范畴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更对转型中的中国具有特殊的政策启示和现实价值。     

土地征收对农户生活消费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研究

土地征收势必会导致农户生活消费发生变化,人力资本投资是土地被征农户维持并改善家庭可持续生计能力的重要途径。本文根据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采用基于Logit模型的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考察土地征收对农户生活消费支出和人力资本投资（包括教育支出和健康支出）的影响。研究显示：土地征收显著提升了农户生活消费和人力资本投资力度,且农户户主特征、健康与保障状况也对生活消费、人力资本投资存在显著影响;土地征收使得农民家庭的生活消费上升幅度为19.0%～22.2%;土地征收使得农户在教育和健康方面的支出分别提高了9.6%～15.5%和20.6%～20.9%;并且,东部地区农户相对中西部地区农户的生活消费支出更高、教育和健康投资力度更大。由此提出政府在实施土地征收制度过程中应注重农民家庭差异,进一步引导农户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帮助不同地区农户实现生活平稳过渡,提升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     

人力资本的代际收入传递效应研究

人力资本的跨代传递影响着收入的代际不平等性,影响我国的收入分配政策以及医疗和教育体制改革.父母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动机不仅来源于自身的利他主义倾向和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回报率,同时还受到人力资本的代际传导强度和人力资本对收入的边际贡献率的影响.忽略人力资本的直接代际传导将导致对代际收入弹性的低估.以健康和教育为代表的人力资本变量具有显著的跨代传递效应,反映出我国人口在教育和健康机会上的不平等性.父亲—女儿的收入传递弹性高于父亲—儿子,农村人口的跨代收入传递弹性高于城镇,反映出代际机会不均等问题在女性和农村子女等弱势群体中体现得更为严重.     

子女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创业的影响

基于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采用Logit和Mlogit模型分别检验子女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创业决策以及创业类型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以子女平均受教育年限衡量的子女平均人力资本能显著促进流动人口创业;使用各学历子女所占比例反映子女人力资本结构,证实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子女所占比例越大,流动人口创业的概率越大;子女人力资本在不同创业类型中的作用机制存在异质性,相对而言其更能促进雇主型创业。政策启示在于引导流动人口转变思想观念、深化教育财政体制改革、立法保障随迁子女受教育权益、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等。     

就业困境下农户家庭高等教育投资意愿研究——基于江西农户的实证调查

以江西278户农户问卷调查为基础,利用Logit模型对农户家庭高等教育投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子女目前就读年级层次、学习能力、家庭经济条件、当地家庭投资高等教育氛围和毕业生就业氛围等对投资意愿有显著关系,户主文化程度和子女性别对投资意愿没有显著性,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现收现付制对储蓄、教育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家庭养老视角的理论分析

在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面临的养老保障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障体系能否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也备受争议。在家庭养老背景下,引入家庭养儿防老机制和父母对子女的部分利他假定,去分析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障体系对储蓄、教育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十分必要。虽然现收现付制降低了储蓄,但对教育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具体取决于父母对子女的质量的偏好,以及人力资本投资的产出弹性系数、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份额以及老龄化程度。     

农民分化、个人禀赋与养老偏好选择——来自三市五县区的实证调查

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农村居民的养老意愿因现实环境的变化而可能发生变化。经研究发现:农村居民的养老意愿虽呈多元发展趋势,但主要仍然倾向于子女养老和居家养老。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居民自身的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影响其养老意识,即务工人员、农业劳动者以及家庭情况较差的农村居民更可能担心自己的养老问题;农村居民自身的人力资本、经济资本、政治资本影响其对养老责任主体的选择,即学历越低、收入越低的农村居民、农业劳动者及非中共党员选择子女养老的可能性更大;农村居民自身的人力资本影响其对养老场所的选择,即学历越低的农村居民及技术人员(教师、医生等)更可能选择机构养老。整体来看,农村居民的养老担心主要受家庭资源的影响;养老主体偏好则较多受制于自身的个人能力;而养老场所偏好则是经济和情感的双重考虑。     

理解老人固有的生活态度

虽说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节俭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但我认为子女们也要理解老年人一些固有的消费观。我和老伴年近古稀,因为有6个子女,年轻时候家庭负担重,勤俭的老伴从来没享受过衣食无忧     

不同子女数量农户的生计资本对养老意愿的影响——基于甘肃省5县区调查

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尚不完善和农户生计脆弱背景下,甘肃省农村居民养老保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农户生计资本的制约和影响。课题组以甘肃省5县区实地调研数据为基础,量化分析了不同子女农户的生计资本、养老意愿以及所面临的养老问题。运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了农户生计资本对农村居民养老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甘肃不同子女农户的生计资本差异较大,子女数量与农户生计资本的大小呈倒U型关系,拥有儿子对农户生计资本的提升效果十分明显;家庭养老依然处于主导地位,农户子女数量越多,农户养老风险意识越强,越倾向于家庭养老,而且有儿子农户比无儿子农户更担心家庭养老;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越大的农户越倾向于自我养老和家庭养老;自然资本越大,社会资本越低,农户越倾向于社会养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