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卞之琳翻译思想研究述评

卞之琳的翻译思想是对“信、达、雅”“形似、神似”“直译、意译”的继承和扬弃,在过去50余年内一直为国内学者们研究。该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末为第一阶段,以“信”“似”“译”翻译三原则研究和卞译莎剧（主要是卞译《哈姆雷特》）研究为特色;20世纪90年代为第二阶段,以拓展第一阶段研究内容为特点;21世纪以来的研究为国内卞氏译论研究的第三阶段,最具新意的是卞之琳中文诗歌的英文自译研究和卞之琳诗歌翻译与诗歌创作的关系研究。     

海南黎族国内研究综述

海南是黎族的主要聚居地,20世纪初至今,海南黎族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纵观国内的学者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20～40年代,国内黎族研究兴起,对黎族“志”和族源的探讨成为当时的热门话题;第二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到改革开放之前,以民族识别和社会历史调查为主的黎族研究,沿着“志”、“史”两条线索展开;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黎族研究蓬勃发展,多领域、宽视角的民族文化研究越来越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     

奈达现象”在中国翻译界的新发展

奈达的翻译思想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介绍到中国大陆,在国内译界曾一度形成＂言必称奈达＂的局面。基于陈宏薇（2001）将前20年分四个阶段的研究,本文通过调查对奈达理论的引文情况,对2001-2008年《中国翻译》上发表的研究文献按第五、第六阶段进行了全面梳理,归纳和分析了＂奈达现象＂在中国的发展趋势：发现经过第四阶段对奈达翻译理论的批判性接受,＂奈达现象＂在第五阶段走向低谷;在第六阶段转向成为研究热点,由此说明我国的翻译研究出现＂回归语言学＂倾向。最后提出当前中国译界引用西方翻译理论应与时俱进。     

认知语言学理论与中国翻译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从20世纪80年代初认知语言学的诞生,到1990年国际认知语言学协会成立,再到本世纪十年来认知语言学理论对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广泛研究,表明了认知语言学是语言研究的一个新的发展趋势。运用认知语言学理论研究翻译,为我们展现了有别于传统的翻译理论的一个全新的视角。本文综述了认知语言学理论与翻译研究这一课题在中国的研究状况,分析了其研究范围、相关课题、存在的问题以及发展前景。     

荷兰华文作家池莲子诗歌与中国女性神话原型

池莲子诗歌创作历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大约10年时间,后一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约20年时间,这两个阶段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分别植根于嫦娥和女娲这两个中国远古时期最重要的女性神话原型。     

中国大陆解构主义翻译研究焦点分析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解构主义思潮对西方翻译理论界的影响日益扩大,解构主义翻译思想应运而生。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大陆学术界开始有学者对解构主义翻译思想进行介绍和研究。从对中国大陆13种外语类核心期刊中相关文献的关键词进行的词频统计分析来看,近20年来中国大陆解构主义翻译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翻译标准、文本的意义、译者主体性、文化因素和建构等五个方面,大陆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研究在接受和质疑的争论之中不断深化,趋于成熟。     

20世纪中国散文批评概观

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现代散文创作与理论初创时期。中国现代散文批评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30年代的"三足鼎立"———言志说散文批评、社会学散文批评、文本说散文批评。第二阶段,30年代至70年代的政治化散文批评。第三阶段可分两个时期,前期从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散文批评开始蜕变,从"自我"解冻深化为启蒙;后期从80年代后期开始,散文批评呈现出多元化的状况。     

翻译应力保“反映／反应”——简评《中国翻译》同期三文

自新中国成立起，国内翻译研究大致可以上世纪80年代初为界分两阶段：之前多半以实践为主，之后以西方理论引入为重，现在是两者交融。实例证明：解决翻译中的具体问题，始终在于译者的态度，既要努力反映原作意图，又得顾及读者反应。     

国内美学、文艺学主体间性研究述评

国內美学、文艺学主体间性研究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末,是对80年代形成的主体性理论的修正.近年来,主体间性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建构知识论形态的美学、文艺学主体间性理论体系;二是着眼"主体间性"中的"间性"研究;三是主体间性理论的审美反思和哲学批判.当前的主体间性研究成果丰硕,但也存在着间性研究替代主体间性研究、主体间性理论建构立场的多元选择以及主体间性能否取代主体性理论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将直接影响主体间性研究未来的发展.从未来的发展而言,主体间性研究应立足本体论的立场,积极深化理论体系的建构,切实推动我国文论的现代转型.主体间性理论虽然完成了修正主体性理论局限、促进现代美学及文艺学转型的任务,却不可能也不必要重复80年代主体性理论一元统治的历史.百家争鸣恰是学术自由发展的前提,也是学术繁荣的表现.     

中国翻译研究中的“转向”

中国翻译研究中出现过两次显著的转向: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语言学转向,及始于20世纪末的文化转向.语言学转向顺应了中国翻译研究“学科化”与“科学化”的需求,是对传统翻译研究经验性、零散性不足的克服;文化转向顺应了中国翻译研究“跨学科”与“拓展”的需求,是对语言学派翻译研究微观性、静态性局限的超越.语言学转向的实质是学科化,文化转向的实质是学科融合,二者都是中国翻译研究在不同阶段所必需经历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