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志怪小说的界定与价值

一、珍惜志怪小说这份文学遗产作为古小说的一种类别,志怪小说似乎一直受到歧视或批判,唐代刘知几在《史通·杂述篇》中说“求其怪物,有广异闻,若祖台《志怪》、干宝《搜神》、刘义庆《幽明》、刘敬叔《异苑》,此之谓杂记者也”。列举了他所认为这一类作品之中影响较广的一些代表作。接着他进一步就题材内容有所分类,肯定了“若论神仙之道,则服食炼气,可以益寿延年;语魑魅之途,则福善祸淫,可以惩恶劝善”。继而,他说“及谬者为之,则苟谈怪异,务述妖邪,求诸弘益,其义无取”。实际上,他除了对服食求仙以及因果报应这两类作品给予高     

《送薛存义序》

<正>河东薛存义将行,柳子载肉于俎,崇酒於觞,追而送之江浒,饮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佣乎吏,使司平于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岂惟怠之,又从而盗之。向使佣一夫于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盗若货器,则必甚怒而黜罚之矣。以今天下多类此,而民莫敢肆其怒与黜罚者,何哉?势不同也。势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达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     

论法称对陈那因明的改造和发展

陈那,是中古印度逻辑之父,法称则是继陈那之后的又一逻辑大师,近代以来,国际上一度形成了法称因明(主要是《正理滴论》)的研究热潮,并逐步影响到我们国内。早在20年代,欧阳竟无在其《正理门论叙》一文中就认为,因明研究“应祖陈那而宗法称”,“后有作者,必胜于前”,又认为二者之说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只不过是“克实”和“求备”之异。吕澂著有《佛家逻辑——法称的因明说》专文(刊于《现代佛学》1954年2—4期),霍艳晦论文《陈那以后佛家逻辑的发     

《匹克威克外传》的幽默

世界著名幽默小说家狄更斯二十三岁时,凭着《匹克威克外传》一举成名,成为维多利亚时代文坛之魁。不但当时英美读者疯狂地醉心于它,直到今天,《匹克威克外传》还是公认的世界名著。匹克威克在英国至今仍然是家喻户晓的人物。狄更斯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他的小说始终以城市下层人民生活为背景,以幽默的笔调高标于世。他的幽默风格中熔铸着深厚的人道主义理想和对现实的批判精神。因此使人哀而不伤,怨而不怒,这种风格曾经给他赢得了从上流社会一     

苏轼“寓意于物”论与儒道佛思想

苏武在11世纪提出了“寓意于物”的美学思想。他在《宝绘堂记》中说:“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他认为留意于物,滞留于执求物欲,贪得无厌,会招致祸患。寓意于物,寄托情意于物,不是停留于意欲占有此物,就能使人怡悦,而不会产生祸患。他在这里借对于书画艺术的审美态度而泛论人生态度。从审美学的角度来看,则可以看到,苏轼提出的“寓意于物”论,涉及了审美态度最重要的特征:它是非物质功利占有的、寓寄情意、使人怡悦的观赏态度。苏轼这种观点,比康德早了七百多年,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苏轼关于“寓意于物”的这一美学思想,是…     

论《桃花扇》对杨龙友之偏重与扭曲

孔尚任自己在《桃花扇·试一出<先声>》中,借老赞礼之口,宣称此剧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桃花扇》问世以来,人们也一直是如此看待、如此评价此剧的。如果离合之情是经,那末兴亡之感就是纬了。离合主要指侯方域、李香君的相识、定情、分别、思念等,规定情景是杨龙友在里面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兴亡之感则涉及了全剧所有的     

权说文学与牢骚

文学与牢骚的关系,至为密切。不过,并非牢骚就是文学,文学就是牢骚。这里所说的牢骚是有前提的,所以题目加“权说”二字。韩愈曾说过:“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送孟东野序》)欧阳修也说:“盖世之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梅圣俞诗集序》)我们所说的牢骚,是指不平之鸣;而且这“不平”倾泻了内心感情的“郁积”。类似的看法,在国外     

试论张载对元气论自然观的页献

本文试图从辩证法角度研究元气论自然观的逻辑发展,认为先素——阴阳离合说(察类),汉唐——阴阳矛盾说(求故),宋至明清——气虚统一说(明理)。并着重探讨了张载对元气论自然观突破性的理论贡献:第一,他注意研究气化的规律,提出了类似于现代物理学场的气范畴规定,以及与场论、质能转化等现代科学相类似的见解;第二,他在元气论基础上,运用“体用不二”和对立统一原理,对“有无(动静)”之辩作了出色的总结。张载的元气论也有理论缺陷,但不能说他是一个二元论者。     

从“皇帝下海”谈起

下海之事,古已有之。东汉皇帝刘宏,可说是“下海”者的开山鼻祖。据史书记载,他“作列肆于后宫,使诸采女贩卖,帝作商贾服为东。”“列肆”者,即今之“商场”也;“商贾服”,乃“工作服”之雅称也。其后,晋惠帝司马衷也醉心于摆摊设点,小本经营;惠帝之子也子承父业,热衷于杀猪卖酒……堂堂一个皇帝,由着性子去“练摊”,是兴之所致?还是为钱所驱?我想,     

《仪礼》乐制初探

《晏子春秋》曰:“乐亡而礼从亡,礼亡而政从亡。”“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音乐关系着政权之存亡,社稷之安危。人们“审乐以知政”,通过乐来了解国政,了解国民的精神面貌和社会风尚。究其本源,音乐不仅粉饰装璜着统治者的礼制,更主要的是音乐负载着亲疏贵贱长幼男女的宗法等级制。本文的目的也即通过《仪礼》中有关乐制的论述来说明周朝音乐与其宗法制度的某种联系。     

古代昭君题材的历史流变

汉乐府《昭君怨》到《后汉书.南匈奴传》的一系列作品从各个角度逐渐完善了昭君的故事,并形成“昭君怨”的基调,奠定了昭君题材的文学母题;从南北朝到唐宋,文人们从不同角度和层面进行阐释和创作,扩充和发展了“昭君怨”这一母题的内涵;元代的马致远则创造性地接受了前代的影响,创作出杂剧《汉宫秋》,奇妙地兼容和深化了昭君题材的丰富意蕴,成为经典原型之作,深刻影响着后世的创作。     

《孟子·梁惠王下》首章“王变乎色”的现象学考察

孟子见于齐王(齐宣王),问询齐王是否“尝语庄子以好乐”,齐王听闻此语瞬间“变乎色”。这一强烈的身体反应,是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东汉赵岐等认为齐王的“变乎色”是一种“怒”,“愠恚庄子道其好乐也”;南宋朱熹认为是一种“羞惭”,“惭其好之不正也”;元人陈天祥认为惭、怒兼而有之,“惭者,惭己所好之不正而为孟子所知;怒者,怒庄暴不为己隐辄以告孟子也”。从羞怒心理的产生来看,一是缘于齐王有基本的道德心,“好之不正”给他带来了强大的精神压力;二是因为庄暴的告知,使孟子作为“他者”登场,造成齐王在孟子面前产生羞愧心理;三是孟子作为外国嘉宾及贤者身份,使齐王经由“回返自身”而感到羞怒。从“王变乎色”这一现象,既可以看出齐王作为一国之君的政治品性,又可以看出政治生活中公理与私欲之间的张力,还可以看出古典政治观念中的“王道之阶”之所在。“好乐”之“乐”字,宋人陈善、清人阎若璩等读作“悦乐”之“乐”,但孟子所谓“今之乐由古之乐”属于对齐王的开导诱掖,是权变之辞,属“救时之急务”,其根本的政治追求依然是劝导国君与民同乐,推行王道。     

《左传》对鬼神妖异的批判

钱锺书先生《管锥编》有一段论《史记》的话: 黑格尔言东土惟中国撰史最夥,他邦有传说而无史。然有史书未遽即有史学,吾国之有史学,殆肇端于马迁欤。(251页)黑格尔这句话说得很有道理。比如印度吧,它当然是东方文明古国,可是它却没有古史。有名的史诗《摩诃跋罗多》和《罗摩衍那》,尽管保留了很多可贵的史料,可是这两部毕竟是文学作品,包括不少的神话、传说,正如古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和《奥特     

中国象战早于印度说

<正> 在苏加诺总统藏画中,有一幅泰国的《象战图》。中央电视台《世界史画廊》说,用象于战阵曾盛于南亚、东南亚是不错的,而谓象战始自该区诸国则误;因为史册记载最早的象阵出现在中国。《吕氏春秋·乐初篇》言,“南人服象,为虐东夷”,周公旦南征,破其象队,追击至于江南。这事虽不见于他书,而《史     

孙中山的对外开放思想——纪念孙中山先生一百二十周年诞辰

<正> 孙中山先生毕生尽瘁于中国的民主革命事业、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努力使国家独立富强。他曾设想过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怎样建设中国。在他的《建国方略》等著作和一系列讲演中,对中国的经济、文化发展描画了一幅宏伟的蓝图。他极力主张对外开放,适应世界潮流,加强国际联系,积极引进外国的资本、专业人才、科学技术、管理知识,利用国际上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成果,加快中国的建设速度。孙中山把这一思想称为“开放主义”。他说:“今欲急求发达,则不得不持开放主义。利用外资,利用外人,皆急求发达我凰家之故,不得不然者”。“仆之意最好行开放主义,将条约     

张载在宋代理学的地位重探

如所周知,宋代理学的道统是由朱熹所建构。从此以后,濂、洛、关、闽之说深入人心。其实周濂溪本无籍籍名,只因为朱子欣赏他的《太极图说》,又因为他在二程年轻时做过他们的家庭教师,于是被尊为宋代理学的开祖,此后并无异议。然而程伊川作《明道行状》,却说他泛滥于诸家,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明道也说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可见洛学才是真正的正统。张横渠的情况最为令人困扰,在行辈上是二程的表叔,但门人作行状谓横渠学于二程。虽为伊川所弹正,却已形成先入之见,不易改正。当代又因横渠喜言气,而比附于唯物论,徒增缭绕。一直到牟宗三先生著《心体与性体》,阐明横渠的思想“天道性命相贯通”,有超越层面。又指出明道一本之论与伊川理气二元说有重大差别,朱子继承的是伊川的形上学,这才得以正本清源。然还不免重点过分放在心性论而旁置宇宙论,对横渠思想的诠释尚有一间之隔．有待澄清,故有本文之作。     

白雨斋论词的“楚辞”尺度

清代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多次提到楚辞、屈原、《离骚》,仅自序就有五处这不仅引起了我们的极大兴趣,而且也使我们惊奇地发现:作者反复论及楚辞的深层含义在于:他找到了一把具有权威性的评判“标尺”,一个高屋建瓴、指陈得失的有力“武器”。一客观基础白雨斋论美成词说,“其妙处,亦不外沉郁顿挫。顿挫则有姿态,沉郁则极深厚。既有姿态,又极深厚,词中三昧亦尽于此矣。”(卷一)而在“沉郁”、“顿挫”、“深厚”三项之中,又以“沉郁”为本,“作词之法,首贵沉郁,沉则不浮,郁则不薄。”(卷二)他还对“沉郁”作过具体的阐发,说碧山词“无处不郁,无处不厚。反复吟咏数十过,有不知涕之何从者”(卷六)。从自雨斋的研究对象——词的基本体性来看,柔媚软艳、婉约蕴     

沙堤小证

沙堤系指唐长安铺有沙子的路面,前人虽时或提及,但仍有未详之处.试一证之,或有补于唐长安研究。一、沙堤的始置时间。据《唐会要》卷八十六《道路》条:“天宝三载五月,京兆尹肖炅奏请于要道筑甬道,载沙实之,至于朝堂。从之。九月,又奏广之.”肖炅奏后,当即付诸实施,初嫌窄,未铺盖整个路面,至九月后又加宽,是否铺盖整个路面.也不能遽断。可     

谭嗣同《狱中题壁》诗直解

谭嗣同被捕下狱,曾题诗于狱壁云:“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说:“谭浏阳狱中绝笔诗,各报多登之……所谓两昆仑者其一指南海,其一乃侠客大刀王五”。在《谭嗣同传》一文中他又指出。“(绝笔诗)盖念南海也。”何泽翰则以客观研究者的身份对谭诗作了细致的剖析,提出了“昆仑为两奴说”(其文见《社会科学战     

对《读〈封建论〉的疑问试解》的几点意见

对柳宗元的杰作《封建论》中“秦之事迹”一节,目前有不同的解释。《黑龙江大 学学报》第一期上的《读〈封建论〉的疑问试解》(以下简称《试解》)认为只有“酷 刑苦役而万人侧目”才是论秦政之失,头几句都是讲秦政之得,对此我有几点疑问,提 出来与《解》作者商榷,并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一)“秦之事迹”一节是“详细论述”郡县制呢,还是讲秦政之失呢?这得从上 下文的逻辑关系加以判断。 中唐时期,那些拥护藩镇割据势力的复古派,吹捧所谓商周之治,把分封制下的一 个个独立王国,美化为“私其土,子其人……施化易也”的理想国;另一方面则攻击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