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的意义阐释——以法治为修辞改变思维方式

作为法治中国的核心要素,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抓手,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也主要在国家（政党）、政府、社会三个层面展开。其中,如何透过诸多修饰词,正确解读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意义,是摆在法学研究者面前的重要任务。在此过程中,法治国家主要是解决执政党依法执政的问题;法治政府主要是解决政府与市场、社会组织行为的法治化问题;而法治社会主要是在法律对社会组织与公民、政府之间的权力进行明确划分的情况下,实现社会管理体制现代化的问题。法治国家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顶层设计,法治政府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关键,而法治社会则是法治中国建设的真正基础。     

“德性的法治”如何可能?——以荀子为基点之历史与逻辑的考察

长期以来,学者或从二元对立的视角看待德与法的关系问题,或以“法即是刑”的观点认识中国古代法的性质。在先秦儒家德与法相互补充、相互协调主张的基础上,现当代学者亦提出德与法有机融合及“德性的法治”观念。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法是适应社会复杂化进程及富国强兵的现实需要而采取的治国方法;从政治思想发展的逻辑看,法是为实现“公”、反对“私”而施行的政治主张,具有普遍性、客观性与公正性的精神实质。在荀子那里,法是以公正与理性为根据和精神实质的爱的制度;礼法、礼义既具有社会规范作用,更具有道德教化作用;法是君子所立、所论、所行之义法,其所欲实现的是一个礼乐平治、上下和乐的王道社会。在荀子的政治哲学中,“德性的法治”最终得以实现。     

社会治理中的区域法治——以“余庆经验”为例

"余庆经验"就是基层党委政府因地制宜、创新社会治理模式的一个新范本,是西部欠发达地方社会治理的成功案例。法治是社会治理最为重要的手段之一,社会治理创新必须限定在法治的框架内并需要法治的保障。社会治理中的法治最好通过区域法治理论来理解。区域法治更多地利用"地方性知识",突破传统上以法院为中心的研究。区域法治建设有着多元维度。从治理过程的角度来看,法治体现在社会治理机制展开的全过程;从知识系统的角度来看,法治还包括了调解、习惯法等知识系统。     

“深化改革”与“法治广东”关系解析——以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为视角

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广东改革的内涵不断丰富,法治建设的空间不断提升,"深化改革"与"法治广东"的关系也逐步发生转变。新时期,广东必须坚持党委统筹,以"法治广东"为目标,以国家法律为基础,确保深化改革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同时,"法治广东"建设应当以改革为重要形式,回应民众多元化的法治需求。"深化改革"与"法治广东"相辅相成,共同服务于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探析唯物史观的前提——“现实的个人”——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基点

马克思经过艰苦的理论探索和对青年黑格尔派特别是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批判,对"现实的人"作了科学规定并把其作为唯物史观的前提,从而为唯物史观的创立奠定了坚实基础,对"现实的人"的理论探讨具有重大意义。     

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法治——以形式法治概念为基准的考察

全球化的时代潮流和历史进程推动了法治从国家统治方式(国内法治)发展成为向全球治理方式(国际法治)。从形式法治概念出发,(国际)法治主要包括三个基本要素,即法律的可预期原则、法律的普遍适用原则和法律纠纷的有效解决原则。国际法治与国内法治的主要差异在于:国际法治是契约型法治、多元分散性法治,国内法治是强制型法治、一元型法治。国际法治区可分为全球层次和区域层次,这两个层次的法治的典型是WTO法治和欧盟法治。     

法治的“教程”——以法权会议报告书为中心

暴力和条约是帝国主义对中国实施打击司空见惯的手段,但作为一项教育工程的翻译以及诸如报告书之类的文字规训却是隐秘的。对于中国近代法学的发展而言,法权会议报告书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信息加工、构建＂帝国档案＂的工程之中的典型例子,反映了帝国主义试图利用殖民的权力对中国法律进行规训的努力。法权会议报告书也成为近代中国法律改革的又一＂教程＂。     

关于“真理”一词的哲学辨析

本文从分析“真理”一词的含义入手，系统论证了传统真理观中“符合关系”意义上的真理所存在的困境，进而指出真理之存在的依据与意义在于它揭示并提升人的本质。真理是人的彤而上学追求。     

“劳动”与人: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及其哲学意义——“以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为中心

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命题,以至于亚里士多德理论的沉思、中世纪的上帝与神以及现代社会之中的资产阶级和资产者等都为这一命题所颠覆。劳动被赋予了史无前例的神圣性和优越性,取代了所有传统社会之中的理论、实践、上帝、资产等地位,并且成为了检视一切事物是否合乎人的理性的唯一标准,这一点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性的重要体现。     

历史性视域与现代主体性哲学的命运——以马克思与海德格尔的“人的本质”理论为中心

笛卡尔以降近现代西方哲学的主流,始终是理性主义—形而上学—人道主义三位一体的主体性哲学模式。马克思与海德格尔都在不同程度上反对理性主义的主体性哲学,要求把人的本质理解为处于现实生活世界中的历史性存在。正是从历史性视域出发对人的本质的创造性重释,使得他们在黑格尔之后的现代哲学革命中肩负起了重构与颠覆的历史重任。然而,马克思与海德格尔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历史性视域,开辟了两条不同的理论路向,并由此引发了现代主体性哲学的两种迥异的命运。马克思在批判理性主义主体性哲学的形而上学内涵的同时,又在新的基点上重建了历史性的实践主体性哲学,而海德格尔则试图从根本上拆毁和颠覆理性主义主体性哲学,力求建构非理性主义的历史性生存论哲学。这两种极为重要的哲学形态,为20世纪欧陆哲学的发展奠定了根本性的思想地基。     

马克思主义“文明社会”本质再认识

马克思主义文明社会理论认为:"civiliz(s)ation(文明或文明社会)"不是指社会的进步状态或精致的文化形态,而是指"国家"或"国家社会"。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对于公民,这种公共权力起初只不过作为警察而存在。国家要素应区分为本质要素与非本质要素,专偶制家庭的最后胜利乃是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之一。探讨国家的起源就是要寻找国家本质要素的出现时间、方式与过程等。     

在法治中国理念引领下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以纠纷的解决为中心

当前我国的社会矛盾主要包括公权侵害私权引发的社会矛盾、私权纠纷引发的社会矛盾、社会权保障缺失引发的社会矛盾。在社会治理体制创新领域,社会重构模式与社会治理模式并举,价值取向存在差异,制度性摩擦初现端倪,包容性体制尚未建立,法治中国理念的引领功能被提到突出位置。在治理工具的选择上,尚未出现理性自觉的选择谱系。在多元社会纠纷的解决方案中,不同制度的效力范围与位阶尚未厘清,制度选择出现了功能错位现象。审判制度的权威被制度化消解、合意制度被泛化使用、信访制度出现自反性困境,为解决社会矛盾的制度选择引发了次生社会矛盾,亟须在法治中国理念引领下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命题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置于同一体系之中。一体建设可以从逻辑前提、运行机理和路径选择三方面展开,一体建设的逻辑前提是在同一体系下厘清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内涵,一体建设的运行机理需要探求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三者的逻辑关联和重心定位,一体建设的路径选择主要表现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     

市民社会人权的局限——浅析早期马克思的人权观

早期马克思(本文特指马克思从撰写<犹太人问题>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完稿这一时期)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关于人权问题的看法,他不仅尖锐地揭露了市民社会人权是利己主义性质的人权、异化的人权的特性,而且提出了在理论上超越市民社会人权的逻辑起点、价值原则以及实现手段.     

论“劳动是人的本质”与“人的社会性”的统一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劳动是人的本质"以及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是劳动的与人的本质在于社会性,两者并不矛盾,劳动在社会关系中进行,社会关系在劳动中展开,社会关系可以看作是劳动的社会形式,同时人的本质只能在关系中形成,不能从单个人来看,要从对象化的活动中理解人的本质,人的本质是劳动与人的本质在于社会性,两者是统一的。     

从士人社会到市民社会——以都城社会的考察为中心

城市人口结构与主体人群的变化,是唐宋时期城市社会发展变化的最重要和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从士人社会到市民社会的转型,是我们在研究唐宋城市社会时值得重视和深入探讨的问题。这一时期城市社会的显著变化是有目共睹的,虽然没有酝酿和诞生如欧洲从中世纪走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市民阶层,他们主导了此后欧洲的发展趋势,引领欧洲社会步入资本主义的轨道,但形成了城市社会的主体阶层——具有中国特色的市民,通过对城市居民称谓的变化、城市居民主体的变化以及城市社会重心的下移的探讨,可以使我们对城市社会转型有更深刻的认识。     

马克思“人是类存在物”思想及其超越

＂类＂是费尔巴哈的哲学术语,具有种类、共同属性、群体以及人的本质等多重含义。费尔巴哈使用这一哲学术语,比较完整地揭示了人的属性。马克思在早期关于人的本质的探讨中,引用了＂类＂这一概念,但在＂人是类存在物＂这一表述中,赋予了＂类＂以新的内涵,即生产活动。关于人的本质马克思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论述,＂人是类存在物＂只是一个阶段性结论。     

从“实践”出发再探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观和人的本质观

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是从人的“实践”出发,来阐明人性观和人的本质观的,并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和探讨。     

以法治思维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2015年2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首次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作为四个全面之一加以阐述,在当今社会矛盾日益突出的背景下,更彰显了新一代领导集体的智慧和高屋建瓴。我个人体会,学习四个全面就是要用法治的思维处置群体性事件、解决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