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言”与文人

《文言》是《周易》"十翼"之一,在中国古代"易学"思想史和文章学史上均有重要地位。"文言"则是中国古代主流文化的主要书写方式,其功能始终与文化主体的身份认同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在不同历史语境中,"文言"都是言说主体身份的自我确证、自我建构的方式。对于周代贵族、先秦士人以及两汉以降的文人而言,"文言"分别具有不同的意义。     

消费主体在媒介语境下的存在状态

在消费膨胀和媒介强势的今天,作为消费行为主体的消费者再度被人们关注,西方理论界对媒介下消费者或者说受众的研究有不少的论述.消费主体在媒介语境中处于训化的被动性、解码的多元性,以及单维化、"非我化"等状态.媒介语境下消费主体也具有 "主体重构"、"时间流整合"、"大众训化的自我强制"的特征.辩证地说,消费主体在媒介语境下是被动性与主动性的统一.     

“剩女”话语与媒介文化

"剩女"这一话语在我国当代大众文化中的迅速走红,与各类媒体的偏好和持续塑造有关。事实上,"剩女"话语并不具有真实性和客观性,媒介中呈现的"剩女"形象和现实社会中未婚男女的实际并不相符;媒介建构"剩女"话语是男性媒介话语权运作的结果;"剩女"话语被受众广泛接受与我国男尊女卑的传统文化和择偶观念密切相关;"剩女"话语传播背后是民粹主义盛行的中国传媒文化。媒介在建构和传播媒介话语过程中的失实和偏颇,不仅造成大众对事实的错误认识和评价,也有碍我国媒介文化的创新发展和国民素质提高。迎合和阻遏商业媒介低俗化冲动的力量同样来自受众,受众媒介素养的提高会倒逼大众媒体创造和传播专业健康的媒介文化。     

论中西“移情说”之形上基础——以“感-情”与“移-情”为中心的考察

"移情"说与"人为世界立法"说一样,基于世界无情人有情的西方思想传统。在此传统中,情被理解为主体自身自足的内在力量,世界万物则需要人为之"移-情",需要自外而内地索要"情"。"抽象"说则相应地将抽象理解为移情的反向运动,理解为人情的撤离。在中国思想传统中,"情"被理解为万物与人固有的存在方式,但个体不是情的泉源,人与万物相"感"而人情、物情俱起。人情产生的前提是对他者的应会,乃至"师法"。物情不是人移过去的,不是征服之后的施舍,不是纯粹的给与,物本身就有情。人因感物而生情,物因感人而生情,物我相感而情亦随之兴起。     

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的思维意义

思维在物质基础上的一无论笛卡尔说;“要想追求真理,我们必须在—生中尽可能地把所有事物都来怀疑一次”。这是笛卡匀的思维方法,而由此思维方式总结出真理来,就成为一个思维方式。笛卡匀在使用这种方式进行思维时,说道;“我们在怀疑这些事物的真实性时,我们却不能同样假设我们是不能存在的,因为要想象一种有思想的东西是不存在的,那是一种矛盾。因此,我思故我在的这知识,乃是一个有条有理进行推理的人所体会到的首先的、最确定的知识”。笛卡尔由此引出一个更重要的“我思故我在”的命题。“怀疑”在笛卡尔在那里不是思维的归宿,是为了达到不在怀疑的真理手段。笛卡尔指出,我在思维,就不能怀疑我存在,只要我“存在”,我必思维,并非说只有我存在后才思维,也不是说我思维后才存在,这就取消了就是第一性和就是第二性的矛盾争论了。     

“媒介即信息”与庄子的技术观——为纪念麦克卢汉百年诞辰而作

麦克卢汉的命题“媒介即信息”意味着一种为电子媒介所标志的整体性思维方式.它教导我们,其一,媒介的本质就是其后果;其二,此后果的发生方式是通过人的感觉;其三,如果说文学以感觉为务,那么媒介研究就应该成为文学研究.麦克卢汉读到了庄子“抱瓮出灌”的故事,但这则故事主要是支持他媒介研究的“后果范式”,而对于媒介后果的发生特点即整体性和感性的支持,虽不能说绝无,然毕竟十分稀薄,需要拐弯抹角的阐释.其实,庄子对于技术的整体性和感性有大量的直接的论述,惜麦克卢汉未能寓目.麦克卢汉后来遇到了老子,但仍然是飘忽的“神遇”,而未能彻底坐实于文本层面.麦克卢汉与道家,或扩大而言与中国文化的对话,需要我们的重新建构,在此建构中庶祈开拓出中国媒介生态学的未来.     

试论庄子“得意忘言”的审美观

庄子《外物篇》说："茎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说明语言和意之间的关系：语言是得意的工具，意是目的。同时看到了语言作为表达工具的功能之有限性，因此通过忘言的方式（即超越语言符号的表面形式和常规含义），以捕捉其言外之意，从而真正得意。"得意忘言"的基础是"言不尽意"，通过得意忘言的方式来进行语言表达。言不尽意并不是完全不能尽意，得意忘言并不是完全忘言，意思是说尽可能忘言。庄子"得意志言"继承了老子"无用之为有用"的哲学观点，揭示了语言在有用无用之间的功能。…     

数字媒介对文学性的消解与技术建构

数字媒介带来的中国文学转型需要有文学性的价值确证。电子数码技术对文学诗性的技术"祛魅"(disenchantment)和对艺术经典观念的消解,使传统的文学性理念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而信息科技本身蕴含的科学诗意化境界、数码叙事对文学性的形态置换等,成就了文学性的建构方式。因而数字媒介下的文学性异变是一个解构与建构相统一的辩证过程。     

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中的自我关系问题

笛卡尔在"第二沉思"中证明了"我存在"以及"我的本质是思维的东西"，进而把"我存在"与"我的本质"等同起来，构成了著名的"我思故我在"的命题。梳理"第二沉思"中的论证结构可以阐明"我思"与"我在"之间的关系与"我思故我在"的具体内涵。通过对于这一命题中自我关系问题的分析，"我思故我在"可以被重构为更加符合逻辑的"我思考我在，故我在"。在此基础上，"我思考我在"这一前提中的两个"我"需要被视为同一主体，且其指代范围应当被限定为纯粹思维。     

“主客二元对立”背后的理性建构及其克服

在近代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中,存在着笛卡儿式的和康德式的两种不同的思维路径。从表面上看,这是二元论的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然而,二元论的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实质上,西方认识论哲学是一种理性建构说。在这种理性建构模式中,主体被抽象化,而客体则被抽象的主体重新建构。因此,主体与客体在这种唯心主义哲学中,二者的关系是自洽的。只有在涉及社会历史领域或具体经验事物时,理性建构说才真正显露其理论缺陷。马克思"实践"概念的提出,克服了这种认识论缺陷,摆正了人在世界上的地位。     

论“观”在《周易》哲学中的建构

从《周易》开始,＂观＂即成为中国古典哲学中主体与对象发生关系的基本方式。＂贞观＂这个命题其实为《周易》哲学重视＂观＂的方式提供了哲学依据。这种由＂观＂而来的主体行为主要不是认识论的而是存在论的,它体现了中国古人对于直接被给予性的信仰。通过这种＂观＂,古人从被直接给予的天地精神那里得到的不是知识的可靠性,而是生存的可靠性。在这种＂观＂的建构中,＂观＂卦中的＂观生＂主要还是一种经验性的道德践履;然而《易传》中的＂观象＂则具有了深刻的形而上的内涵,这种＂观＂由效法天地而成为天人相合的重要条件。所以,在《周易》中,＂观＂不仅是人以理性之光照亮天地,更是人自然地处于天地澄明之中。     

电子媒介时代文学批评的审美变异

在"媒介即信息"的消费社会中,电子媒介带来的技术变革不仅影响到文学形态及其审美的变化,还带来相应的文学批评的审美变异。随着媒介地位的提升,文学批评的标准从艺术性、审美性向技术性、商业性转移。信息交互带来读者的主观能动性加强,打破了传统学院派对文学话语权的掌控,使得文学批评的主体得到扩容。电子媒介时代文学批评的对象——文学文本也发生巨大变异,网络文学、新媒体文学、话本小说、微文学等批评对象的审美特性及运作机制与传统文学相比差异较大。由于学院派、媒介、读者、作者等不同批评主体秉持的传统审美理念,不能有效地对电子媒介时代的文学文本进行有效阐释,电子媒介时代的文学批评呈现出不及物、空洞化、批评标准的模糊性、批评实践的以偏概全等问题。我们呼唤建构一种立足于文本自身的本文诗学,以应对电子媒介时代文学批评的审美变异。     

看与被看:后现代媒介文化中受众的认同空间

毋庸置疑,受众是后现代媒介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领域.随着当今大众传媒的迅猛发展,尤其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电子新媒介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扩展,受众不再只是过去传统的那种游走于不同媒介之间的读者、听众或观众的单一角色,也不再是单纯的信息接受者.如何从历史、社会和经济等多个维度去分析评价受众的主体建构和文化身份?受众在介入媒介文本过程中具有怎样的"主动性"?这种主动性能够在意义生产过程当中赋予受众多大的权力?从哪些方面来理解文本当中的"受众快感"?这种快感是如何表现了媒体生产者对受众的控制的?受众与媒介文本之间存在何种性别差异?受众在"看"与"被看"之间建构了怎样的身份认同空间?这种认同空间是否有机会进入由主流意识形态构建的公共领域?主流意识形态对受众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美国当代媒介文化批评家约翰·菲斯克通过对肥皂剧和音乐电视等媒介文本的研究,对此作了阐释和解读.     

从“诗性创作”到“媒介化生产”——论新媒体语境下新诗发展的媒介化转型

在新媒体语境下,"文学的媒介化生产"已成为一种新的文学生产方式,但既有研究主要探述小说、影视、戏剧等领域所存在的媒介化生产,而未将诗歌纳入论域。事实上近年来,在新媒体平台的推动与刺激、新媒体运营商与刊物的合谋与策划下,"诗歌的媒介化"亦成为诗歌生产的一种重要方式。处于新媒体平台上的新诗不仅将新媒体作为一种传播媒介,更依托于各种媒介进行诗歌生产,遵循媒介生产秩序下的生产法则和资本运营逻辑,使诗歌生产方式与取向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与转型,从"诗性创作"转向"媒介化生产",从而实现诗歌的媒介化转型。这种媒介化转型不仅影响诗歌发展态势及走向,而且造成诗歌的"诗性"被"媒介性"替代,并由此陷入娱乐化、消费化、符号化泥淖的困境,亟待诗歌界警惕与纠偏。     

论大众媒介在政治传播中的角色

在现代社会中,大众媒介在政治过程中的作用更为突出。媒介的信息传播功能和政治属性使之具有"政治行动者"的角色定位;在政治信息的传播中,媒介的角色由"作为渠道的媒介"、"作为内容的媒介"或"作为方法的媒介"构成,是政治信息的发布平台、政治观点的表达场所和政治价值观念的宣教机构;在角色定位和角色构成基础上,媒介在政治过程中具有明显的角色功能,是"社会资源配置的节约机制",对政治社会有实际影响,因而现代政治可称为"中介时代的政治"。     

日本积极老龄化媒介话语建构及中国启示——以《朝日新闻》(1984—2020)为例

“积极老龄化”是全球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基本理念和政策基础。日本作为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在践行积极老龄化理念、建设适老化社会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日本《朝日新闻》借助于积极老龄化媒介话语的建构,在社会动因、媒体环境视角及其老龄化报道等方面阐释了积极老龄化内涵,发挥了媒介赋权功能,并构建讨论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和谐。这些经验和做法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应结合中国老龄社会特点,在积极老龄化媒介话语建构中创新报道理念,充分了解群体需求,完善信息功能;丰富报道话语,强调参与共建意识,提升群体成就感;挖掘报道价值,增强舆论引导功能,推进形象建构。     

消费社会视域下媒介批判理论的范式解读

在信息时代,消费受控社会的内在逻辑隐遁于以电子媒介为基础的新型传播模式中.大众传媒作为一种传播载体和技术手段,通过对大众消费意识形态的编码和解码,在深层心理机制上重新建构了主体的自我认知和生存体验幻像,形成了自组织的意象弥散空间.大众传播以及现代媒介技术与人的生存方式之间的内在关联,其中贯穿两条线索,一是在媒介批判理论上,从法兰克福学派技术理性批判到法国解构主义符号学的范式转换,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批判现实的方法,揭示现代媒介的技术性和娱乐化手段对于主体的重新建构.     

媒介话语与媒介记忆互动建构视阈下的中国话语研究

媒介话语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中不断被建构与延伸,成为媒介记忆与社会现实变迁的映射,影响社会认同和社会发展,同时,媒介记忆框架又深刻影响媒介话语的生成。文章以媒介话语与媒介记忆理论为基础,以媒介话语与媒介记忆互动建构为研究对象,历时性的分析话语与记忆在媒介中不断相互建构的动态过程,强调在书写和传播史实的过程中,蕴含意识形态属性的媒介话语在公众记忆的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提出立足于当下语境建构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话语的若干思考。     

地域形象媒介建构与东北刻板印象的历时传播

媒介对地域建构与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媒介形象建构将地域转化为一种"媒介现实"。群体凭借媒介取舍、加工、放大后的"实在世界"确立的地域形象认知图式常存在偏差。媒介技术演进与媒介建构方式的更迭标示了东北刻板印象的发展理路,文章通过媒介演进考察东北地域形象建构过程。早期东北印象经历了口头交流、群体互动到文学传播的建构过程;大众传播时代,决定东北印象的综合要素经由新闻报道、影视艺术塑造沉淀为东北刻板印象;"后传播"社会,社交媒体将东北置于"大众自我"建构的模式中,众媒将东北元素推至"立体传播"架构,东北地域形象的多维呈现改变了群体的单一认知,东北"刻板化"印象有所改变,但更趋复杂化。     

“贵生”“重己”与“形神”——论《吕氏春秋》的生命哲学

《吕氏春秋》以"性命"和"精气"为"生"(生命)的本原。此"性"为"生质"之义,不同于道德性的定义。精气说很好地解释了"精神"的来源问题。《吕氏春秋》以兼收并蓄的态度吸纳了性命说和精气说。《吕氏春秋》的生命哲学集中在本生论、贵生论、重己论、形神论和养生论上,集先秦生命哲学之大成。其目的首先是为了全生、身心健康和长寿;其次是为了满足政治的需要,确保统治主体("人主")的身体健康和延年益寿。《吕氏春秋》特别注重对情欲(声色滋味和富贵权势)的控制和调适。它提倡贵生、重己的生命哲学,与政治有一定的关系。儒家也讲本生、贵生、重己和养生等观念,但与子华子、《吕氏春秋》的解释不同。儒家肯定"义"高于"生",而不是相反。可以说,《吕氏春秋》是秦汉生命哲学的前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