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丽族属探源

国内外研究高句丽历史者,多认为高句丽族是濊貊族。归纳起来,理由大致有三:一是高句丽出自夫馀,夫馀族是濊貊族,高句丽族当然也是濊貊族;二是和高句丽战争、交往中,高句丽方面多有濊貊族出现,因此认为高句丽族即濊貊族;三是个别史书也有说高句丽族即濊貊族的。有的则把上述三点互相印证,于是更加深了高句丽族是濊貊族的印象。这些,有的是由于史书某些错误注释引起的,有的则是由误会造成的。于是,陈陈相因,几成定论。如果我们详细排比史料,去伪存真,进行理性的分析,就会得出不同于上述论点的结论。下面试就管见所及,略陈一二。     

渤海国的族属问题

在我国中世纪历史上,在东北大地兴起一个“海东盛国”——渤海。它是接受唐王朝册封的一个地方政权,存在于公元698年到926年,共229年之久,在我们伟大祖国悠久的历史画卷中占据了重要的一章。对于渤海国是以什么民族为主体建立的封建国家,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直到今日,仍是国内外有争论的学术问题。本文拟运用我国浩瀚的古代文献资料,结合近年来考古学发现的材料,对渤海国建国前的历史和建立渤海国的主体民族等问题进行探讨、研究。我们尤其注重运用考古学上的新成果,运用器物学、比较研究学,探索建     

需求弹性系数公式新证

需求弹性是需求理论的重要内容,是研究经济学,特别是市场学和物价学时所经常使用的重要工具。这一理论是马歇尔首先提出的。尔后,许多经济学家都曾对这一理论做过大量的研究和论证,提出很多有价值的见解。但是,对弹性系数公式的确定和使用,却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目前普遍使用的弧弹性公式,不是存在错误,就是不能得出精确的结果。这个问题阻碍着需求弹性理论的深入研究,给经济学家和实际部门的使用者解决具体问     

王充教育经历新证

王充幼年习业乡塾,接受了典型的汉代经学教育,其所习典籍及藉由经学训练而形成的基本知识结构与东汉的王公贵胄、知识精英、底层胥吏并无不同。王充确曾赴京师洛阳研修《论语》《尚书》等儒家经典,而非在郡国的经学教育机构学习上述典籍。王充与班彪、班固过从甚密,《论衡》不仅常引二人言论、行事以为论据,且字里行间充满温情,"王充系自学成才""王充不曾师事班彪"等说法难以成立。     

明代建州女真迁徒新证

建州女真火儿阿部(胡里改、忽儿海)和斡朵里部(斡都里、吾都里)原居在牡丹江口,后来在明洪武年间,分别在其首领阿哈出和猛哥帖木儿的率领下迁走了。对建州女真从牡丹江口迁出后,是否徙居到回波江(辉发河),史学界是有争论的。 持肯定看法的人所持的根据主要有如下三条: 《李朝实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新证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不仅具备群众武装起义必须具备的一般条件,而且有它独特的条件;“响应北伐军”不是这次起义的目的,民众直接参加政权才是起义的目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思想在三次起义中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核心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武装起义,二是民众政权。对这次起义应围绕这两点评价,评价应恰如其分,不宜偏高。     

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史事新证

基于前人的研究和新的史料,本文从1911年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的会议缘起、准备过程、会议进程和决议以及对后世的影响等方面,对此次会议进行辨正和分析。本文认为,万国鼠疫研究会是中国政府面对外部压力,见招拆招的结果。此次会议展示了中国肺鼠疫防控的经验和效果,并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会议的经验总结对中国近代防疫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时至今日,这些经验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此外,本文还对参会人员及其情况进行了考证和修订。     

论常遇春的信仰与族属问题

回族民间传说和不少学术著作都认为常遇春是回回人。但从常遇春长辈的名讳、常遇春家族的行为方式及有关常遇春后代的资料、元代色目人的地位等方面来看,常遇春不太可能是穆斯林,因而也不太可能是回回人。     

饕餮新证——古代青铜器图纹研究

殷周时期的青铜器镌刻的动物纹样,其指向是远古时代的生活、生产、战争。饕餮是其中最为困惑人们的一种图纹。它的真实意义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宋代以来,学者曾对此作出种种解说。本文在吸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文化人类学理论,另僻新说。通过语源学、民俗学、文献学以及考古文物材料的考辨,认为“饕餮”一词由“贪”衍化而来。它所隐藏的社会意识就是把贪婪作为敢对部族的象征铭刻在祭器、礼器上。而这一部族正是用羊作为图腾标记的羌戎。这种对立,体现了传说时代中炎帝集团与黄帝集团之间的战争、联合,最后融合为中华民族的过程。     

从古代文献看渤海国的族属问题

关于渤海国的族属问题,当前中外史学界还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建立渤海国的民族和渤海国的主体是靺鞨人;也有人主张是高勾丽人。虽然渤海史的资料比较少,但是我们依据现有的中外古代文献的有关记载,加以综合比较,还是可以得出有充分根据的结论来。 渤海国的族属,中外的古代文献本来有明确的记载。渤海同时代人杜佑在《通典》中,就有如下记载: “高宗平高丽、百济,得海东数千里。旋为新罗、靺鞨所侵,失之。”① “李　伐高丽……其后,余众不能自保,散投新罗、靺鞨,旧国国土,尽入于靺鞨。高氏君长递绝。”② 这两条材料中的靺鞨就是渤海。《…     

评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说之新证

五十年代中期学术界关于司马迁生年的讨论,郭沫若、王国维两家之说势均力敌,所以至今两说并存,王说略占优势。近年来郭沫若所主张的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说有高涨之势。学术界继李伯勋的《司马迁生卒年考辨》①之后,有苏诚鉴的《司马迁行年三事考辨》②,吴汝煜的《论司马迁生年及     

杜甫《一室》诗编年与写作地点新证

宋以来的学者多认为杜甫《一室》诗是上元年间(760、761)在成都所作,诗意是盼望早日离开蜀地、前往荆楚。通过对颈联、尾联文意的疏通,并结合杜甫晚年行动规划、在夔州时的情绪心态及夔州地形环境,可知杜甫此诗是大历元年(766)春至大历二年年底在夔州所作,诗的主旨是盼望早日离开夔州回归中原。     

也论常遇春的信仰与族属问题——与问永宁先生商榷

问永宁先生的论文《论常遇春的信仰与族属问题》没有拿出新的资料,其推测性的结论完全建立在一知半解的猜测之中,逻辑混乱、概念错误、缺乏回族常识是这篇文章不能令人信服的主要原因,较对原文中所有的论据一一反驳,并通过常遇春后裔、家谱等论据证明常遇春为回回人无疑。     

内部证成与外部证成的区分

内部证成与外部证成的区分,构成了当今法律论证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传统法律论证模式关注于推理形式及其规则的研究,而对推理的前提关注不够.而内部证成与外部证成的区分,显示了法学家们将法律论证过程清晰化与精制化的理论努力.国内学界近年来也开始重视这一区分.无论是内部证成还是外部证成,均通过对更为精致的推理结构和过程的探求,来使法律决定或判断正当化.     

沙堤小证

沙堤系指唐长安铺有沙子的路面,前人虽时或提及,但仍有未详之处.试一证之,或有补于唐长安研究。一、沙堤的始置时间。据《唐会要》卷八十六《道路》条:“天宝三载五月,京兆尹肖炅奏请于要道筑甬道,载沙实之,至于朝堂。从之。九月,又奏广之.”肖炅奏后,当即付诸实施,初嫌窄,未铺盖整个路面,至九月后又加宽,是否铺盖整个路面.也不能遽断。可     

《天兄圣旨》中“团方”“团圆”新证

太平天国印书是研究太平天国史最重要的本证。王庆成同志从伦敦英国图书馆摄回的《天兄圣旨》两卷,无疑是太平天国的文献珍品。在此之前,见于文献记载的,萧朝贵假托天兄下凡传言仅有六次①。而新发现的《天兄圣旨》却记录下戊申年(1848年)九月至壬子二年(1852年)三月十五日这段期间的“天兄一百二十余次下凡事”②。其重要的史料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本文拟就《天兄圣旨》中明确提到金田起义前的“团方”“团圆”及其有关史事进行一番考索。“团方”一词,其它太平天国印书中从未出现过,唯见于《天兄圣旨》记载。庚戌年八月初五日(1850年9月10日),萧朝贵在洪山假托“天兄劳心下凡”传言说:“这团方有人不守天条,该杖几百。”初六     

唐前期东突厥复兴反映的族属意识与认同问题——从民族学的角度着眼

从民族学的角度探讨唐高宗时期东突厥复兴背后隐藏的民族意识和胡人汉化与民族认同问题,是唐代民族关系史研究中观察问题的一个新角度和新方法.东突厥复国的政治诉求和军事抗争的背后,是其民族意识的重新觉醒和激化的表现.尽管唐朝采取的措施比较宽松和得当,但其固有的国家政权蕴涵的民族自我意识,在外界和内部条件的刺激下,很容易引发、萌生甚至激化出来.这种强烈意识的保存,与他们居处的长城沿线有密切关系,这里民族众多,关系复杂,民族意识在与他族的差别中彰显而突出,突厥人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又为其意识的强化提供了社会保障.相反,散居的胡人则亦受主流(汉)文化的影响而丧失旧有的文化,民族意识转迁的过程比较简单.     

《〈乘轺录〉疏证稿》补证

《〈乘轺录〉疏证稿》补证于德源贾敬颜先生《〈乘轺录〉疏证稿》（载《历史地理》第４辑）堪称大家力作，考证翔实，疏注精细。笔者印象，《通鉴》，《续通鉴长编》、《辽史》、《三朝北盟会编》中有关资料集一尽，更征引宋人文集、笔记１０余种，其治学之精，功力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