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流转有助于提升粮食安全吗——基于土地经营方式转变的分析

近期土地流转被视为保障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的有效策略。为此，本文研究了土地流转影响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的理论机制，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和多重中介效应模型等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土地流转明显降低了粮食生产，是我国粮食产量增速下滑的重要原因。进一步机制检验表明，土地流转推动小农户向家庭农场转变，一方面有利于土地经营集约化、专业化和组织化，增加了粮食单产；另一方面也显化和提升了土地成本，在种粮“微利”条件下减少了粮食种植面积；两方面因素相比，种粮面积减少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更大，所以土地流转在总体上降低了粮食产量，对我国粮食安全构成了威胁。     

基于粮食安全视角下的土地流转分析

确保粮食安全一方面迫切需要加快土地流转,以避免耕地抛荒并实现粮食生产适度规模经营;另一方面又要求保证流转土地的用途和性质不变,确保粮食生产能力.当前土地流转中出现了"非粮化"冲动,并且由于地方政府和乡村集体参与其中,这种冲动趋于严重和复杂,已威胁到粮食产量和粮食生产能力.为了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确保粮食安全,需要确保农民土地产权、促进粮农增产增收、规范乡村集体和地方政府行为.     

土地流转对粮食安全的影响与对策

本文在分析了土地流转对粮食生产影响的基础上,指出土地流转促进了粮食规模化生产,促进了大型机械化的运用,促进了新技术、新品种的推广,促进了田间管理方式的科学化,促进了机械化收获,提高了生产劳动效率,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粮食单产的提高.但粮食种植效益低,缺乏监管,粮地“非粮化”倾向严重,粮地总面积大幅下降,导致粮食总产降低,威胁粮食安全.同时明确了土地流转过程中存在的农田基础水利设施少、粮食商品化率低、土地流转价格纠纷、土地流转不规范等突出问题.最后探讨了解决问题的对策.     

粮食安全与主销区生产

粮食安全是全局性的问题,既关系主产区的经济安全,更关系主销区的经济安全。在粮食安全问题上,各个地区都有责任,不能把粮食安全的责任压在主产区身上。促进国家粮食安全,不仅要加强对粮食主产区的支持,也要强化主销区在粮食安全上的责任。我国粮食主销区主要有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等7个省、市。这些地区经济实力较强,粮食产不足需的矛盾更加突出,在粮食安全问题上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

设立粮食主产区,这是国家实施的一项保障粮食安全的特殊战略。主产区作为中国粮食生产的重要基地,也是中国农业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区域,从新形势下的粮食安全来看,日益突出的生态安全问题逐渐成为制约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本文将2004年粮食主产区政策的实施作为一次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并探究粮食主产区的碳减排机制。经过研究发现：（1）从基准差分模型回归结果来看,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业碳排放具有显著的“减排”效应,即粮食主产区基本实现了“增产且减排”的政策目标。（2）从单位面积农业碳排放回归结果来看,粮食主产区政策显著降低了主产区整体及三大流域的农业碳排放,其中对长江流域碳排放的削减效应最大。（3）从政策效应的机制分析结果来看,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是粮食主产区政策产生减排效应的重要机制。因此,应大力推进种植业和养殖业的规模化,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进一步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增加低碳产业比重,从而实现“粮食增产”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的目标。     

论农民启蒙与粮食安全

当前,我国粮食安全问题显得越来越严峻,已经首当其冲地成为"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为了解决粮食安全问题,除了构建粮食安全战略、规范农村耕地流转、推进规模化农业、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完善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健全农产品市场调控制度等外围措施之外,还应该推进农民启蒙,着力提高粮食生产主体——农民的粮食数量安全意识、质量安全意识、生态安全意识。只有通过农民启蒙,转变农民的思想观念,使农民从粮食生产的主体进一步提升为粮食安全的主体,发挥农民在粮食安全上的主体性作用,粮食安全问题才能有根本性和长远性的保障。     

农地流转对粮食生产投入产出的冲击效应

基于我国粮食主产区4省14县835户农户调查数据,运用二阶段回归及比较均值独立样本检验深入分析了农地转入行为对农户粮食生产投入产出的冲击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在不考虑土地租金的情况下,农地转入行为使农户粮食生产中流动资本投入增加,劳动时间投入减少;从产出角度来看,农地转入户的粮食单产更高,且小麦亩产增加明显。转入户通过农地流转实现了规模经营,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及粮食增产方面效果显著。要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政府应鼓励经营土地面积在25亩以上的转入户种植粮食作物,全面提高粮食生产的机械化水平,完善粮食补贴政策,限制农地流转价格快速上涨。     

粮食大省的粮食安全责任及实现途径分析

中国短期内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但是长期来看,粮食供求趋紧很可能是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的常态,粮食安全远虑近忧并存。针对粮食安全是全国性准公共产品的特性,首先强调了粮食大省在保障粮食安全中的地位和责任,然后从加强主产区粮食供给及产业升级,粮食主产区与销区长期稳定购销协作新体系的创建,主产区如何将产业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几个方面就主产区粮食安全责任的实现途径进行分析。     

我国农地流转中的粮食安全风险防范机制研究

我国农地流转政策目标定位在促进我国农业现代化、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的同时,也需要防范土地用途变更、耕地逐年减少、惠农政策实施不到位、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等影响粮食安全问题发生.因此,在推进农地流转的进程中建立以农地用途管制、耕地特殊保护制度为核心的粮食安全风险防范机制是我国应对粮食危机的制度前提.     

“核心-边缘”空间结构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

在“核心-边缘”空间结构日益明显背景下,粮食产销区域间分工不断强化,对粮食安全产生了深远影响。运用GDP方法考察中国经济版图的“核心-边缘”空间结构,分析该结构对区域间粮食播种面积、粮食产量、食物生产的互补性以及粮食安全稳定性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这些影响导致的区域间粮食安全责任不平衡、粮食主产区发展受限、粮食主销区自身的粮食安全受影响以及南方粮食主产区耕地撂荒抛荒现象相对严重等问题。为了更好地保障粮食安全,提出要从大食物观视角出发,构建粮食区域利益补偿机制,设定粮食自给底线,落实主销区和平衡区的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等。     

基于“粮食安全视角”的耕地面积需求分析——以陕西省为例

＂粮食安全＂是关系到国家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基本问题。在影响粮食安全的众多因素中,＂耕地面积＂是否重要,粮食安全是否需要既定耕地面积地保障,学术界在这些问题上一直存在较多的争议。文章利用陕西省相关社会统计数据,对陕西省＂粮食安全＂与＂耕地面积＂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预测出粮食安全的前提下一定时期陕西省所需耕地面积。研究结果表明：1990~2009年间陕西省粮食生产与耕地面积相关,但耕地面积并不是影响粮食生产的主要因素;在保持现有耕地面积相对稳定的基础上,依靠科技进步,提高粮食单产,是该省未来增强粮食生产能力的主要方向;按照以往技术进步比率计算,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前提下,2020、2030年陕西省保障粮食安全所需的耕地面积分别约为3 379.91千公顷、3 266.38千公顷。     

关于加快土地整治创新的思考

近年来,土地整治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为我国粮食的连年增产和国家粮食安全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未来10年,通过土地整治,预计可新增粮食产能约2 000亿kg。如何把潜能变为现实？加快土地整治、加强土地整治制度创新和科技支撑是根本途径。土地整治创新需要重视土地整治内涵和类型的变化;需要重点关注农村腹地、城乡结合部、农牧交错带、山缘带、城中村等区域;急需解决科学编制和严格执行土地整治规划、平衡资源与资金匹配、切实维护土地权益、加强土地整治制度建设、充分调动基层国土资源管理工作者的积极性、加强土地整治队伍建设、提高土地整治科技支撑能力等关键问题。     

乡村旅游发展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基于粮食主产区的门槛面板数据分析

粮食主产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其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责任,现实中乡村旅游开发对粮食主产区粮食安全产生一定影响。根据旅游业挤出效应理论,基于粮食主产区10年的面板数据,借助Hansen门槛效应模型,对乡村旅游作用于粮食安全的非线性影响展开分析发现：乡村旅游发展水平较低时,促进粮食安全发展;乡村旅游发展水平较高时,对粮食安全水平有负向影响;粮食主产区各省份处于旅游发展的不同阶段,乡村旅游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存在差异。为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相关省份在区域发展规划与政策制定时应正视乡村旅游对粮食安全水平影响的非线性作用,合理调控乡村旅游的发展规模与速度,以促进区域乡村旅游与粮食安全的协调发展与利益最大化。     

乡村旅游发展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基于粮食主产区的门槛面板数据分析

粮食主产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其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责任,现实中乡村旅游开发对粮食主产区粮食安全产生一定影响。根据旅游业挤出效应理论,基于粮食主产区10年的面板数据,借助Hansen门槛效应模型,对乡村旅游作用于粮食安全的非线性影响展开分析发现：乡村旅游发展水平较低时,促进粮食安全发展;乡村旅游发展水平较高时,对粮食安全水平有负向影响;粮食主产区各省份处于旅游发展的不同阶段,乡村旅游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存在差异。为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相关省份在区域发展规划与政策制定时应正视乡村旅游对粮食安全水平影响的非线性作用,合理调控乡村旅游的发展规模与速度,以促进区域乡村旅游与粮食安全的协调发展与利益最大化。     

基于食物安全层次性的耕地保护：政府与市场的合理边界

确保口粮绝对安全与谷物基本自给具有明显的公共物品性质,中央政府应将优质、无污染的耕地划入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进行严格控制,划定时提高监督强度,划定后利用激励机制,使永久基本农田的生产力不断提升。在保证口粮绝对安全与谷物基本自给后,粮食安全具有准公共物品性质,在保护与粮食安全相对应的耕地时,可以适当利用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地方政府利用全国统一的市场进行农地发展权转移交易,同时通过经济激励、政治晋升激励与三重监督,实现占用耕地与补充耕地的质量和生态平衡。保障粮食安全后的食物安全是私人物品,市场可以在其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对将质量等级较差的边际耕地转换为其他农用地可以不加限制,转换为建设用地也应以市场配置为基础。     

三明市金融支持农村土地流转的实证研究

土地流转催生了一批规模经营主体,培养了一批新型农民,带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三明市在农村土地流转的金融支持方面存在农村金融机构和农业信贷品种单一等问题。对此应该拓宽贷款渠道,积极创新各类金融产品、完善农村支付结算网络、健全农业保险体系、建立农村信用担保体系并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藏粮于地”战略：路径依赖与实施策略

“藏粮于地”是我国面对时代发展需求不断优化而形成的核心粮食安全战略,客观剖析实施“藏粮于地”战略的路径依赖,明确相应的实施策略,对于切实落实“藏粮于地”战略、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我国“藏粮于地”目标实现的路径依赖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粮食安全是国家总体安全的基石,“藏粮于地”离不开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二是要立足于现有耕地的产能提升,聚焦于耕地的质量建设;三是要着眼于全球化的粮食保障,“藏粮于地”需要国内外的统筹;四是针对保护性耕作是“藏粮于地”的内在需求,配套制度创新至关重要。为此,“藏粮于地”战略的实施策略在于：一是提高公众耕地保护意识,形成全民为“藏粮于地”作贡献的社会氛围;二是严防耕地“非农化”,确保18亿亩耕地红线;三是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推进区域耕地质量整体提升;四是提高耕地实际耕种者的质量保护意识,严格规范耕种行为;五是加强相关制度创新,提升耕地质量建设工程的实效;六是加大保护性耕作技术的研发与推广应用,维持耕地生态系统的健康。     

土地流转对县域农业生产要素市场的影响研究——以陕西省大荔县为例

土地流转是目前我国农村配置土地资源的最重要和最活跃的形式,土地流转对土地市场、农业资本市场、农业劳动力市场和农业科学技术等生产要素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通过对陕西省大荔县10个村庄部分农户的随机抽查和对大荔县户家乡西大壕村随机抽取60户农户的问卷调查,分析和研究土地流转对县域农业生产要素市场的影响。     

关于东北区域创建国家粮食战略基地的现实论证

在全球粮食价格暴涨的背景下,粮食安全问题再次突显。东北地区水土资源丰富、气候条件稳定,适宜发展农业生产。为保障中国国家粮食安全,必须加强东北地区粮食生产能力建设,形成稳固的国家粮食战略基地。因此,必须落实国家惠农政策,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构建畅通无阻的粮食物流体系;建立安全、高效和低成本的粮食仓储体系;积极培育完整的粮食生产和加工行业的产业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