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祠乡约》所见元末西夏遗民的乡村建设

《龙祠乡约》是濮阳西夏遗民唐兀忠显、唐兀崇喜父子协同村中耆旧于元末至正元年（1341）共同制定的一部乡规民约。该乡约言简意赅，仅有1072字，但其所蕴含的伦理学信息却异常丰富。该乡约滥觞于北宋嘉祜二年（1057）吕大钧所定《蓝田吕氏乡约》，但颇有增损，尤其是乡约凸显了濮阳西夏遗民在乡村建设中提倡节俭、杜绝奢侈浪费、尚贤、乡社经济公开化、惩过奖善、务农富民等思想与举措，而且一度在河南濮阳西夏遗民中得到执行，流风所及，对于促进乡村建设、美化社会风气具有积极作用。     

他异性与独异性：从列维纳斯的伦理学到阿特里奇的文学理论

阿特里奇的独异性阅读理论,强调了文学阅读的事件性、创造性和操演性。独异性在阅读的操演中,作为事件而发生,创造出新的作品,也创造新的自我。因此,阅读本身也构成了文学作品之工作的必要组成部分。这种事件性的发生既是独一的,又是重复的,每次重复均有差异,不断的重复又确认了作品的同一性。这一“重复与差异”的过程,在阅读的操演中,就体现为读者对于作品创造性地操演、独异地回应,使得作品“常读常新”。这种创造性地操演和独异地回应,本身是一种伦理的阅读态度,是对于作品的负责。这种“阅读的责任”观受到了列维纳斯和德里达的重要影响,尤其是他们对“好客”之探讨的影响。负责和独异的阅读,就是一种好客的阅读,一种对于他异性的绝对尊重。不过,列维纳斯的伦理学与以阿特里奇和米勒等人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批评,并非完全适配,后者强调将文本视为他者进行伦理回应,却时常忽略或否定文学作品所指涉的文本之外的伦理,也即其现实维度和公共性。通过将列维纳斯的“第三方”等概念引入文学批评,或许可以调和阅读的伦理在“文本内外”之间的矛盾。     

“吕—朱乡约”与儒家公共伦理的新开展——一种儒家社群主义的视角

乡约可谓实现儒家政教合一理想的古代乡村建设运动。乡约制度变动不居,而万变不离其宗的是伦理教化。作为后世乡约蓝本的“吕—朱乡约”,贯穿着儒学的仁爱精神和伦理原则,始终强调社会和家族责任,注重以礼教提升个人道德,可以视其为一种儒家社群主义的理想与实践。“吕—朱乡约”以儒学价值建构道德规范,以教化的努力将儒家的伦理价值推广贯彻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促进儒学的教泽流行。其儒家社群主义理想以道德宣讲、互助相恤、伦理操练、公德培育等方式加以实践,突破了以往儒家伦理的家族局限,开辟了社群伦理的公共空间,发展出儒家伦理的公德形态,有重要的史鉴意义。     

河南濮阳新发现的元末西夏遗民乡约

在河南濮阳县新发现的西夏遗民文献《述善集》中收有唐兀忠显、唐兀崇喜等于至正元年 (公元 1 34 1年 )七月共同议定的《龙祠乡约》。全约共 1 5款、1 0 72个字 ,是我们目前所知最古老的一份由古代少数民族制定的乡规民约 ,弥足珍贵。乡约开篇概述了修约背景及其过程 ,言简意赅 ,除“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个大的方面外 ,还明确提出立学校、建讲室、请儒师、建夫子庙堂、严禁赌博等多方面的内容 ,完善公允 ,成为当时人们观摩、仿效的对象。乡约以北宋吕大钧的《蓝田吕氏乡约》为蓝本 ,但多有变更 ,更注重于社会实践 ,从中不难看出程朱理学及元代许衡理学思想对西夏后裔的深刻影响     

地缘政治变迁与旅行叙事的现代主义转向——以《在中国屏风上》为中心

20世纪旅行作家利用现代主义文学策略，叙述对于剧烈地缘政治变迁的主观经验，使旅行叙事成为严肃思索现代性后果的写作模式。发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的《在中国屏风上》是旅行叙事“小说化”革新的开端。毛姆借助叙述视角的有限性，以及“漫游者”对视觉现象的批判性意识，打破了以往游记控制意义生产的独白式描述。以乡村性为基点的本真中国的操演，改善了毛姆关于战争和意义断裂的现代性体验。然而，怀旧与现代性的同源性意味着毛姆对现代性不可逆性的承认，并以世界主义作为伦理回应，从而实现旅行叙事在20世纪新的文化目的。     

论休闲中的人际交往及其伦理构建

休闲在人际关系中展开,通过人际互动体现出人的"类"本质,实现"群体"的共在。理想性的休闲应是人际性的回归,使人际关系全面展开,是人际交往的生动空间,是人际和谐的构建模式。然而,现实生活中的休闲交往出现了特权化、功利化、唯我化、虚无化的异化状态。要形成休闲交往的良性秩序,就应建立平等和谐的休闲交往关系,完善休闲交往主体的角色责任体系,推行文明的休闲交往礼仪规范。     

村庄红白喜事中的人际交往准则

村庄内部的红白喜事越来越成为村庄人公共交往的一种形式。村庄人在红白喜事中的人际交往不仅要遵循着“关系”准则 ,根据不同的村落社会网络关系相应采取不同的人际交往行动 ;而且要执行一定“人情”标准 ,从而维持着人际交往的连续性与平衡性 ;同时 ,村庄红白喜事中人际交往又要满足村庄人情感交流与社会互动的现实需求。     

"虚拟社会"的人际交往及其调适

虚拟社会的人际交往是以网络为中介进行的 ,它与现实社会的人际交往显然不同 ,开放、自主、平等、间接、匿名等是其突出特征。网络在给人类带来进步的同时 ,也带来诸如人际交往失范、人际情感疏远和人际信任危机等负面影响。因此必须重视网络人际关系的调适 ,从普遍交往伦理规范的确立、法规的建设、教育与监控、心理援助、个人自我调整等方面对网上交往行为加以约束和调整 ,以促进虚拟社会人际关系的和谐 ,维护人际交往的秩序     

《离骚》“西皇”非“少皞”而“西王母”考

将《离骚》“诏西皇使涉子”中的“西皇”解释为“帝少皞”是不正确的,这样解释既不符合战国时期学术发展的顺序,也与屈原的思想感情及历史观以及少皞的活动地域相矛盾。“西皇”应是“西王母”,这样作解既与前文在情节结构上相合拍,又符合当时的祭祀风俗和时代背景,同时与诗人深挚的爱国恋乡情感相一致,并为破解“求女”的喻意提供了重要线索。     

《礼记》的元话语论析

“中”、“和”、“诚”、“时”作为“正心”的内位标准和行为指数体现为儒家具体的元话语形式，为现实的伦理行为提供指导依据，促使君子主体能够从自己所处的客观化伦理关系境域出发，根据自己的身份交际体验变化保持一种恰当的伦理交际状态。儒象的基本话语以仪节为主要表征，实际上就是《礼记》繁杂的礼仪系统中按照一定元话语规则制定的礼仪语法体系。     

新生之力、差异形象与影像游牧——乡村主位视频的力本论考察

乡村主位视频以社区影像和短视频/移动直播为主，它对乡村生活世界的直观暴露将乡村带入全球化的交互之中，绘制了挣脱传统束缚的“逃逸”新路线，搭建了跨越地理边界的游牧性空间。在德勒兹的力本论的视野中，乡村主位视频是技术进步赋予的“所能”与原始的“所愿”共构的新生之力。差异形象是这种力的“可见性”,通过充满相异因素的乡村质料被影像“看和说”。它也是这种力的“谋略思想”,促使人的力量与影像的力量相结合，推动乡村主位视频多元生发，创造了新的生命情境——影像游牧。乡村主位视频呈现了极富差异的渐变的情感表达和欲望生成，喻示某种存在方式的建构和乡村主体性的回归，进而构成微观的生命哲学和游牧政治。     

网络人际交往的伦理困境

网络空间为人际交往提供了不同于物理空间的虚拟场所。网络数字化、符号化表现出的虚拟性特质遮蔽了人们的真实面目,使人际交往陷入伦理困境。具体表现为:网络身心分裂导致自我同一性的丧失;网络人与人的疏离加剧,加深了群体认同危机;自我与群体的认同危机带来多元价值观的泛滥,这也是“去中心性”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在网络空间施展的结果,缺乏同一性、普遍性的道德原则、规范的规导,交往行为势必走向无序。     

乡村命运共同体的集体记忆与认同——基于“口述乡村”系列故事的考察

乡村命运共同体是在乡村场域下经历共同的命运而连结在一起的具有共同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的群体集合。具有相似社会情境的乡村命运共同体成员构建了以命运交织为核心的集体记忆网络，而被建构的集体记忆又会反过来作用于命运共同体的整体发展。通过深入田间地头对一线扶贫干部、乡村致富带头人和企业帮扶人员三大群体进行口述故事采写发现，要将以个人口述为核心的个体叙事转化为以乡村记忆为核心的集体叙事，一般会经历“命运共连—共同感知—集体建构”三级层层递进的行动路径。在内心情感激活、外在榜样塑造以及内在认同规训三层机制推动下，乡村集体记忆能够对共同体成员的个体行为产生形塑和强化作用，进而延续个体对乡村的时代记忆。这种具有社会整合与创造功能的乡村集体记忆需要在乡愁中重塑新内涵，在口述中通过社会传递和代际传递机制进行传承，在文化中实现精神价值向实践价值的转换，并在育人中实现记忆传播，最终为乡村振兴赋能。     

以家族伦理重释性别文化--严歌苓《妈阁是座城》与张翎《阵痛》之比较

严歌苓的《妈阁是座城》与张翎的《阵痛》两部小说以家族伦理寓言神话,女性情感体验与历史记忆,对两性个体人性的复杂嬗变进行批判与反思;两部小说诠释纯洁的母性关爱伦理是人类“完整的人”的人性善根,男性“大我”赌性顽疾和着金钱物欲的变异对现世代人性的破坏力。从家族基因遗传对民族性与人类性进行开掘,呼唤现世代人类心性的“母性归属”。以母亲强大自我内在性的、超验性的人性张力,揭示母亲以大地般的坚韧与顽强、博爱和圆融,迸发出的母爱精神的“永恒能量”。     

中国传统丧祭礼仪的伦理意蕴

在中国传统礼仪制度中,丧祭礼仪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为死者举行丧条礼仪,既是儒家伦理文化”终始俱善”的要求,也是后人孝敬和尊重祖先的表现.家庭和家族成员以不同的身份在丧祭礼仪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承担着不同的责任和义务,由此促进了仪式参与者对家庭和家族共同体伦理关系以及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理解与认同.丧条礼仪是道德濡化的重要方式,有利于社会良好道德风尚的形成.丧祭礼仪既是展示孝道的过程,也是孝道濡化的过程,丧祭礼仪内蕴的对祖先的报恩伦理和孝道伦理,能够给礼仪参与者以道德情感上的激励.     

《周易》对于儒家哲学当代重建的启示——关于“重写儒学史”与“儒学现代化版本”问题的思考

《周易》对于儒家哲学建构的意义,可称之为“两度映射”：一是《周易》文本的形成与儒家哲学在中国社会第一次大转型时期（先秦）即轴心时期的原初建构之间,具有历史的同步性和逻辑的同构性。为此,须“重写儒学史”——重写先秦时期的易学史、儒家哲学史。二是上述建构过程与儒家哲学在中国社会第二次大转型时期（当代）即所谓“新轴心期”的重建之间,也存在着逻辑的同构关系与历史的再现关系。具体来说,《周易》文本的形成过程乃是观念形态的这样一个转进跃迁的过程：《易经》古歌的本真生活情感;《易经》占辞的神性形上学、《易传》的理性形上学;《易传》的形下学（伦理政治哲学）。这一过程开显了儒家哲学的当代重建的典范进路：由当下生活情境及其仁爱情感显现的大本大源出发,去重建儒家哲学的形上学、形下学。这才是典范的“儒学现代化版本”。     

《在西藏学礼仪》一书出版

我院教师张力凤、赵胜启合著的《在西藏学礼仪》一书已于2006年11月由中国藏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在西藏学礼仪》一书共分十四章,分别为称呼礼仪、介绍与握手礼仪、交谈礼仪、服饰礼仪、聚会礼仪、馈赠礼仪、接待与拜访礼仪、商务交往礼仪涉外礼仪、通讯礼仪、出行与乘车礼仪、公共场所礼仪、大学校园礼仪和西藏旅游礼仪。在系统介绍祖国内地和国际通用的礼仪习俗文化的同时,比较全面地介绍了西藏人民在生产生活中约定俗称的礼节、礼俗、行为习惯,在西藏地区从事各类活动必须遵守的礼仪行为规范。这些内容,有的穿插在公共礼仪文化的介绍之中…     

伦理的实体与不道德的个体

在道德哲学体系和现实的道德生活中,存在一个伦理一道德的悖论:伦理的实体与不道德的个体。在道德哲学中,这一悖论已经概念地潜在,它以伦理的善与道德的善的价值冲突的形式表现。在现实中,这一悖论造成了20世纪严重的文明后果和灾难性的道德悲剧。道德哲学体系与伦理精神,应当完成两次辩证转换:一是由个体到集体再到实体的辩证转换;二是由实体到主体的辩证转换。与此相联系,个人主义便具有两种道德哲学形态,即个体个人主义与实体个人主义。集体的形成,必须扬弃个体个人主义,伦理性是集体中的否定因素,只有将集体发展为实体,才能真正解决个体与整体的矛盾。集体上升为实体的必要条件是精神,准确地说是“单一物与普遍物统一”的伦理精神。由实体上升为主体的真义,是实体作为“整个的个体”行动,从而不仅具有实体的伦理性,而且具有作为“整个的个体”的道德性。完成这个转换的关键,是将“道德世界观”推进为“伦理世界观”,形成实体的“伦理世界”的“道德世界观”。实体向主体辩证转换的道德哲学实质,是扬弃实体或集体个人主义。     

人的“神圣性”的根源——兼评芬格莱特眼中的孔子思想：人是礼仪的存在

芬格莱特认为礼学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人的神圣性来源于礼的神圣性。但是芬格莱特忽视人之真切情感与道德价值实现的内在关系,把人之真切情感的剖析视为“心理学偏见”而有意避免,因此他对人和礼的理解存在抽象化的缺陷。孔子把礼仪理解为情文的统一,他认为礼仪规范必然与人的自然情感和道德自觉密切相关。正如芬格莱特所理解的,孔子的“礼仪”既是对理想人格的塑造,也反映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人之遵循礼仪,就是自身价值和神圣性的不断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芬格莱特把孔子的思想归结为“人是礼仪的存在”是有根据的。     

传统人际伦理变异与权力寻租及其矫治

中国社会是一个以熟人社会为基本特征的社会。“熟人”待统中的人情、面子与权力的三要素的运作逻辑,在当下人际交往中发生扭曲性交换,并进而产生人际伦理的变异与权力寻租。因而实现人际伦理良性发展的关键在于正确认识“熟人”传统。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层面探讨人际伦理矫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