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总湖南分署善后救济机制探析

抗日战争结束后,寇灾和接连不断的天灾人祸,严重破坏了湖南社会和经济的基础,有近千万人亟待救济,被破坏的各行各业亟待复原.战后成立的行总湖南分署承担起湖南善后救济的职责任务.在行总的领导下,不断调整完善组织机构,整合善救资源,协同多元主体,利用联总捐赠的物资开展多种形式的善后救济业务,逐渐形成了"轻重缓急""寓救济与善后""摸石头过河""多元协同"的善后救济机制,挽救了数百万灾民的生命,奠定了农业、交通、医疗卫生、工业、社会福利等发展的基础,基本完成了善后救济任务.当然,受限于特定的历史环境,行总湖南分署的善后救济机制中也存在一些不足,诸如未建立善后救济辅助体系,缺乏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自主权不足等等.     

行总湖南分署与战后湖南卫生医疗的善后救济

抗战胜利后，行总湖南分署在湖南卫生医疗机构遭受严重破坏、卫生医疗系统近乎瘫痪的情形下，利用联总等捐赠的物资，在卫生医疗机构的修复和新建、医疗救济、卫生防疫、医护人员培训等多个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善后救济，推动了卫生医疗机构的复员和发展，缓解了医疗供需关系紧张的窘境，遏制了疫疠的大范围传播，医治了数以万计的灾民和过境难民。这些不俗成绩的取得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行总湖南分署探索出的轻重缓急的善救策略、寓救济于善后的善救模式和多元协同的善救机制。     

抗战胜利后青岛区的社会救济与社会恢复——以鲁青分署为中心的考察

抗战胜利后,社会救济和重建的任务艰巨而迫切.设在青岛的鲁青分署围绕急赈、特赈、以工代赈等救济形式,开展了积极的社会救济和善后重建工作.青岛区是山东省最先实施救济的地区,自始至终都是分署工作的重心,社会多方由此受益.但由于受国内政治等因素制约,分署不得不同时应对抗战救济和内战救济两大任务,疲于紧急救济,以致善后成效有限.     

试论战后“联总”对华耕畜援助

抗战时期中国农村耕畜损失惨重,迫切需要补充.战后,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CNRRA)向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申请耕畜援助,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将骡子作为大规模耕畜援助的品种输入中国,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接收并短期饲养了骡子.随后,在双方的共同配合下,骡子被分配给山西、河北及平津地区的农民及农业团体,用于农业生产.在申请、接收、饲养、分配骡子的过程中,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与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既有合作又有龃龉,前者作为援助方掌握了物资供给、分配的主动权;后者则因情势所困,处于被动地位.双方关系不和,影响了援助事业的展开.以骡子援助中国是战后大规模外援的一个极小案例,却可以折射出许多深层次的历史内涵.     

蒋廷黻对创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贡献

蒋廷黻作为战后中国善后救济事业的领导者,代表中国政府参加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创建工作。在此期间,他先后参加了《联总协定》的签字仪式、出席联总成立大会、积极递交议案、参加座谈会、举行记者招待会和发表广播演讲等重要活动,并通过不同方式,阐述了有关的主张,包括联总的使命、战后中国的需要、动员美国多出力等方面。蒋廷黻为联总的顺利诞生及促使它对中国进行大力援助发挥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与平江惨案的善后

平江惨案的善后事关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否稳固存在,也考验着六届六中全会确立的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权威。基于历史与现实的考量,毛泽东高度关注平江惨案,并从政治的高度加以剖析,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加以应对,主导了事件的善后,使善后工作有序推进,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智慧,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应对突发性反共事件的能力,为日后巩固和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打退国民党的反共高潮积累了宝贵经验。同时通过事件的善后强化了全党对党内“左”、右倾思想的危害及其顽固性的认知,为加强党的建设凝聚了共识,指明了方向。     

国民军与善后会议

1925春,段祺瑞为使自己重新当政合法化,在北京召开“善后会议”。该会实质上成为各派政治势力分赃攫利的场所。以冯玉祥为首的国民军,以其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与段祺瑞执政府合作又斗争。这一切都是冯玉祥及国民军军阀政治的重要表现。     

善后大借款债票发行之分析

善后大借款合同签订之后,袁世凯政府取得列强的支持和欧洲投资者的信任,使得债票在国际金融市场上顺利发行,但出现了按合同应当负担债票的日本和俄国实际上不拥有任何债票的现象。债票实际分布与书面规定存在的这种差别,是因为善后大借款成立前后,欧洲局势的激化,列强进行了东亚地区战略的一系列调整,英国、法国为了拉拢日本、俄国,不惜损害自身利益,承担了大部分债券发行,而日本、俄国则无需投入资金,各获得１／５ 的特权。从善后大借款的债票发行情况来看,在中国的近现代的外债偿借活动中,列强的政治目的要比经济目的强, 它们往往运用政府行为来控制、调整借款,基本根据自己的政治利益展开对华借款,不仅谈判过程如此,在债票的发行上也同样如此     

清末新疆善后局刍议

19世纪70年代,左宗棠奉命带兵收复新疆,在此过程中,针对新疆政治混乱、经济衰败的局面,设立了临时性机构抚辑善后局。该局的设置,使收复后的新疆政治趋于稳定、经济得以恢复,并且为1884年新疆建省奠定了基础。同时,该局的设立也改变了清代管辖以来新疆各地官员民族成分的构成,对新疆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辽宁国有企业改制善后资金的筹措问题——资本市场融资角度的分析

国企改制善后资金的筹措问题能否很好地解决,不仅会影响改制进程,甚至会影响社会稳定。国企改制所需的善后资金不可能全部由政府和企业负责,需要多渠道、多途径加以筹措解决。本文结合辽宁国有企业改制的实际情况,拟从资本市场融资的角度探讨筹集国企改制善后资金的可行性和相关对策。     

公司僵局的司法救济

我国现行《公司法》第182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初步构建了司法解决公司僵局的制度。但司法救济途径仅规定强制解散公司,而未规定法院受理公司僵局纠纷的条件、强制解散的具体适用情形,以及恶意诉讼等。立法的滞后导致公司僵局纠纷之救济未能形成一套完整的救济体系。通过对公司僵局纠纷案件的案例研究,分析现有救济途径的不足,探讨公司僵局救济的新路径。     

非政府社会救助：社会救助主体多元化的必然选择

在我国社会救助的主体结构中,政府固然是第一责任主体,但受政府财力所限,政府救助存在许多盲点,有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游离在政府救助的保障网之外。从我国人口众多、经济尚不发达的国情出发,帮助社会困难群体的职能不能只由政府单独承担,应发挥各方面的力量,使社会救助逐渐形成由政府包揽过渡到政府和非政府力量共同参与的社会机制。     

上海市社会救助信息管理系统的开发

“上海市社会救助信息管理系统”将社会救助和保障信息的保存、查询、个性和分析等功能集合成一体,由三给管理软件操作系统（街道乡镇、区县和市）和两级计算机网络系统（区县网和市网）构成,整个软件系统基于Ｐｗｉｎ９５、Ｐｗｉｎ９８、ＷｉｎｄｏｗｓＮＴ操作平台,采用ＶＦＰ５．０编制而成,该系统操作简便,安全可靠。     

论环境侵权救济制度的内容与体系

从辨析救济类型、救济方式、救济途径三个概念及其关系入手,廓清了我国环境侵权救济制度应包含的基本内容,即环境侵权民事救济制度、环境侵权行政救济制度和环境侵权社会化救济制度,进而提出了构建一般法和特别法两个层次的环境侵权救济法律体系的设想。     

公民环境权的权利性质及救济途径

公民环境权是在生态危机的情况下产生的一种新型权利,它应该是一项公法意义上的权利,是一项宪法权利。要对公民环境权这一宪法基本权利进行有效的救济,只有承认宪法在司法领域的直接效力。     

公民社会权与权利救济模式的结合

为有效保障公民社会权,针对公民社会权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运用公民社会权以及权利救济的相关理论,对公民社会权与权利救济模式结合的可操作性进行分析。分析认为,这种结合不仅有利于权利救济模式的建立健全,而且更主要的是有益于公民社会权理论的充实完善、法治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公民社会权的真正实现。     

试论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的慈善活动

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慈善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参与力量多种多样,而济贫动机也日益复杂。尽管这些活动的济贫成效极为有限,但它在客观上缓解了威尼斯的贫富矛盾,调解了阶级间的关系,对促进经济发展和政局稳定作用巨大。     

网络言论侵犯隐私权的法律防范与救济

分析指出,网络言论侵犯隐私权是一种新的侵权方式,它使公民隐私权的外延扩大,从而受到更多形式的伤害。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的隐私权,必须进一步完善法律机制,从法律防范与救济角度作深入地有益地探讨。     

投票委托书瑕疵征集及其法律救济

对投票委托书瑕疵,国外有诉讼救济和诉前禁令等救济方式,而我国对此无规范的救济方式。通过比较研究方法,认为我国应针对投票委托书瑕疵的具体情况分别建立救济机制:如果瑕疵征集尚未结束,被征集者可向人民法院申请诉前禁令,禁止征集的继续进行;如果瑕疵征集已结束,则被征集者可通过撤销或确认无效之诉来阻止决议的执行。     

后续损害的救济路径探析

后续损害处于合同法和侵权法的交叉地带,其法律适用和救济路径在各国及我国存在着差异和争议。对后续损害的救济不能简单地适用违约责任、瑕疵担保责任或侵权责任,因为后续损害具有相对独立的特性,应区分瑕疵物本身的损害和瑕疵物导致的其他损害等不同情形,选择适用或配合适用不同的法律规范,才能达到充分救济受害人的目的。我国《侵权责任法》实施后,虽然提供了统一的侵权责任救济路径,但这种弥合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之间的差异、扩张侵权责任的做法值得反思,给司法裁判带来的变化有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