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宪法学说研究中的中国面向

一、法律全球化背景中的中国宪法学说 在宪法学的研究中,宪法学说是一个非常基础但又非常重要的问题.宪法学说的重要性主要体现为一国的宪法学说往往反映了该国的宪法发展状况与宪法学的研究状况,因而,衡量一国的宪法学的发展程度,往往以该国的宪法学说的发展与成熟程度为标志.纵观西方宪政发达国家,在其成熟的宪政制度和深邃的宪政理论背后,无不以其发达而又绚烂缤纷的宪法学说为理念基础:如美国制宪初期的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的学说之争,德国公法研究学中拉邦德的国体宪法学、耶利内克的实证主义国法学以及施密特的政治宪法学之争,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百科全书派与卢梭的宪法理论之争,日本明治宪法时代的穗积八束的国体宪法学与美浓部达吉的立宪学派之争.这些学说,观点迥异但又自证其成,为本国宪法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理论源泉,也为本国宪政实践的顺利开展提供了理论上的基础.     

论宪法实施的基础条件

宪法实施是宪法学理论研究和现实实践中的重点问题。宪法实施的意义是多重的,树立和保障宪法权威,维护法律规范体系的一致性和完整性,实现良法之治和社会正义。宪法实施需要具备诸多基础条件。一部制定良好的宪法文本、全体社会成员拥有宪法共识、对宪法原则和规范的正确解读和实践,以及完善的宪法监督保障机制。当下以及未来若获得和保持良好地宪法实施效果,需要在两个方面进行努力,观念和行动力。在全社会范围内达成宪法共识,立足于宪法文本,激活宪法解释制度和宪法监督制度,使宪法成为"活的机关"。     

合宪性审查与法律规范审查体系的裂隙与衔接

合宪性审查是宪法实施的重要保障,只有其有效实施才能实现宪法制定的理想。在制度实践中,合宪性审查和合法性审查共同组成我国的法律规范审查体系,而这一体系又是由法律草案审议、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附带审查等一系列具体的审查制度组成的。通过对法律规范审查体系的梳理,可以发现合宪性审查的权限、能力、意愿、风险等诸多因素所带来的制度运行阻力,加剧了合宪性审查与现有法律规范审查体系的隔阂。因此,必须明确我国合宪性审查的"宪法实施和监督"定位,发挥法院在审查中的常在性、专业性和中立性,同时启动合宪性解释、畅通公民提起审查建议的渠道,以促进多维机制的衔接与互动,实现我国法律规范审查体系的良性运转。     

宪法法部门初探

本文认为目前我国法学界把宪法视为部门法的认识有许多弊端 ,主张将宪法仅定位于根本法 ,不再视为部门法 ;取消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宪法部门 ,重新划分一个新的独立的法律部门———“宪法法部门” ,以规范宪法学的概念 ,理顺宪法与部门法的关系 ,更好地实施宪法 ,实现宪政     

中国宪法实施的三个面相

韩秀义撰文《中国宪法实施的三个面相——在政治宪法学、宪法社会学与规范宪法学之间》指出,无论是在中国宪法研究中,还是在中国宪法实践中,中国宪法实施问题都居于核心地位:对于中国宪法研究而言,中国宪法实施问题既与中国宪法文本有关,也与中国社会对中国宪法文本的体认相连,更与中国的政体架构和意识形态密不可分,这     

论作为我国宪法学基本范畴的非国家公权力

非国家公权力是指我国宪法"国家机构"一章规定的国家机关以外的组织享有和行使的公权力,其作为宪法学基本范畴意味着公民权利、非国家公权力、国家公权力三者关系成为宪法学的基本问题。非国家公权力作为宪法学基本范畴包含宪法规范和规范宪法两个议题:前者应从实证主义立场阐明规范之真实,包括真实的中国宪法和中国宪法的真实含义;后者则需从立宪主义立场探求非国家公权力规范的应然状态及其实现路径。我国宪法学研究应建构公民权利—非国家公权力—国家公权力三元框架的转型宪法学理论。     

论宪法发展研究的文化取向

中国宪法学在谋求理论创新的过程中,采取站在更高层面的、具有宏观指导意义的文化的视角是推动宪法发展的极为重要的理论方法论。宪法发展目标的设定、宪法精神的养成、宪法基础的生活化都提示人们要关注宪法发展的文化背景问题。从实证的角度看,"文化多元与宪政实现"并不是一个保守的命题,而是主张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充分考虑中国社会的认同度和支撑度的问题,这更有利于我们对当代中国宪政制度发展的创新性研究。     

我国地方性法规审查机制的宪法学分析

规制我国地方性法规的法律规范存在逻辑悖论和诸多理论问题,运用宪法学原理对其分析不难发现: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都不是地方性法规的审查主体;"同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标准存在逻辑悖论,"不适当"标准缺乏可操作性;赋予相关机关撤销权和改变权有违人民主权理论和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故需要依据《宪法》和宪法学原理重构我国地方性法规的制定和审查机制。     

论"芦部宪法学"

日本当代宪法学界的执牛耳者———芦部信喜先生所建立的宪法学体系,在理论构成上具有相当丰富而又相对自足的内容,体现了对日本现行宪法的体系性思考,在日本拥有“芦部宪法学”的专称,甚至被誉为“日本宪法学的金字塔顶”。它的出现,乃是已有数代传承的日本宪法学说史发展脉络的自然延伸,而这一脉络又与德国国法学—宪法学的发展脉络具有一种对应沿承的结构类似性。由此理解“芦部宪法学”的理论要点,把握其法教义学的学问品格,就可以在一个方面上确切了解:传统宪法解释学是怎样进一步发展成为“规范性宪法学”的。     

法律监督权是否可能

在中国的宪政结构中,检察权是与行政权、审判权并列的国家权力,担负着保障宪法统一和完整实施的法律控权功能。但在实践中,人们以西方公诉权来理解和运作中国检察制度,使中国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功能难以发挥。同时,当人们用法律监督权来理解和实践中国检察权的时候,发现与法律监督相适应的规范和机制严重缺乏。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作为法律监督权的中国检察制度缺乏理论和实践的支持。因此,全面厘正和恢复中国检察权的宪法精神,建立科学的法律监督权的理论体系并在实践中形成法律监督的运行机制,不仅是中国检察制度建设的要求,也是全面贯彻和实施宪法,确立法律权威的要求。     

中国宪法学说史的学术背景与研究意义

中国宪法学产生于20世纪初,迄今已有100多年历史.在100多年的发展与演变过程中,宪法学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之间形成了一种混合的制度体系与学术体系.尽管在旧中国宪法发展中脱离宪法理性的制度与文本所占的比重比较大,但就整体学术脉络而言,不同时代学者们所提供的宪法学知识保持着不同形式的学术关联性,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1]特别是,宪法学作为研究宪法现象的知识体系,提倡知识与学术的历史传承,使宪法学说成为连接知识与经验、现实与历史的纽带.     

宪法价值的适用区间与宪法实施的可能性

宪法价值是近年来我国宪法学界关注较多的一个重要的宪法学概念,作为一种价值现象,其功能存在特定的价值适用区间,这种价值适用区间决定了宪法价值发挥自身作用和影响的范围。只有从分析宪法价值的功能区间入手,才能为宪法实施提供一套较为科学和有效的评价方法,宪法实施既有宪法实践方面的"事实客观性",同时又有宪法价值方面的"价值主观性",只有在理论上将宪法价值与宪法实施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正确地认识和看待我国现行宪法30年来实施的真实状况,也才能更好地认识宪法作为根本法在调整人们行为中的法律规范作用。     

构建福建信用文化的法律思考

本文从法学的角度论述了信用与法制的关系以及法律在信用文化构建过程中具有的作用 ,提出了政府在信用文化建设方面应有的对策和作用。作者指出 ,如果将信用理解为道德信用范畴 ,信用和法制的关系也就体现为法律和道德的关系。二者共同点是同属于控制和约束社会主体、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 ,区别在于法律规制是一种他律机制 ,道德规范是一种自律机制 ,二者的有机结合就体现为将道德规范提升为法律规范 ,实现对道德规范的强调和保障。就信用而言 ,就是信用的法律化 ,包括信用主体的商业登记制度、商事主体信用的维持制度、社会信用服务法律制度、信用交易法律制度、信用救济法律制度等几个方面。同时作者认为政府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过程中应发挥主导作用     

民国时期的政府审计文化

民国时期产生了具有中国近代意义的政府审计,其体现的政府审计文化包括:审计立法中体现的宪法、组织法、审计法和审计法细则四位一体的法律文化;审计组织制度中体现的中国传统监察和西方独立审计思想相结合的监审合一组织文化;审计人员就任时体现的"奉行法令,忠于职守,廉洁自律"的宣誓文化;审计人员工作中体现的民主、公开的工作文化;审计人员中体现的学习孙中山"五权宪法"和"三民主义"的学习文化;审计高官业余生活中体现的高雅、刚正的书法文化。     

论我国宪法序言中的根本法

关于宪法序言是否包含着宪法的根本性规定,具有法律实证主义倾向的学者一般认为宪法序言只是政治性宣言,继而否定其中包含根本性规定;而政治宪法学则认为宪法序言中由政治权力的事实构成的政治决断具有根本性,其见解与立宪主义的精神相冲突。我国宪法学的传统学说虽认定宪法序言包含着根本性规定,但由于缺失体系化论证,其说服力有限。规范宪法学认为,在我国宪法中的公民基本权利规范、国家机构规范以及以国家根本任务为统领的公共利益规定中,作为宪法序言之核心内容的国家根本任务虽可被视为根本法,但其既非唯一,也非最高。     

道德领域和法律领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同的路径选择

在新世纪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道德文化领域应该主要走本土主义路径,法律文化领域应该主要走拿来主义路径。这种不同路径的选择模式是由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和精神所决定的,同时也有理论依据和成功的实践例证。拿来主义路径下的中国法制建设与继承本土资源和体现法治的中国化、民族化并不矛盾。在宪法、行政法等领域,应该强调遵循和实施与世界潮流一致的普遍价值和普遍规则,而在与道德伦理评价体系和民众私人生活接近和密切的民事、经济、刑事和诉讼等领域,应该在拿来主义基础上充分强调中国化和民族化。     

论中国主流价值文化的内涵、特质及其构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主张并致力于构建的、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在中国的法律制度和政策措施上体现出来的、公众以及各种价值文化也日趋认同的价值文化。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文化成为中国主流价值文化具有历史必然性,对国家、民族和人民都具有根本性的重大意义,是当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正确选择。中国主流价值文化是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理论体系、制度体系、道德体系四个主要方面体现其特质的。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与当代中国文化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其在实质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国主流价值文化构建的基本方式是理论构建与实践构建同时进行的"双重"构建。为了从根本上避免双重构建可能出现的问题,我们需要确保思想自由,确保程序民主,确保设计科学。     

论当代中国法律文化冲突的二元结构

二元冲突结构是中国法律文化冲突的主要特征,它在性质内容上表现为西方现代法律文化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间的冲突,在结构形式上表现为法律制度文化与法律观念文化之间的冲突。当代中国法律文化形成发展的历史特殊性以及法律制度文化建设自身存在的不足,是当前中国法律文化二元冲突发生的主要原因。破解中国法律文化的二元冲突结构,要明确当代中国法律文化建设的价值定位,健全现代法律制度体系,加强对公民法律文化心理和法律价值观的培养和教育,增强法律观念文化与法律制度文化的协调性、一致性。     

“政治宪法”的概念——从“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之争切入

在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的论争当中，浮现出了规范宪法的概念和政治宪法的概念。规范宪法指基本权利规范体系。与之相对，政治宪法指最高权力的分配规范，或者称之为主权的具体结构。而作为一个应对中国宪法问题的具体概念，它是由三个要素共同构成的：第一是当前最高权力的内部结构，是承载党与人民这一对关系的宪法安排；第二是这一结构的未来理想形式；第三是向未来理想形式的演变是内在于既有的权力结构之中的，因此，这种演变也就成为一项宪法上的应当之事。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政治宪法是历史主义的。     

宪法宣誓制度的“实”与“名”

宪法宣誓制度之"实"在于"宪法",是宪法实施的一种重要方式;宪法宣誓制度之"名"在于"仪式",是认真对待宪法的一种公开表达。中国宪法宣誓制度有着充分的宪法依据,域外宪法宣誓制度与已有的地方宣誓实践为中国宪法宣誓制度的规范构建提供了充足的智识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