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良出生结局的变化及对人口健康的启示

文章采用的数据来自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分别在1988年进行的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1997年进行的全国人口与生殖健康调查和2001年进行的全国计划生育生殖健康调查数据,以不良出生结局活产比为指标,分析中国不良出生结局的变动趋势和不良出生结局的地区与年龄差异。结果发现,不良出生结局比重近些年有上升的趋势;低年龄组和高年龄组不良出生结局活产比高于中年龄组,并且这几个年龄组的不良出生结局活产比都有升高的趋势;按GDP的水平进行地区分类分析发现,不同地区体现了不同的水平模式。     

1990年代中国出生性别比:究竟有多高?

当1990年代各种人口调查"过低的"生育水平难以置信时,其"过高的"出生性别比数据却被广泛接受。本文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2000年人口普查出生数据漏报的性别差异的分析,利用教育统计数据,重新估计2000年及90年代的出生性别比。结果表明我国实际的出生性别比并不像2000年普查数据反映的那样严重偏高。我国实际的出生性别比和低年龄组性别比要比普查反映的水平低5～9个百分点。1990年代在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部分中,女婴漏报的作用高达50%以上。本文还根据2000年普查千分之一抽样数据,考察了出生性别比的社会经济差异。     

全国人口统计数据失真原因与对策分析研讨会综述

全国人口统计数据失真原因与对策分析研讨会综述张风雨近几年，国家统计局和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的几次抽样调查表明，自９０年代以来，中国人口出生率和妇女生育水平逐年下降，尤以１９９１年和１９９２年下降幅度明显，国内外对此反响很大。为正确了解中国９０年代初...     

从近年来的时期生育行为看终身生育水平──中国生育数据的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的研究

面临近年来极低的全国总和生育率（ＴＦＲ）水平，有关研究一方面集中于出生漏报的估计，一方面集中于针对极低生育水平的对策研究。但是，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却被忽视了，即由于近年来生育年龄变化而使得ＴＦＲ指标的内在缺陷更为突出，已不能很好反映妇女终身生育水平。就此，本文介绍了Ｂｏｎｇａａｒｔｓ和Ｆｅｅｎｅｙ新近提出的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ＴＦＲ’）方法。应用中国历年生育数据对 ＴＦＲ’方法的检验表明该指标的确比 ＴＦＲ指标更接近于实际队列的终身生育率。而根据最新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虽然近年ＴＦＲ仅为１．３，但作为从时期生育行为对终身生育水平的较好估计，近年ＴＦＲ’值却为１．７，这表示全国终身生育率大体仍在政策要求的水平以上。如果再进一步考虑数据中的出生漏报问题，那么实际终身生育水平还会更高。本文还分析了其他有关指标，并对该方法在应用中的若干技术问题进行了讨论。     

中国近期生育率的再估计

文章利用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普查和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在假设2010年普查漏报率与1990年普查漏报率相同的条件下,再次估计了2005年以来中国的生育率。普查同队列人口的比较计算表明,1990年0~5岁人口漏报率高达7.7%。以此漏报率调整了2010年0~5岁人口,进而推算相应年份的出生人口和生育率。同时,又通过总和生育率与出生率之间的关系,利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率,间接估计了2005年以来的生育率。这两种方法得到的估计结果虽有差异,但可以认为存在一致性,也进一步证实了以往一些研究使用不同数据和方法进行估计得到的结果。估计结果表明,中国近期的生育水平不会低于1.5,很有可能在1.6左右的水平上。文章亦对研究假设和可能存在的缺陷进行了讨论。     

基于调研数据的总和生育率发展趋势及影响因素分析——来自湖北鄂州、黄石、仙桃的调查数据

文章基于5490份有效问卷的调查数据对湖北省总和生育率（TFR）进行分析。结论表明,自1985年以来年龄别生育率下降主要原因是计生政策严格控制生育数量,而非生育行为的推迟。TFR呈现先快速下降后缓慢上升的趋势,其变化与高生育水平育龄妇女占比无关。与政策生育率变化有关。通过对湖北省总出生人数进行估算和分析,结论表明1985—2008年总和生育率对总出生人数的影响程度要大于高生育水平育龄妇女占比的影响;外推预测表明2009～2014年出生人数趋势稳定,2015年以后呈下降趋势。利用Logit模型对实际生育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有显著影响的因素为：受访者文化程度、户口性质、出生年代、工作状态、丈夫工作状态、放宽的计生政策和奖励少生的计生政策。     

对2000年人口普查出生性别比的分层模型分析

本文对以往出生性别比研究中的若干观点进行了学术评论,并讨论了个别经验统计分析中的方法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应用非线性分层模型将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1‰数据和1999年的地区级生育政策数据结合起来对出生性别比失调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初步分析。结果表明,育龄妇女现有子女数量及性别和一些社会特征对出生性别比存在单独的影响,并且肯定了生育政策既存在对出生性别比的直接影响,也通过其与妇女以往生育结果以及其他社会特征之间的交互效应来影响出生性别比。     

中国育龄夫妇的生育"性别偏好"

在对国内外"性别偏好"研究综述的基础上,利用1997年人口与生殖健康调查、2001年计划生育/生殖健康调查和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通过计算育龄妇女最后一个孩子的性别比、按已有孩子性别的胎次递进比以及分析具有不同孩子性别结构的家庭状况和妇女所生孩子的活产及存活情况等,考察了中国育龄夫妇生育"性别偏好"和性别选择行为的基本状况与特征,强调生育"性别偏好"及其相应的生育性别选择行为是作用于人口出生性别比失常背后的关键性内在动因.     

对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准确性的估计

文章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汇总资料,利用人口分析技术和与历史数据、行政记录资料比较等方法,从人口的年龄、性别、生育、死亡、总规模、教育以及长表的代表性等多方面对六普的主要数据结果进行深入地分析,对普查数据的准确性进行客观地评估。结果表明,2010年普查登记的分年龄数据准确性差异较大,0～9岁低年龄人口存在漏报,20～45岁人口有重有漏,其余年龄组完整性较高;分性别数据与历史数据的一致性较好;妇女生育水平明显偏低;死亡人口数据漏报较为严重;分教育数据与教育部门的行政记录吻合度较高;长表的主要数据结构代表性较好。与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2010年人口普查总人口的漏登率大幅降低,普查的总体质量明显提高。     

80年代以来我国少数民族出生人口性别比与生育水平变化的历史回顾

本文以“四普”、“五普”数据为基础,采用人口间接估计技术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少数民族人口的生育水平和出生人口性别比变化的历史过程进行回顾,探讨生育水平下降过程中,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变化趋势,并以蒙古族、回族和维吾尔族为例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当生育水平下降到较低水平时与出生人口性别比之间有明显的相关关系。     

生育政策的地区差异与儿童性别比关系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出生性别比持续攀升。由于该现象发生在现行的生育政策推行以后,所以政策被认为是造成或加剧性别比偏高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直接衡量生育政策,并探讨它对出生性别比影响的研究十分缺乏。本文使用“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1989~2000)数据,分析生育政策的地区差异与社区层次儿童性别比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趋于平衡的性别比更可能在政策被严格推行的地点和时间出现;政策的性别特征激化儿童性别比,但政策仅仅作用于第二胎。因此,在夫妻控制子女性别的能力超过控制子女数量的能力、在部分人群尚不能同等对待男性胎儿和女性胎儿的时候,若要获得相对平衡的出生性别比,政府必须完善现行的生育政策,并对人们的生育行为进行行政干预。     

当前我国农村居民的生育意愿与性别偏好研究

本文利用 2 0 0 2年国家计生委宣教司的“农村居民生育意愿调查”数据 ,研究了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矛盾是群众的意愿生育孩子性别结构与国家生育政策之间的矛盾 ,弱化性别偏好对于稳定低生育水平和促进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平衡都是至关重要的     

对五省一市妇女初婚年龄的分析

70年代初以来,中国加强了计划生育工作,妇女的婚姻生育行为逐渐有了很大改变,初婚年龄和初育年龄推迟,生育子女数减少.随着时间推移,婚姻生育模式出现转变.国家统计局继1985年在河北、陕西省和上海市进行第一期深入的生育力调查之后,又于1987年4月在北京、辽宁、山东、广东、贵州和甘肃等五省一市进行了第二期调查,取得了丰富和详细的资料.本文将对部分资料进行分析,以进一步了解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进程和成果,以及地区之间的差异.     

论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治理的有效性

伴随着由生育控制政策带来的低生育率水平以及胎儿性别鉴定技术的普及,中国自1980年以后出现了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态势。1986年,中国政府开始采取法律、法规等措施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进行治理。2000年以来,采取了更为综合性的手段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进行治理,查处＂两非＂的同时,运用利益导向等社会政策工具引导人们转变男孩偏好。然而,2005年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尽管出生人口性别比继续升高的态势稍有缓解,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下降的势头,但其总体偏高的态势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中国的生育水平——基于模拟的验证

中国的实际生育水平一直存在争议,2010年的普查数据为我们提供了考察生育水平的新证据。本文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使用人口模拟模型,选取不同的生育水平方案,来模拟2001—2010年历年的出生人口数量和2010年的人口总量,以判断2000—2010年生育水平。结果表明,现行的总和生育率在1.7以下,1.6左右,2010年在1.6以下,但降到1.5以下的可能性也非常大。为了避免低生育的更进一步的严重后果,中国应该适时地完善生育政策。     

2006年全国人口形势变动特点

根据国家人口计生委2006年组织开展的第六次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资料(以下简称"2006年人口计生抽样调查")、国家统计局2005年全国1%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以下简称"2005年1%人口变动调查")及有关公布数据等综合分析,2006年全国(不包括台湾省、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下同)人口低生育水平总体稳定,人口计划圆满完成,同时,低生育水平反弹风险逐步成为现实,人口增长压力越来越大,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形势更为严峻。     

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了出生性别比吗?——基于微观行为主体的考察

出生性别比偏高且逐渐走高是中国过去近30年最显著的人口结构变化之一,对于"中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是否影响、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出生性别比"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一直在努力探索,也一直在争论。本文从微观行为主体的生育决策出发,试图理顺性别偏好、生育政策和性别选择技术可及性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重点考察不同生育政策背景下微观决策主体的生育行为,通过构建概率模型考察不同生育政策下的无选择生育和有选择生育的出生性别比,从理论上分析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可能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利用微观家计调查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评估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的实际影响。研究发现,如果存在性别偏好且生育选择技术可及,计划生育政策确实会影响生育行为,造成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问题;具有性别倾向的一孩半生育政策反而加剧第二胎出生性别比的失衡问题;政策实施的严格程度显著影响出生性别比;生育性别选择的成功概率越高,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越严重。最后就生育政策的调整思路及如何有效地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提出建议。     

六普结果表明以往人口估计和预测严重失误

文章以六普人口年龄结构为标准,模拟过去20年人口进程及其主要人口指标,然后与其他来源的人口指标进行了比较和分析。根据六普结果可以判断,1990～2010年间的人口估计和预测存在的普遍问题是高估了出生人口数量,高估了生育水平,高估了人口增长,从而低估了人口老龄化程度。研究发现,由于高估出生和生育水平而导致的过分的统计调整,造成的偏差幅度甚至远远超过了原始调查统计的偏差,形成了严重的误导。这种状况反映出多年来人口统计上的迷茫,思想认识脱离实际。     

中国老年人虚弱指数与死亡风险及队列差异

利用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 CLHLS ）2002－2011年跟踪调查数据,通过多种健康指标构建中国老年人虚弱指数,运用增长曲线模型和Cox等比例风险函数的研究方法,对中国老年人虚弱指数和死亡风险及其队列差异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发现,女性虚弱指数比男性高,增长速度也比男性快,但是死亡风险比男性低;出生较晚的队列与出生早的队列相比,虚弱指数会更高,他们的增长程度更快;受教育程度高的老年人虚弱指数低,但是其增长速度却比受教育程度低的老年人要高。     

出生的性差别——福建省泉州市人民医院统计分析报告

关于出生的性别比例和不同季节在性别等方面的出生差别,是人口研究中值得注意的问题。为此,现根据福建省泉州市人民医院1977——1979年三年的接生人数,按月、按性别分别进行统计比较,并给以初步分析和讨论。 一.资料来源: 该院妇产科病房三年来接收住院生育共五千四百七十二人,其中生男二千八百一十九人,女二千六百五十三人,产妇来自泉州市和附近各县,如晋江,南安、惠安以及外地回泉州生育者。因文化革命十年浩劫期间资料散失,打倒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医院才恢复了规章制度,故本文选用1977——1979年三年的较完整资料进行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