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探析

哈贝马斯前期主要通过对公共领域的形成、内涵及功能的探索而阐发市民社会问题.公共领域促进了社会整合和群体认同,奠定了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当代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根源于以权力为媒介的政治领域和以金钱为媒介的经济领域对以语言为媒介的社会文化领域的全面侵蚀,以及由此导致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哈贝马斯拓展了市民社会理论的问题域,增强了其解释力,诊断了现代性的症侯,推进了市民社会理论的当代复兴,但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理论自身也存在着限度.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思想三论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意旨深远,涵义丰富,是一个集思想内涵、社会意义和政治功效于一体的综合性概念,绝不能仅仅局限于思想史视域来理解并揭示公共领域概念的价值和意义。从厘清公共领域概念是历史范畴还是规范概念、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关系以及公共领域的政治功能三个方面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做些宏观性分析,有助于完整地把握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思想。     

话语商谈与政治公共领域的反思——哈贝马斯与达尔的民主思想之辩

在哈贝马斯看来,晚期资本主义公共领域发生结构转型的根本原因在于由国家干预市民社会和市民社会获取政治权力而导致的相互融合以及随之响应的市民社会结构的转换。因此,在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的语境中谈论公共领域的重建问题,最根本的应当是讨论国家和市民社会之良性互动关系的形成以及市民社会结构的改造问题。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如果我们把公共意见理解为是公民根据其自身的权利,在道德和法的公正性原则的框架内通过商谈和论辩形成的一种作为所有相关人员认可的意见,那么,公共意见也就不同于达尔的民主概念中的那种"公意"或非反思的统计学意义上的"大多数人"的意见。因此,公共意见形成于理性交往形式而构成的公共领域,而非有组织的或制度化的政治公共领域。达尔试图建立一种更加注重政治参与和更关心平等的公民自主性权利的民主,以达成一种能够彻底摆脱亚里士多德式的、以伦理的实质性权利为基础的民主政治。问题在于,达尔并没有意识到公民实质的权利只有通过以公正原则为根据的程序性的商谈才能实现。由此,现代民主法制国家只有充分意识到自身所具有的社会一体化的反控导的技能,并按照一种反思性的原则来引导政治公共领域内部的实践,才能把自己置于与经由交往理性织构的公共领域平行的地位上,并由此确定它作为一个民主的政治话语的主体的地位。     

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

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是两个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的概念。西方学者对公共领域等概念的内涵理解不同 ,因而对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的关系也有不同的认识。厘清哈贝马斯、泰勒等学者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等话语 ,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的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话语。     

油茶文化公共领域的价值分析

借鉴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湖南城步油茶文化公共空间既是具有当地特色的休闲空间,也是重要的公共领域、社会意识生产空间和表达场所。这一公共领域的多元性特色集中表现在其构成要素:公众、公共舆论与公共媒介当中。油茶公共领域的形成是基于我国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二元互动背景下形成的实际公共领域。它的发展与完善还需要国家、社会、个体之间多元互动、相互作用、共同培育。     

哈贝马斯早期公共领域思想的规范视角

哈贝马斯早期公共领域思想从规范与事实两个层面阐释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理想模式,以往人们的研究多集中于哈贝马斯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事实层面的描述,本文则试图立足规范视角对哈贝马斯这一思想进行解读。在规范层面,哈贝马斯一方面分析了影响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产生的前资本主义时代公共领域的规范潜能;另一方面,他又着力挖掘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本身的规范潜能,进而以此为契机批判现代社会,以之为基础构建理想社会。     

公共领域与合法性——兼论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主题

哈贝马斯在政治统治秩序的合法性问题上所持基本立场是,政治行动领域是根植于生活世界情境之中的,只有那些与公共领域具有实效性联系的政府行动才容易获得公众的支持与忠诚.可见,公共领城,主要是政治的公共领域与合法性密切相关.政权的合法性需要由政治公共领域理性地提供.这是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主题.哈贝马斯从两个角度详细论述了这个主题: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哈贝马斯着重论证了政治公共领域的衰落必然导致政治的合法性危机;而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中,哈贝马斯则重点阐明了政治合法性的重建有赖于公共领域及其政治功能的重构.在哈贝马斯心目中,理想的公共领域应当被构建成一种能够提供自由、平等、开放的"民主商谈程序"的"交往共同体",公众可以自由而平等地介入其中,自由论辩以形成公共意见,借助公共舆论的监督功能将公共权力限定在合理范围内.并为政治的统治秩序生产出经过公众论辩、审视及批判的服从和忠诚.     

公共领域话语的中国意义——评《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

卜正民《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是一部开风气之作,以晚明地方士绅捐赠佛寺活动为其分析的核心．使用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来考察晚明中国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公共领域作为一个生长于欧洲社会文化背景下的西方观念,能否在中国这样一个典型的东方社会生长和发展,中国是否存在一个市民社会体系或者是否存在着公共领域．卜正民这部著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和靶子。     

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逻辑

"市民社会"是哈贝马斯思想谱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关涉市民社会的哲学话语构成他学术生涯的重要阶段,他的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有一脉相承的逻辑。哈贝马斯吸取前人的理论营养,结合自己对当代西方社会现实的深刻理解,对市民社会提出独到的见解。面对资本主义的种种危机,他以公共领域为理论基点,引入交往行为和对话理论,构建自己的市民理论范畴,提出以"交往中寻求统一"为核心的理论,从公共领域转变到生活世界,建立一种基于交往理性从而能够最终实现自由与和谐的社会。     

对“公共领域”的仰视

汉娜·阿伦特与尤根·哈贝马斯之所以能联系起来,是基于这样一个理论事实阿伦特全部作品中一以贯之的政治主线是对"公共领域"式微的强烈关注,而这无疑是哈贝马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思想最为直接的、重要的理论源泉之一."公共领域"概念原型在二者之间有着不同的阐释和理解,但对工业化的恐惧和憎恶促使阿伦特与哈贝马斯都到"公共领域"中去寻求解脱,"公共领域"理论可以说是对政治极权和科技工具理性的一个反动.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述评

哈贝马斯认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与市民阶级对公共权力的批判须臾不可分开,这一批判精神以市民阶级对人性的自我理解或私人自律为依据.在当今社会福利国家情景中,由于国家的社会化和社会的国家化这两个过程,国家与社会由分离而重新合一,私人领域不复存在,公共领域也因为批判精神的式微而瓦解了.因而恢复批判精神乃是重建公共领域的惟一出路.     

合法性:哈贝马斯政治哲学的焦点

"合法性"是哈贝马斯政治哲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哈贝马斯对合法性的解述,在逻辑上肇始于他对自然法和实证主义两种合法性传统的批评性回应,在实际的理论层面上则系于他对交往理论的政治哲学转译和对公共领域概念的政治哲学审理.与自然法和实证主义传统不同,哈贝马斯并没有将先定的价值观念或者形式主义的事实的东西作为证立合法性的基础,而是将这样的基础视为公共领域以及它的交往结构的展开.哈贝马斯的合法性理论经过罗尔斯的回应,其意义被放大,但对其思想结构的评价则应当从其自身话语的语境切入,而不应简单地用外部的问题坐标或者理论范式对其进行处理.     

价值多元化社会中的公共领域的本质与当代意义——基于《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文本的分析

价值多元化社会中,公共领域的本质是公共对话平台及建基其上的社会批判功能.因此,“公共领域”是非实体性范畴,是哈贝马斯用来厘定现代西方社会的主要问题、引导政治实践的理论工具.根据文本分析,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来源于特殊的西欧社会的文化根柢,有着特定的西欧社会历史背景,直指现代西方社会语境中的问题,并不能以自明自证的方式运用于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尽管如此,公共领域的社会监督和批判的自我纠错功能依旧具有普遍意义,它必须与中国传统的“公”的文化相结合,立足于当前中国的政治现实,实现在当代中国价值多元化社会语境下的现代转化,才能发挥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真正意义.     

“现代性”议程与文化“公共空间”的衍变轨辙

由于"现代性"在中国仍是未完成设计的议程,因此用"公共空间"表述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似乎更切题旨.自晚清以来,中国的文化"公共空间"以现代大众媒体、物质性的公共构造以及具体的公共文化事件,共同见证了中国"现代性"进程.而1990年以来对"现代性"的反思,则直接引发了当代文化公共空间的裂变.     

南希·弗雷泽关于全球化时代公共领域的构想

南希·弗雷泽在批判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对全球化时代公共领域的构想.她认为哈贝马斯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观念在全球化时代已捉襟见肘,批判理论应予以揭露.此外,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模型是威斯特伐利亚的民族国家,然而公共领域理论应该回应全球化时代的新发展,超越民族国家的威斯特伐利亚框架,保持其批判性.弗雷泽从规范合法性和政治有效性两方面探讨跨国公共舆论如何可能的问题,意图重建公共领域批判理论.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是一个集思想内涵、社会意义和政治功效于一体的综合性概念。旨在通过自由、充分的商谈形成高质量的公共意见，并以此为载体实现反映社会问题的“信号”功能和对政治系续的批判功能。当前，我国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必须培育和引导公共领域的参与者、自由的交往空间和加强传媒监督，从而保证我国公共领域的成长。     

普遍利益与公共利益批判

个人利益与普遍利益矛盾的求解由来已久,在长期的历史中,这一矛盾被转化为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或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矛盾问题。黑格尔希望以理性国家来升华市民社会,卢梭寄希望于个人的心灵默契,哈贝马斯等吁求在公共领域中对公共权力进行批判和监督,马克思则认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导致个体感性存在与类存在之间的矛盾,需要实现对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双重超越,达致自由人的联合体。在今日中国,我们应该以马克思的理想为旨归展开公共性批判,尽可能地达致普遍利益的实现。     

宗教介入公共领域的若干问题探析

宗教在国家和公共领域中应该和能够扮演何种政治角色,如何处理宗教与公共领域之间的关系,确实是一些极富争议性的论题,迄今为止,目前学界对此论争纷纭.晚期哈贝马斯所主张的“宗教融入公共领域”的“兼容论”构想则与中国传统宗教伦理思想有着很大程度上的暗合性,这一构想对当下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探讨应该说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和镜鉴作用.     

基于社会管理视角下的公共领域的再阐释

公共领域一直受到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关注。不论是阿伦特极权主义语境中的公共领域,还是哈贝马斯民主语境中的公共领域,以及后续研究者对公共领域的探讨,基本上都是在＂‘国家与社会’的对立＂,或者说＂‘国家与社会’的消极互动＂之逻辑预设上展开的。但实际上,＂‘国家与社会’的协作＂或＂‘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之逻辑预设同样存在可能;基于这种逻辑预设,从社会管理的视角来看,公共领域是一种社会管理机制,它同时与国家对社会的管理域、社会对国家的管理域、国家自我管理域以及社会自我管理域相联系,发挥着社会管理功能。公共领域的建构必须从外部要素和内部要素两个方向着手;外部要素包括制度与媒体,内部要素包括公众、公共知识分子以及社会空间。     

批判、实践与解放——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解读

在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中,他对晚期资本主义科技理性的泛滥、公共领域的萎缩、生活世界的内殖民化等问题都有独到的理解.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哈贝马斯汲取前辈的思想精华并指出其中的理论局限创立了交往行为理论,正是这一理论让他的思想大放异彩.在哈氏看来,"交往理性"正是重建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