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视角下当代中国法治文化认同

市民社会是当代中国法治文化认同的社会基础.市民社会的缺失容易导致"恶法"产生,使法治文化认同的前提、主体丧失;还容易导致法治文化认同的狭隘性、片面性;市民社会具有重要的法治文化认同功能.它提供了法治文化认同的经济基础,培养了多元化的法治文化认同主体,有利于使法治获得社会公众理性、全面的文化认同.为了促进法治文化认同,我们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培育社会中间组织和社团组织,促使市民社会主体的形成和壮大.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当今的法治认同

法治认同是民众对法治的心理认可,是现代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法治认同作为一种文化认同,不能离开传统文化,需要从传统法律文化中寻找形成法治认同的资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关于法治认同的“资源”,是传统社会对于法律的态度、对法律的认可程度以及民众对礼法建立的社会秩序的认可等。法治建设应当在了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制定民众更愿意接受的法律,以民众更愿意接受的方式实施法律,建立民众更期望的法治秩序。基于传统文化建立起来的法治秩序,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民众对法律的态度。从内心认可法律,为实现法治建设提供有利的非制度性支撑。     

当代中国法治与德治结合的语境分析

当代中国法治与德治结合既要积极汲取人类法治文明与道德文化的优秀成果,又要关切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现实社会条件,因此需要从语境的适切性角度分析“当代中国法治与德治结合何以可能”。具体而言,当代中国法治与德治结合需要从政治、历史、社会与思想四重语境来考察：由中国共产党推行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其政治语境;植根于中国传统社会并对现代社会发生持续性影响的伦理型文化传统成为其历史语境;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的深度转型的“复杂现代性社会”成为其社会语境;价值观建设与法治、德治协同推进则成为其需要考虑的思想语境。这四种语境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法治与德治结合的参照性背景,将当代中国法治建设与西方法治建设区别开来。     

结构与内涵：论当代中国法治信仰的培育路径

世俗语境下的法治信仰区别于纯粹意义的宗教信仰,可视为包含了意识、认同和精神三个层次的“结构综合体”。其中,法治意识代表着社会成员对法治全面、充分和理性的认知与理解,在本体论层面决定了法治信仰中的“法治”究竟为何;法治认同则构成了法治信仰的认识论层次,决定了看待法治的方式和对待法治的情感;法治精神展示出理性与情感紧密结合、不断交互的过程,形塑出法治信仰的核心内容。法治信仰的培育具有外在性、诱导性、现实性的特征,一方面应当因循“意识—认同—精神”的渐进路径,另一方面则强调培育法治信仰必须以法治实践为基础。     

简析中国古代法治精神及其当代启示

中国古代有着悠久的法治传统,形成了“礼法合治”、“明德慎罚”、“执法原情”等基本法治精神.这些精神与封建宗法制度、和谐的文化观念、人本主义传统紧密相关,对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具有重要启示.     

孙中山民族认同心理的历史考察及当代价值

纪念辛亥革命百年之际,文章在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孙中山民族认同心理产生发展脉络。提出孙中山民族认同心理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以及深受其本人文化传统的影响;孙中山民族认同心理的演变过程由“反满”至“反清”、由“五族共和”到“中华民族”到建立中华民族国家的不断升华过,进而揭示出蕴涵于其中的“救国”价值取向、不断探索的伟大精神对当代中华民族铸就民族之魂的伟大意义。     

从中西法律文化传统看守法与法治——由苏格拉底之死说起

为了厘清公民的守法意识和法治建设的相互关系,运用对比分析方法分析孔子与苏格拉底这两位东西方圣贤对于法律的不同心境,透过“自由”的孔子与“不自由”的苏格拉底对法律截然不同的心境,进而分析中西法律文化的精神差异和起源差异以及守法精神的培养与法治社会的构建之间的内在契合与联系。分析认为,守法乃是法治的精神要素,法律只有被信仰才是有效的;同时公民内心对法律的认同是其接受法律、践履法律的内因,而将法律认同与法制环境的有机结合,才能使社会主体的守法由可能变为现实。     

试论法治信仰

法治信仰是指主体对于法治极度信服和尊重并以之为行为准则.法治不同于法制,也不只是依法治国,是一种法律的理想体系.实现法治的精神要件在于法治信仰.在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要求人们信仰法治.法治信仰的内容既包括主体对法律价值的感受、体认与认同,也包括主体的权利意识、理想意识及守法精神.从而强调了法治必须被信仰,主体才能奉法而行.     

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依法治国中的价值

古今中外的法律文化交融是依法治国在中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的重要助力。追溯依法治国的文化源头,挖掘和传承中国传统法律文明蕴藏的理论和经验,纠偏近代以来“效仿西法”“抑古扬今”导致的传统法律文化虚无主义和东西方法治文明无法自洽的境遇,是当今学人责无旁贷的担当。从历史解说现实,以古鉴今,发掘传统法律文化对现代法治建设的可资借鉴之处,如“以礼入法、德主刑辅”与德法综合为治,“重民思想”与人本法治观,“家国同构”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贵和尚中”“无讼息争”与和谐法治,唯有如此才能使传统充满活力,才能固守依法治国之根本。     

从图案到装饰设计

长期以来图案一直是应用美术学科的主要基础课之一,但由于我国特殊的历史原因以及人们长期以来缺乏对图案学科的深入思考,导致图案教学内容的萎缩,致使图案教学难以适应工业时代的发展需要;然而现代“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的精神困惑,致使人们重新认识传统文化在当代艺术设计的现实意义;现代艺术设计愈来愈重视人文传统、自然、科技社会等综合利益的协调性和持续性发展。因此,在当代艺术设计体系发展中以“传统图案”和“现代装饰”为主要内容,并以“现代装饰”理念贯穿传统与现代的审美精神,在现代艺术设计的发展中创造具有中国民族文化特色的当代设计艺术,可以说是图案走向当代装饰设计的主要趋向。     

边疆少数民族法治文化认同：问题呈现与生成之道——以云南省为例

法治文化认同是指人们对法治这种文化形态的尊重、认可、接受和内化。边疆少数民族法治文化认同,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内容,对强化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具有重要意义。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复杂社会环境,以及阻碍法治文化认同的传统文化惯性、文化空间挤压、现实利益驱动等因素,使得云南边疆少数民族法治文化认同呈现出法律供给不足、经济发展滞后、法治观念淡薄、法治建设不力等现实问题。因此,着力于完善边疆治理的法律体系、边疆民族特色的普法宣传、保证公正司法与严格执法、发挥法治文化的作用机理,以此促进边疆少数民族法治文化认同普遍而深入的生成,是边疆治理现代化中的一项紧迫任务。     

背离与回归--易道模式下的"书坛现代派"批判

在书法发展史上,易道文化精神始终贯穿其中,保证了书法艺术的健康发展。然而,当代一些“现代派书家”却严重背离了易道精神,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否定汉字———对易道“意象”思维的背离;二、否定毛笔———对易道生命哲学的背离;三、否定传统审美观念———对易道“和合”原则的背离。由于这些背离,导致了“现代书法”的诸多弊端,因此不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在所难免。文化回归,精神回归,是中国书法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传统文化中道德和法治思想关系的探讨

以传统文化中道德和法治思想关系为研究对象,对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的优秀法治精神进行了深入研究,侧重研究汉语语境下法律思维的形成,就古代中国法治、德治思想以及向西方样本学习的内在关系进行了讨论.融合当代法学文化成果,将借鉴吸收西方先进法学文化与重新认识本国传统法学文化特点和习惯相结合研究,同时提出一些有益、鲜明、独到的建议.     

当代大学生法律信仰缺失原因及其培育

当代大学生是未来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培育其法律信仰,提升法律素质,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理性审视当代大学生法律信仰缺失现状,从传统文化、社会环境、学校教育和个人因素等方面探究原因。并从引导大学生对法律的认同、营造良好法治宣传环境、开创活跃的高校法治氛围等方面,提出推进大学生法律信仰构建的途径。     

儒家传统“礼”的演变及其当代价值

儒家传统“礼”通常被用来教化个人修养、协调人际关系、维系社会治理和服务国家统治。儒家传统“礼”不断接受洗礼,历经“礼”的萌芽与形成,“礼”的完善与宣扬,“礼”的传承与创新,其蕴含的进步思想对当今“治国理政”有着重要借鉴意义。从个人层面,儒家传统“礼”为培育公民优良品格提供了文化基石;从社会层面,儒家传统“礼”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激发当代和谐精神提供了重要启示;从国家层面,儒家传统“礼”为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提供了重要借鉴。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要对儒家传统“礼”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做到根植于民,坚持以文化人,培育民众优良品格;理路并举,坚定文化认同,推进社会和谐建设,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     

长征精神与当代中国政治认同的构建

当代中国政治认同的主要内容体现为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以及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长征精神源于红军长征的伟大实践,属于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范畴,是当代中国政治体系和政治价值形成的重要精神源泉。作为当代中国独特的政治文化,长征精神有利于激发爱国主义热情、坚定革命理想信念、培育实事求是精神以及贯彻群众路线,从而有利于推进当代中国政治认同的构建。     

刑讯根源之功能与文化探析

刑讯逼供是现代社会司法中存留的酷刑之典型表现,它是对人类固有尊严的践踏,是对法治的公然挑战。刑讯逼供之所以在现代司法中根深蒂固,除相关制度不完善的原因外,负载显示权力运作之社会功能是其现实的背景性原因,无“个体”与“自我”认同的传统法文化精神的浸润乃其内在的根源。     

论中国陆地边疆的法治文化认同

一般意义上的法治文化认同是指社会公众对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法治模式的尊重、认可、接受和内化。当前,中国陆地边疆因市场化、城镇化的加剧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口流动所造成的民族人口结构变化,多元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传统道德秩序的消解和改造,破坏社会有序化的分化、渗透、犯罪等边疆特殊性问题日益凸显。这就意味着置于边疆社会特殊的文化空间和法治环境之中审视法治文化认同,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基于边疆的实际情况,从边疆法治文化认同的背景、内涵、基本要求、作用机理、层次结构,以及在边疆治理中的价值体现等几个方面对中国陆地边疆的法治文化认同问题予以具体分析,可以看到以法治文化认同为突破口的必要性,其利于增强少数民族群众作为一名中国公民的国家认同以及由此而衍生的法律角色认同。     

古代儒学与当今法治

现代法治概念主要来源于西方社会,引进西方法治理念对于树立法治在中国的权威是必要的,但法治的完全西化却会使法治在中国因水土不服而名存实亡。儒学对国族文化有着深刻巨大的影响,从儒学之“仁”、“礼”入手,寻求传统文化之于现代法治建立的意义所在,有助于中国现代法治内在传统根基的建立。同时,古代儒学也因与现代法治的交互契合而获得新的精神内涵。     

梅山武术的当代生存危机与发展抉择

从“体育文化帝国主义”的视角以及“中西体育文化冲突”下的梅山武术传承和发展现状来看,“蛮”是梅山武术的精神要核,梅山武术的“文化悖谬”主要体现为文化传统与现实诉求的矛盾;传统精神与现代价值的差异是梅山武术生存危机的直接导因,社会基础的变迁是梅山武术现代生存危机的根本原因.升华梅山武术的现代精神价值理念,确立对梅山武术文化的认同与适应,重视传统的维系与超越是梅山武术传承与发展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