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塘报及其特点初探

明代塘报作为明代官方新闻传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自基层组织逐级向上传播军事情况,并在统治阶层内部发布的信息传播工具。受其报道内容和传播体制的影响,明代塘报在信源、内容、体裁、发行、传播功能等方面均与明代邸报有着明显的不同,其报道风格的简洁、直白,通俗易懂,以及真实、准确、及时等特点,使之在当时的新闻传播体系中独树一帜。     

两种舆论生成模式的冲突分析

微博作为自媒体的典型代表,赋予了公众话语权和媒介接近权,使其在传播过程中扮演信源、传者和受者等多种角色,加上其即时推送信息、互动传播以及庞大的用户数量等优势,对社会事件的介入和参与能力越来越强,使舆情自下而上形成并蒸腾,打破了原有舆论格局中政府、传统媒体的绝对中心地位自上而下传播信息的格局,成为舆情传播的新途径和聚集地。以多伊切的舆论生成的＂瀑布模式和蒸腾模式＂来阐释微博舆论与传统媒体舆论在形成机制上的不同,观察这两种模式下生成的＂主流媒体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的冲突与重叠,有利于对新媒体与舆论关系的整体把握,为政府引导舆论提供参考。     

城市灾难事件网络舆情的传播结构及情绪分析

文章采用复杂网络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城市灾难事件网络舆情的传播结构特征,并利用机器学习分析舆论情绪变化。研究发现,城市灾难事件网络舆情传播具有生命曲线特征,潜伏期和爆发期短,以多级路径为主,传播速度快、范围广。政府、媒体和意见领袖是舆情传播网络中的关键节点,三者的舆论情绪及变化存在差异,易产生次生舆情。研究表明,新媒体背景下信息多元且透明,伴随了公众理性思考和公民社会进步。建议分阶段采取引导策略,分层级持续释放权威消息,消除信息死角。同时加强有害信息管控,有效应对并严惩网络谣言,维护城市灾难事件的网络舆论生态。     

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网络舆情应对策略

近年来,以自媒体为代表的网络信息传播成为公众获得各种新闻的主要方式,网络舆情呈现出传播速度快、公众关注度高、社会影响面广的特征。大学生作为网络舆论的重要参与者,文化水平高,思想认知深度比普通人更加深刻,但是由于缺乏社会经验,容易被不良网络舆论所影响,成为网络舆情的不可控因素。本文主要分析了当前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网络舆情的特点,并针对大学生网络舆情应对中存在的问题,总结出具体应对策略,希望能够有效提高当前网络舆情应对水平,营造和谐网络舆论环境。     

对重大舆情与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研究的分析与对策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推进,社会矛盾和冲突频发,重大舆情与突发事件所引发的社会效应越来越大。如何应对和引导网络舆情即成为摆在政府面前的一个重要和紧迫的问题。本文围绕重大舆情与突发事件舆论,抽取,解析重大舆情与突发事件舆论信号,对重大舆情与突发事件舆论情境、传播和演变进行全景画像。总结现有关于重大舆情与突发事件舆论的引导策略、态势研判、演变仿真预测以及应急响应,并在理论层面与实践管理调控层面提出了当前研究面临的挑战与发展趋势。本研究为探索舆论事件发生机制与预判分析理论和方法、事件趋势预测方法、模型预警模型与发布技术提供了新的思路。     

网络语境下财富符号的传播规律与生成机制

网络-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体现了语言财富符号传播的诸多特征。本文分析财富符号网络传播过程中舆论初始状态的符号敏感、舆论关键节点的符号助推、舆情节点互动的符号不确定和舆论规则进化的自组织等规律。并且在复杂适应系统的理论视野下,从财富符号的社会现实基础、社会心理动因、技术作用等因素,探讨其生成机制。     

群体性事件中网络舆情与舆论的形成与转化

互联网已成为当今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群体性事件的频频发生折射出改革阵痛与体制弊端,是多种复杂因素长期耦合相互作用的结果,但其直接诱因离不开信息的广泛传播.群体性事件的网络传播是形成网络舆情的导火索,随着越来越多的有关群体性事件正面和负面的网络信息传播形成网络舆情气候,群体性事件升级演化导致网络舆情危机,形成网络舆论.公共话题上的聚合、公共舆论场的形成、意见领袖的引领、媒介间的议程互动等分别提供了网络舆情向舆论转化的前提条件、重要平台、引领者及催化剂.面对汹涌澎湃的网络民意,执政者必须更新执政理念,适应网络化生存,尊重网民自由表达权;适时引导网络舆论,塑造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并对网络舆论进行适度干预,确保国家舆论安全.     

重大公共危机网络舆情扩散监测和规律分析

网络传播技术手段裂变式发展,互联网正在形成舆论的＂自由市场＂,因此,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扩散规律进行识别和引导的重要性日益突现。基于复杂系统网络信息传播与扩散的＂六度分隔＂假说、小世界网络和无尺度网络等社会网络理论,分析了重大突发公共危机网络舆情信息扩散演化过程,建立了基于主体（Agent）的网络舆情扩散监测模型以及网络舆情扩散规律分析模型。仿真结果得出的网络舆情扩散规律符合实际情况。该研究对于化解社会矛盾、有效解决公共危机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深远的社会意义。     

明代谣谚的舆论诉求与政府应对

明代社会舆论空前高涨,民众的主体意识逐渐觉醒,他们通过制造和传播谣谚申诉意愿,参与政治,表现出鲜明的群体性、张大性、迷惑性、现实性、地域性、工具性等时代特点。明代谣谚的生成传播,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家与社会、官方与民间的多元互动。民众或借助颂谣、怨谣、谶谣以歌功颂德、针砭时政、臧否人物、弘扬风尚,或对国家命运、事件情势作出预测;官府则通过各类谣谚以洞察舆情,济安黎民,整饬风化,匡正时弊,谣谚由此发挥了社会评价、道德评判、舆论监督、营造风气等重要功用。但某些谣谚在传播过程中,言辞偏激,蛊惑人心,诬罔视听,甚而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和引发社会动乱的祸源。在此情况下,明廷往往综合运用政治、法律、思想等手段,软硬兼施,惩防并用,以优化舆论生态,维持社会秩序,巩固王权统治。     

清初文人尺牍的传播

清初文人借助尺牍实现了社会信息的传布与交流、学术资源的整合重组与文化资源的共享。文人群体运用收藏、刊刻等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实现其传播角色。文人尺牍的传播不仅受到当时朝廷的文化政策等政治环境的制约,还受到文人本人的品节、社会地位以及尺牍本身学术价值的影响。无论从尺牍的创作还是从尺牍的结集出版,都可以看到尺牍的媒介特性。文人尺牍的传播首先诉诸文学的形式,收藏与出版的"著作化"也是重要手段。     

明代科举的发展特征与启示

明代科举处于中国古代科举发展的鼎盛阶段,具有以下明显特征:完全与官学教育融为一体,形成了包括科考、乡试、会试、殿试和庶吉士考选在内的五级考试体系以及以科举功名为主、学校功名为辅的层级功名体系,科目单一和考试高度统一,防范和惩治作弊之制空前严密,分地确定解额和录取比例制度合理、完备,实行进士观政制度,规范性、包容性、适应性、公正性和吸引力都空前加强,明中叶后科举功名成为决定士子个人前程和朝廷分配政治资源的决定性因素。这既是科举制自身发展和明代社会内在要求的产物,也是明代统治者统治理念的反映和其高度重视的结果。既对选才和普及儒学文化尤其是促进社会稳定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也带来人力和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败坏和压抑人才、延缓了社会的发展进程等消极影响。     

郧阳抚治与明代十堰的水利建设

明朝成化年间郧阳抚治的设立,为抚治驻地十堰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在一代代郧阳巡抚的督导和支持下,十堰地区的农田水利事业蓬勃发展,作为公共设施的水井建设成效显著,汉江航道的运输条件也明显改善。水利事业的进步不仅为十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和区域地位提高做出了重大贡献,还对十堰的区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明初的皇权统治与出版

明代出版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古代出版的巅峰,但事实上明代各个阶段的出版活动呈现出较大差异。在明初的洪武至宣德时期,出版活动陷入了一个低谷,活跃程度和整体态势甚至不及元末,其主要原因在于该时期的出版受到皇权专制统治思想的制约,主要表现为:明初统治者对图书出版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囿于制书出版,对民间出版基本上一致表现为严控与压制,其目的在于进行思想教化,维护专制统治。另外,明初文人在专制统治的政治背景下被皇权集体压制,致使他们的社会地位不高,命运悲惨,这也使私人出版行为受到严重打击。从宏观形态来看,明初的出版事实上成为皇权统治的工具,体现了当时的一种统治思想。     

元末士大夫的舆论批评及其蕴涵的时代意义

在元末社会危机滋生蔓延之际,一些士大夫高举道义大旗,抱道忤时,慷慨自陈,对元末统治者的骄奢淫逸,官吏的贪纵暴虐,黎民的颠危悲苦,世风的颓败浇薄等重要社会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和深刻的揭露.这些基于现实体悟的舆论批评不仅生动再现了元末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充分反映了士大夫忧国伤时、扶衰救危的经世意识和忧患意识,而且进一步彰显了社会舆论的批判对于社会政治秩序的价值和意义.     

微博问政的局限及完善路径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微博凭借着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优越性成为网络问政的新兴手段。微博问政逐渐成为公民政治参与和国家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手段。一方面,微博问政构建了一个信息发布、舆论引导、政民互动的新平台,扩大了民众的政治参与。另一方面,形式主义、信息鸿沟等问题也随之出现。因此,要加快完善微博问政的路径选择,使之成为舆论监督政府的重要途径。     

论明代政治民谣的传播特性

政治民谣包括风谣与具有政治预测性的谶谣.明代社会问题凸显,这给民谣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借助这些民谣,可以侧面反应明代社会现实.明代政治民谣具有传播者的不确定性、传播内容的广泛性和传播效果的双面性特征.在社会舆论监督中,政治民谣起到一定作用,但也不能夸大这种作用,而且有些民谣内容本身的真实性也有待考察.     

明清关中士人作品的刊刻与传播

明代中后期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消费能力的提高为图书的刊刻和流布提供了相应的物质基础和市场空间,士人的著述通过刊刻、传抄、互借、赠送、散发、交换等方式被广泛流传,为文化的传播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促使了明清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关中地区和江南地区相较,图书的刊刻和流布不具有典型性,但从纵向来看,明清关中图书刊刻的种类和数量较前代有很大的发展,士人的著述也经过各种途径得以刊刻和流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关中本土文化和外界的交流和互动。     

薛中离述论

宋明时代的岭东潮州,封建文明步人繁荣昌盛的高峰期。明嘉靖年间,阳明心学风行潮州,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潮州王门学派。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便是薛中离。本文主要根据薛中离的个人编著、明史、家港及有关史赐,对薛中离一生对王阳明心学的师承、传播和实践（主要是从政的政治实践和造福家乡策划着举的社会实践）进行全面的论述,并着重对其学术思想和个人修养作了客观的阐述与评价。     

清代湖南商贸问题浅析

清代湖南商贸有三个基本的表现形式:转口、过境与市肆,由此形成了湘潭、郴州、岳阳、常德等几个商品集散中心。明代以降的经济发展,是形成这种贸易与特征的社会背景。这种商贸一方面满足了清代湖南民间社会日常生活的需要,一定程度活跃了城乡经济,催生了一批市镇,在西南边境经济与内地经济之间起到了桥梁作用。同时商贸的发展又是单一的,带有政府强制性的行为。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使得从事这种活动的人基本上为外省之人,本省之贾亦或难见方志史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