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谈：凝眸于西部文化和文学（之一） 中国西部文学的文化资源——《现代中国西部文学史》绪论之一

这里所说的中国“西部”的概念 ,应当区别于单纯以地理学或经济学的尺度所划分出来的那种区域性的概念。它既不同于一般所认为的中国西北、西部陲疆和西南等在地域上的综合 ,也不同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所谓欠发达的或有待发展的西部经济形态 ,所以 ,不妨称之为“文化西部”。所谓“西部文化” ,主要是相对于以农耕文明形态为核心的中原文化 ,和以现代都市文明形态为基本范式的京、津及沪、穗等现代城市文化而言的。这一文化形态在总体上显示为一种以“游牧文明”为主要特征的文化形式 ,无论是在自然条件和生产方式 ,还是宗教信仰或民族个性上…     

辽金元都城文化的特点及形成原因

辽金元政权统治时期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三个政权在向中原扩张的过程中也开始了创建城市的高潮.由于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相同的经济形态、地理环境或相同的生活习俗使三者在文化内涵和表现形式上呈现出一致性或相似性,构成了辽金元都城文化的共同特点:非单一统治中心的传统,宗教建筑的营建,推崇人与自然的和谐.其形成原因在于:游牧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万物有灵的宗教观和人与自然和谐的自然观.     

浓郁:《红楼梦》诗词的佛道色彩

《红楼梦》诗词，其意蕴博大繁富，其表现手法多彩恰切，其文化气脉贯通古今。而佛、道精神的有机融会，更使诗词具有了一种迷离神秘的色彩。曹雪芹深知，作为创作，应该吸收人类历史上的一切文化精华，融会贯通，再铸新品。在《红楼梦》诗词中，他不但批判地继承了中国的孔孟文化、楚骚文化、唐宋文化、元明清文化等，而且吸收了宗教文化，如老庄文化、佛教文化等，使其诗词在意象上具有“《山海经》的浑沌苍茫，在章法上具有《易经》的无穷变幻，在风格上则如同《诗经》中原始民歌那样纯朴清新”①。特别是他对道家“无用无为”、“自私快…     

压抑与疏导:新时期之初小说中的乡土中国形象

乡村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生态空间,至少在文学史上,乡村同时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空间. "新时期文学"给人们打造了一个结束过去、面向未来、走向世界的崭新中国形象.而这时期小说中的乡土中国既带有新时期文学的总体特色,同时也有它独属于自己的独特面貌、内涵和形式,既不同于1950-1970年代同类题材作品那样高度意识形态化和整齐划一,也区别于1990年代以后同一领域的那种六神无主、难以命名.它所塑造的中国形象既乐观向上朝气蓬勃,又免不了带有缅怀历史时的沉痛忧伤和展望未来时的慌乱与迷惘,这正是置身全球化、现代化语境里的80年代中国的独特历史神态.     

贾平凹的散文观及其艺术风格

贾平凹以宏观视野纵横捭阖和的思维,纵览“五四”以来散文发展历史及其人文意识艺术审美思域的开拓,提出了大散文的概念,要写大境界,大感情,其核心是美文观,而真与美是其灵魂,独特的个性是其艺术生命,形式的自由是艺术的特征。而贾平凹散文的佛禅道学思想,显示其多元的散文艺术观。贾平凹大散文的经典代表作是其“商州三录”,其艺术上追求无道、人道、文道的圆融与完美统一;独特的拙厚的个性、古朴的大气象、大境界;艺术形式不断探索,努力创新;既借鉴欧美,更继承传统民族神韵。     

文明型国家文化精神传统与当代中国文化自信——基于马修·阿诺德的“文化至上”理论

在国家形态构成的过程之中,文化精神传统始终是作为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因素而存在的。马修·阿诺德的文化理论阐释了文化精神传统在国家建构过程中所占据的核心地位。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因其独特的地域与文化特征,在国家形态的建构过程中展现出独特的文化精神传统,即“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的观念。“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作为我国文化精神传统的核心,其哲学内核与文化内涵都有着极为深厚的思想意蕴。这一文化精神传统对树立我国在当代发展中的道路自信与文化自信,破除西方话语对当代中国所进行的单向度阐释,为中国话语体系的建立与崛起也提供了相应的理论支持。     

论李白现象的当代化

以李白为中心所生发的李白现象,已演化成为历代对李白诗歌的习得与传播,对其传说的演绎与生发的文化现象。李白现象具有共时与历时相交融、生发形态多样化的特点。李白现象在当代的形成有其历史的、文化的基础。李白现象当代化须将李白从单纯的文学领域脱解出来,关注李白诗歌的接收群体,使受众在李白现象的接受中提升,在接受中发展。应当多主体地进行李白及李白诗歌的传播,既可以官方举行,也可在民间传播。既可搞多群体的竞技,也可以个体方式进行。     

《冰雪文化学》:冰雪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的理论结晶

冰雪文化作为文化独特形态很早就存在人类历史上。随着冰雪体育、冰雪旅游的发展,冰雪文化作为文化概念在近现代也逐步形成。上世纪80年代后期,哈尔滨冰雪论坛上不断有人提出冰雪文化的理论问题,这使哈尔滨不仅成为中国现代冰灯艺术的发祥地,也成为中国     

北方民族婚姻伦理初探

中国古代北方区域诸民族的婚姻形态,既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又具有共同的整体特征,所呈现的伦理观念,具有与中原汉民族迥然不同的特征。以往,旧的史学家从中原中心论的观点出发,以儒家的礼教观为衡量伦理道德的唯一准绳,对汉以外其他民族皆采取轻视的态度(如在一些族称上加“豸”字傍),因而对于这些民族的伦理观念很难作出客观评价,尤其是对他们的婚姻伦理更是作为鄙视的依据。这种民族观点的长期存在,使人们在研究中国民族间伦理观念的相互联系时,往往只着眼于汉民族对其他民族的影响,忽略于其他民族对汉民族的影响,如《汉书·地理志》载:“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是以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对于方外民族的伦理,予以如此之高的评价,在以往的史书之中是极罕见的,然其着眼点乃是汉化之作用。     

金代宗室的礼仪行为方式与民族融合趋势

金代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高峰期之一。由于受到汉民族文化的熏陶,特别是出于稳固统治的需要,金朝仿照中原王朝设立了各项典章制度,接受了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汉文化,尤其重视礼仪文化。在此过程中,代表皇家威仪的金朝宗室的礼仪行为方式的转变最具有典型性,宗室的衣食住行处处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反映了当时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趋势。另一方面,女真民族习俗文化也为中原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     

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与价值重构

文化是指人们在克服愚昧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以及相应的能力。广义的文化是“着眼于人类与一般动物、人类与自然界的本质区别,着眼于人类卓立于自然的独特生存方式。”①其涵盖面十分广泛,又称“大文化”。狭义的文化排除人类社会历史生活关于物质创造活动及...     

批判的历史意识之批判──康德“批判哲学”历史观释析

全部“批判哲学”所致力于解决的问题是人能知道什么、人应做什么、人该希望什么和人是什么,康德对这四大命题的“哥白尼式”的回答的出发点,便是他的对黑格尔、马克思及其当代文化思潮产生了深刻影响的批判的历史观。 1 历史所具有的涵义相对于自然,在“批判哲学”中,尽管人在宇宙意义上属于 自然的一部分,但历史则是对人而言的,历史是人的存在与本质的获得、发展及 显现的时间性展开,是人的全部活动的总程。 就形态而言,历史是一个不可逆的有序结构,时间是其属性。康德认为,时间是具有客观普遍性的存在,它与人的联系呈现于“表象”之中。…     

20世纪40年代中原“半拉报”现象解析--以《阵中日报》和《正义报》为例

20世纪40年代，中原地区部分报纸的主要版面代表统治阶级的立场观点，副刊却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民主进步的思想，这种副刊与正刊背道而驰的状态被称作“半拉报”。“半拉报”现象在中原两次出现，有着深厚的社会背景与历史原因。政治势力之间的角逐与力量消长，酝酿了相关文化的生存环境；作家兼报人的责任意识，打造了传播进步文化与民主诉求的阵地；历史文化的积淀融入独特的区域氛围，成就了个性鲜明的表达方式。     

西方“列宁学”家所提出的三桩疑案考析

<正>列宁既是战略家也是策略家,这是东、西方的“列宁学”所公认的.但是,他们在列宁是什么样的策略家的问题上却大有分歧。西方“列宁学”家在列宁传记中提出了三桩疑案,认为列宁是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策略家。从政治上说,我们可以象苏联史学家那样对这三桩疑案不屑于顾,但是就历史研究而言,则有必要对它们作出实事求是的考证和分析。     

关东文化形态的外在特征

形态"这个词的语义之一是指事物的形状和神态，是在一定的条件下表现出的形式。文化的形态，即文化呈现出的形状和神态，应有内在与外在的两方面含意。具体到关东文化的形态，从内在形态上说，由其独特的人口构成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内在形态，即古代多民族的共居相融与人口的流动形成了文化形态的流动性，山东、河北等地的"流民"潮水般地"闯关东"的行为方式造成了文化形态上的融合性，以俄、日、朝鲜为主流的多国移民的迁入使文化形态有了变异悻，现代有组织的"开发"大军浩浩荡荡而来使关东文化形态有了多面性。上述内在形态特征主要是从"人"…     

从《礼记》看礼建构的理性基础

礼产生于天地崇拜、祖先崇拜。这种崇拜的思想基础是“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它反映了人们认识观的客观性,是礼教文化观念的最初形态。礼在建构中具有了理性基础,也就使其具有了强大的生命,虽经历史磨砺而无法消亡,并将长久地因承下去,发展、嬗变     

地方审美文化：当代审美文化新视野

随着审美文化研究日益呈现出开放的趋势,近年来,学者提出了地方审美文化这一新的课题。地方审美文化具有独特的物化产品、观念体系和行为方式,加强对地方审美文化的研究,在拓宽审美文化研究范围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审美文化厚今薄古的不足。在“全球化”背景下,研究地方审美文化可以借鉴人类学“地方性知识”的研究方法,结合地方审美文化所具有的原生态性、历史传承性、地域性等特征,有助于我们建立起本民族自己的话语模式,保持文化的多样性。     

“新新人类”文学的精神走向——“七十年代书写”的文化分析

本文研究“新新人类”即“七十年代书写”的文学精神走向。认为“七十年代书写”中包含着多重含义 :其一 ,它是指一批出生在 70年代的作家以带有新的审美倾向的新文本形式冲击了持续十余年的先锋派叙事话语 ;其二 ,是指非文学写作中出现的文本样式对现有文化秩序构成挑战和不折不扣的轻蔑 ;其三 ,无纸写作的渠道因其前所未有的通畅而容纳了不计其数的青年在业余时间里的思考和随心所欲式的“发表” ,对文化格局的分配与重组起着潜在的影响作用。检视这些文字 ,可以看出“七十年代书写”在“历史叙事”、“自我塑形”方面具有独特的文化症候和精神空白 ,研究并探索其未定性和开放性所具有的“以终为始”的继续书写的问题视域 ,具有重要的意义。     

尼赫鲁外交思想形成探析

印度独立后的外交政策深受其开国总理尼赫鲁本人的印度观、世界观、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影响。尼赫鲁的思想观念就像印度本身那样充满了矛盾,可以说是多种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的混合体,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都在他的思想和实践中有所表现。尼赫鲁外交思想的形成既与他本人的经历和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同时也受到了印度独特的历史、社会和思想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     

马克思主义民主质量观探讨

民主质量观,是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本原理之一。它是考察民主作为国家制度的本质属性以及在民主演化历史上的质量形态。民主作为国家制度有质的规定性,即由阶级所决定;与之相对立的是“纯粹民主”观,它否定和掩盖民主的阶级本质。民主作为国家制度也有其量的规定性,即民主原则和民主精神转化为现实的水平、程度、速度等状况;历史上剥削阶级社会的民主制,归根到底都是民主量上的进步而没有民主质的改变;与之相对立的是“抽象民主”观,它使民主束之高阁,成为可望不可及的数条和空洞的口号。民主的“质”和“量”是相互转化的,要明确区分在资本主义民主制下和社会主义民主制下的两种类型民主制的质量转化矛盾。完整准确地掌握和学习马克思主义民主质量观,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重点阐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民主质量观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