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书法审丑和审美的两极困境及超越之路

文章分析了历史上“丑书”盛行的原因,并将当代“丑书”作品与之进行比较,指出当代“丑书”作品缺乏思想性,仅仅是为了突破传统审美标准,冲击世人视觉感官而为之的作品,会给中国书法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和发展危机;当代中国书法回归传统古典审美的另一极,面临如何继承和创新的发展困境。审视当代中国书法审丑和审美的两极困境,应该从中国书法发展的历史本身寻找出某种融合和突破的有效途径。     

顾炎武的“耻德”观与当代荣辱观建设

顾炎武是明清之际著名的思想家。他较少谈论“上达天德”之类的高妙话头，而是致力于探讨“耻德”，认为它是做人、立身之本。顾炎武还提出了一系列培养“耻德”的方法。顾炙武的“耻德”观对当代荣辱观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立德树人”视域下医学生的医德教育

“健康中国”战略实施离不开“至精”医术和“至善”医德相融合的高素质医疗卫生队伍，而这又离不开对医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医德教育。新时代“立德树人”教育的根本任务为医德教育提供了指导方向。该研究立足于当代医学生的思想行为特点，以“立德树人”理念对医学生医德教育的意义分析为理论基础，充分把握当前医学院校医德教育存在的问题，进而探讨在新时代语境下以“立德树人”理念为引领大力推进医德教育的路径，以期为提升医学院校医德教育有效性提供一定的借鉴。     

释“德”

“德”字最早见于西周金文，“德”之本义为目直心正，引伸义为行为端方，后来定型于“品德”、“恩惠”等常用语义。“德”之文化意义及“德治”思想，对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个人修养和政治统治等内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官的“得”与“德”

“得”“德”相通是中国传统伦理的基本理念，也是权利义务关系的基本表达。“得”“德”统一就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这是官德的基本问题。“得”“德”相悖必然导致权力的异化，导致官德的沦丧     

从《哈佛演讲》到“七·一”讲话──学习江泽民同志“以德治国”重要思想

江泽民同志的“以德治国”方略充分体现在其“哈佛演讲”和“七·一”讲话中。“天人合一”是德之源，“自强不息”是德之本，“爱好和平”是德之兴，“独立自主”是德之制，“团结统一”是德之成，“虚心学习”是德之柄。德法兼治，中国必将如鲲鹏振翅大展宏图。     

老子的“道”与“德”及其伦理设计

“道”与“德”无疑是老子哲学的核心范畴。在老子那里，“道”既是世界的本原，也是万物的本体，还是宇宙运动变化的法则或规律，而“德”，则是世界万事万物当然包括人的合“道”而行的自然品性。在老子看来，万事万物运动变化的根本规律就是“反”，由此，形成了老子与众不同的首先以“失”致“德”、然后以“德”致“得”、最后实现以“失”致“得”的伦理设计，这种基于对自然规律体认和社会人文关怀的伦理思想具有和谐人际、秩序社会的深刻意蕴，在人类伦理思想史上魅力独具，价值永存。     

黄宗羲“德”范畴论析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德”是一个贯通天人，涵盖哲学本体论、伦理观和社会政治理论等各个领域和层面的复杂观念。黄宗羲是17世纪中国早期思想启蒙道路的探索者，他把“一本万殊”的哲学思维理路运用于其对“德”观念的探讨中，建立了包含哲学本体论之德、道德修养论之德到政治之德等不同层面的德论。其德论在继承传统中进行理论突破和思想启蒙，体现了明清之际时代精神的召唤。     

“以德配天”与“以人为本”

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代政治伦理思考的重要问题。商周之际，为了解释周代商政权的合法性，产生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观念，在此基础上周公提出了“以德配天”的重要思想，开启了神权政治观向道德政治观的转变。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奴隶制的瓦解，“公室衰微”．人的主体地位上升，“以德配天”思想被诸子发展为“以人为本”的政治观和系统的民本思想，从而使中国政治文化具有人本主义色彩。研究先秦政治伦理，对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有借鉴意义。     

孔子依“礼”重“德”治国思想再探

孔子的依“礼”重“德”治国思想 ,包括“为国以礼”和“为政以德”两个重要治国方略 ,二者有其政治含义和思想内涵。孔子依“礼”重“德”治国思想的基本内容包括 :“礼”“德”相辅 ,“导”“齐”相济 ;“德”“礼”为先 ,辅以“政”“刑”;依“礼”重“教”,以“德”化民。     

《文心雕龙·原道》“文之为德”解

《文心雕龙·原道》云：“文之为德也大矣！”学者们的解释不一。德，原是禀性、特性之意，但在“×之为德”这个语式中，“德”字的含意虚泛化，也就是说重点在“×”，而不在“德”，因此说“×之为德”与单说“×”意思差不多，只是前者语气较为强调而已。古代汉语中有“×之为物”的语式，在许多情况下，“之为德”与“之为物”意思相近，只是前者使人感到有抽象的意味罢了。故译解“文之为德也大矣”时，无需将“德”字译出，而应译作“文这种东西真了不起呀”、“文很伟大呀”；若译作“文的功用”、“文的属性”等，反而不尽妥贴。     

“为政以德”精义及现代价值

从对“德”的内涵及外延的解析和“德”与“法”的比较中透析在政治领域中，“为政以德”利弊的本质性根源。以此借鉴于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发挥“为政以德”的合理因素，倡导勤政廉洁的风气，达到匡正政风的目的。     

“以德治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不仅是哲学、伦理学和法学领域的学术问题,也是国家治理领域的政治问题。“以德治国”是在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治国方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对“以德治国”这一重要思想的深入探讨,以及当前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分析传统中国处理德刑关系的历史经验入手,以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为主线,重点论述“以德治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构中的启示,在此基础上强调“法德兼治”符合当代中国法治需求。     

道家与儒家的“道”“德”差异

道家的“道”与“德”和儒家的“道”与“德”,在含义上有较大的差别。道家基本观点认为,世界是永远在变的,人应该顺应这一变化;儒家思想的基础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臣、父子之间的等级秩序是不可逾越的。道家的“道”不可说,儒家的“道”可说,而且说法很多;道家认为“德”的最高境界是有“德”的品质,却不知“德”存在的境界,儒家的“德”指有高尚人格、品性高洁的人。道家主张以德报怨,恩怨情仇化解为上;儒家主张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凡事要分清是非对错。     

“德”—“育”生态论

无力感是现代德育面临的困境,这一困境根源于“德”—“育”生态的危机,德育模式必须与一定的道德精神相适应,这种适应不是个别要素的适应,而是教育生态的适应。“德”—“育”生态是在教育学意义上决定德育效力的重要概念。现代中国德育必须确立“德”—“育”生态的理念,并致力于“德”—“育”生态的理论建构与现实建设,新的“德”—“育”生态的建构是走出转型时期德育危机的重要突破口。     

论“信”德

“信”是中国传统道德中重要的道德范畴，有其自身的形成、演变过程，在维持人际平衡与维护统治者统治方面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人应努力修养、实践“信”德，只有批判地继承“信”德，才能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奠定一个重要的社会基础。     

“德主刑辅”漫议──孔子思想探索之九

“德主刑辅”漫议──孔子思想探索之九杨信义对周公“明德慎刑”的继承和发展在我国历史上，“德”和“刑”的结合，最早见诸《尚书’康诰》；“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行，不敢侮鳏寡。庸庸、抵祗、威威，显民。”应当指出的是，周公的“明德”也好，“慎行”也罢，并...     

析“德”

本文论述了“德”的意义来源,以及围绕着“德”形成的系列词汇族类,力图探明作为汉民族哲学、伦理学核心的“德”,在形成、演化过程中从语言到文化及思想意识形态的方方面面的相互影响和渗透。     

“自然的德”抑或“人为的德”——从休谟的正义性质说谈起

休谟把一切德区分为“自然的德”和“人为的德”。在《道德原则研究》中,休谟着重考察了“自然的德”与“人为的德”的发生机制以及它们之间的区别与关联。在休谟看来,无论是“自然的德”还是“人为的德”,对于人或社会都有一种直接的或者间接的快乐或利益,而正义作为一种“人为的德”,对社会无益是有益的,人们也正是出于这种利益的考虑才建立起正义法则,公共利益是正义的唯一源泉。休谟通过“自然之德”与“人为之德”的比较来阐释他的正义思想,进而确立了正义观在其道德哲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知识化”和青年发展

本文认为，在新世纪中，青年只有逐步实现“知识化”，才能担当起肩负的历史使命。文章对“知识”和“知识化”这一核心概念；对当代青年的知识状况等进行了具体分析。并就如何帮助和促进当代青年实现“知识化”阐述了作者的一些基本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