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经翻译和西方《圣经》翻译的启示

中国的佛经翻译和西方的《圣经》翻译都是古代翻译活动的主流,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远的影响。通过对比发现,中国的佛经翻译和西方的《圣经》翻译都经历了直译、意译、直译意译有机结合的有关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的争执和演变。这些相似的演变历程反映了翻译的种种困难与矛盾,揭示了与语言和文化紧密联系而又超越不同语言和文化系统差别的翻译的本质问题和基本规律。     

翻译文学与新时期话语建构——评赵稀方《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新时期卷》

赵稀方的《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新时期卷》突破了一般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的书写方式,开创又一新的方向。全书借用赛义德"理论旅行"的理论,注重翻译文学在中国新时期话语建构过程中担当的重要作用,考察了西方文化、文艺思潮在经由翻译进入中国新时期历史文化场域的具体环境中所遭遇的移植、转移与再创造。翻译事实上主要是由中国内部的历史原因决定的,反映了中国自己的文化选择和内部的文化冲突。     

翻译伦理观下的中国特色词汇翻译

翻译是一项积极的伦理交往活动。作为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伦理站在对翻译进行价值评判的角度,探寻差异性文化交流的最佳切合点,以达到文化交流中最大限度的沟通与理解。中国特色词汇承载着中国特定的历史与民族文化。文章结合切斯特曼的基本翻译伦理模式从四个方面探讨了中国特色词汇翻译中译者应遵循的伦理模式,为差异文化对话、互渗、共生道路的寻求做些尝试。     

旅游景点名称的翻译与文化缺失

从分析中国著名旅游景点“黄山”一词的翻译,反映当今旅游景区和景点译名的不规范,文化缺失现象严重,指出旅游翻译要注重文化因素,译名要尽量表达出景点的文化内涵。     

文学翻译之我见

文学翻译的意义在于文化和艺术的传播,因此文学翻译在进行语言转换的同时,应注重语言所反映的文化和艺术内涵.文学翻译者在熟练驾驭两国文字的同时,必须具有双文化乃至多文化的知识,特别是对两种语言的民族心理意识、文化形成过程、历史习俗传统、宗教文化等有深厚的了解,才能掌握好再创造这个灵魂,把文学翻译变成翻译文学.     

析汉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

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入手,在明确文化负载词定义的基础上,指出汉语文化负载词在当前国际形势下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的重要性,进而剖析了汉语文化负载词的各种成因,并提出适合于当前国际文化交流和翻译过程中出现的汉语文化负栽词的实用翻译策略。在对翻译策略的解释说明上,通过多则能够反映中国文化特色的汉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事例,展示了各种汉语文化负栽词翻译策略的实用翻译范围和意义,旨在使汉语文化负载词在翻译过程中既保留民族特色、传播民族文化、避免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误解,又能满足跨文化交际的需求,利于国家问文化的交流沟通和发展。     

论文化背景与翻译

翻译难,究其最根本原因,难就难在对文化背景知识的理解与翻译上。翻译,从形式上看来,是一个语言问题,但就其过程来看,又不单单是一个语言问题。因为语言与文化是紧密相连、密切相关的。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任何一种语言无不打上民族文化的印记,文化上的差异反映在语言中,而语言则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保存文化、交流文化和反映文化的必要工具,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明确了文化与语言之间的关系,也就明确了文化背景与翻译的关系。     

英汉隐喻翻译策略刍议

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一种文化反映和思维方式。笔者通过对隐喻的本质及其文化内涵的分析,指出,随着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英汉隐喻翻译中"以异化为主,归化为副"的翻译策略,可以增进读者对异语文化的了解,促进不同文化人群间的交流;异化、归化相结合的方法可以使译文生动、形象,体现原文的风格和韵味;而隐喻的对等性翻译策略既反映了原文内容,又保留了原文的比喻,是一种理想的翻译策略。     

从翻译伦理看文学翻译中的有意误译

翻译中的有意误译是跨文化交流中的独特现象。它突出地反映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扭曲和变形,是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契合点。在传统翻译标准看来,误译以失落和歪曲原文信息为代价,是对原文的不忠,成为攻击译者的重要依据。将Andrew Chesterman的四个翻译伦理模式融入到对我国传统译论的深入理解之中,完善误译研究,丰富了翻译批评方法,从而使人们对文化误译有一个更全面、更深刻、更公正的认识。     

勒菲弗尔对中国佛经翻译的误读

在《中西翻译思想》中勒菲弗尔对比并分析了佛经翻译与圣经翻译的文化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佛经翻译的特点。但是勒菲弗尔对于中国佛经翻译文化背景的解读并不全面,因此他对于佛经翻译中的口授,翻译文体,忠实观等存在误读,并且过去强调佛经翻译初期无原本这一偶然性的影响,甚至把它归结为一种文化传统。     

赛珍珠翻译风格成因的多元分析

赛珍珠对中国文化无限敬仰,其普天一家的文化观影响着求同存异的文学观和尊崇原语的翻译观的形成。在文学创作中,她具有宽广超前的视野,通过文学活动促进人类心灵的共识。在翻译中,她通过异化策略,保留汉语特点和汉语文化形象,促进东西文化的交流。在文化观、文学观和翻译观的合力作用下,赛珍珠的翻译呈现出通过模拟中国人的心理机制再现汉语表达方式、行文习惯,传达汉语文化习俗和意象的风格特点。     

东方情调化的翻译倾向与改写——以电影《天伦》英译为例的考察

早期电影翻译中存在着有趣的东方情调化的翻译倾向与改写。这种翻译倾向主要存在于西方电影公司购买我国电影后进行翻译的文本之中。电影《天伦》的翻译与改写就充满着东方情调化的倾向,好莱坞译者表面上刻意营造东方情调,突出中国文化的异质特征,而从深层上来看,却将翻译的文本进行了改写,使之更加符合目标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心理预期与审美需求。     

英语习语的汉译研究

英语习语是承载着英语民族文化特色和文化信息的固定表达方式.英语习语中的文化因素是翻译中的难点.要准确翻译英语习语,应忠实表达原文的意义,即忠实表达原文的字面意义、形象意义和隐含意义三个方面.在翻译的方法上,可采用直译法、汉语习语套用改造法和意译法等.     

浅谈模糊汉诗的英译

模糊美是中国古诗语言的一大特点。翻译家在英译模糊的汉诗语言时甚感困难。本文分析了中外翻译名家英译中国古诗的不同译本，通过比较得出明确的结论：在英译模糊汉诗的时候．译语不能同样模糊。翻译家要尽力传达原诗的“意美”、“音美”和“形美”，并把正确传达原诗的意美放在第一位。诗歌英译的关键在于传达出原诗所要表达的真实内容。“知之”、“好之”和“乐之”是读者欣赏译文的三种：不同反映，也是翻译家不断追求使原文不断精益求精的三个标准。     

汉语典故英译的异化处理

通过对我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中最长的韵文《芙蓉女儿诔》中的典故英译的比较分析,说明在处理象典故这样一类富含文化背景的语言单位时,异化是极其合理必要的,而处理形式上最宜采取直译加注。     

《红楼梦》翻译与民族文化传播

文学名著的译介是民族文化传播的重要方式之一。译介名著《红楼梦》时,中国译者杨宪益和英国译者霍克斯受各自文化的立场、地位和态度的影响,分别采用了韦努蒂所提出的"异化"和"归化"策略,使得其中的宗教、民俗、地域等中国民族文化有着不同的命运。中国翻译工作者应以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侧重于便于传播中国文化的"异化"策略。     

英汉翻译中的“Translationese”

由于英汉语言文化背景各异,行文结构与谴词造句的习惯也相去甚远,因而在语际转换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种种矛盾。翻译的过程其实就是这些矛盾不断妥协、不断变通的过程。在实际翻译过程中,由于受到源语先入为主的影响,译者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亦步亦趋,使译文不合的语习惯,形成所谓的“翻译腔"。英汉翻译中的“翻译腔"是影响译文质量的主要问题之一。该文通过列举“翻译腔"的主要表现形式,探讨了其产生的原因及减少和避免“翻译腔”的途径,以使译文更接近于“信、达、切"的标准。     

小畑薰良英译《李白诗集》的翻译风格及其翻译论争

日本学者小畑薰良英译的《李白诗集》是英语世界的第一部李白诗集单行本,深受英文读者欢迎,颇具影响。译者的中国情结集中体现在这本融译诗与史料于一身的诗集中。他的散体译诗策略秉承了埃兹拉·庞德的译诗传统,颠覆了以往汉学家的中国诗歌翻译风格。1926年,中国学者闻一多对小畑薰良英译的《李白诗集》进行了评介并得到小畑薰良的回应。双方的译事商榷重点探讨了选诗考证、“诗意”能否翻译与翻译对文化、文学的影响等问题,于当今的诗歌翻译仍具有借鉴意义。       

中国传统哲学对赛珍珠翻译的影响

赛珍珠翻译<水浒传>,保留了汉语特有的表达方式.本文致力于探讨影响其翻译的一重要方面--中国传统哲学,从中国传统哲学对赛珍珠翻译策略的影响、对赛珍珠翻译风格的塑造和对赛珍珠翻译过程鲍作用三方面展开论述.     

文化、心理因素对隐喻翻译的制约

受文化因素的制约,汉语隐喻移植于英语时,大致表现为可译与不可译两种情况;同时隐喻也是心理现象,译者的民族心理定势及个性化的情感体验会导致对同一隐喻的不同心理感知与联想,进而在理解与表达上造成一定的差异。因此,隐喻翻译不应以求同为目的,而应以文化和心理两方面的适切性为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