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刘禹锡的“天与人交相胜”的学说

作为诗人的刘禹锡,在文学史上似已有了定评;而作为思想家的刘禹锡,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目前却还在开始研究。本文仅就刘禹锡的“天与人交相胜”的思想,作一初步分析,以说明刘禹锡在我国唯物主义、无神论发展史上的地位。     

论刘禹锡与韩愈的唱和诗

刘禹锡与韩愈的唱和诗今仅存《韩十八侍御见示岳阳楼别窦司直诗,因令属和重以自述,故足成六十二韵》。这首以剖白心迹、倾诉心声为主旨的五言古诗的问世,在刘禹锡的创作生涯中是一次飞跃:不仅大幅度拓展了诗的容量与张力,而且强化了诗的抒情功能,将此前的泛泛言志导向"不平则鸣"的渠道。它为刘禹锡以后的创作奠定了基调、规定了方向、设定了路径。以这首诗为契机,刘禹锡在历史舞台上的角色定位开始由政治家向诗人嬗变。或者说,从这时开始,他才集政治家与诗人于一身,同时扮演两种角色。并且,舞台的重心开始悄悄地从政坛向诗坛转移。此外,由这首寄兴深微的唱和诗,还可以透视两位诗人和而不同的君子之交。     

从几部唐代唱和总集看刘禹锡的唱和诗

唱和是唐代诗人创作的重要形式之一,唱和集几乎占唐代诗歌总集的三分之一。与刘禹锡有关的唱和总集有九部,尽管这些总集均已散佚,但通过文献考察和辑佚钩沉,我们能从中了解刘禹锡交往唱和的以下情况:九部唱和总集中,现在尚存世的诗歌在350首以上;与其交往唱和的诗人较为广泛,由此可见其在中唐诗坛的地位和影响;通过唱和交往,可见其与白居易等人之间深厚的友谊。     

论元和五大诗人的参政意识与政治悲剧

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是中唐贞元、元和之际举足轻重的五大诗人。尽管他们在文学创作中或偏于诗,或重于文,取得的成就不尽相同,但有一     

同情之默然 心性之体会——论李叔同的传记写作

文章首先对"李叔同传记热"出现的原因作了概况的分析,并通过对三个典型文本的选取与分析,指称它们传记写作方面的得失,进而得出结论:一部好的传记作品应当是"同情之默然"与"心性之体会"的结合。     

佛禅与刘禹锡的人情诗性

刘禹锡以“诗豪”见著唐代后期诗坛 ,① 纵观其人情诗性的发展生成 ,佛禅的影响既厚且大。从前期唐诗的“士宦禅隐”到后期唐诗的“贬官禅悦” ,刘禹锡是后者的典型代表 ,皆因其对佛禅命意深切独特的颖悟与理解 ;世界呈示的“恒在性” ,使诗人悟到“悟不因人 ,在心而已” ,佛禅之于时空的超越 ,旨在见性归心 ,有此依傍 ,诗人笔下的物事就获得永恒的生命力 ;透辟的佛理加上对现实清醒的认识 ,使刘诗渐渐起了议论因素 ,这是一个不可小视的变化 ,“似议非议 ,有论无论” ,唐诗发展到刘禹锡时代显露出唐、宋诗缓慢过渡的种种征兆     

试论中唐诗风蜕嬗之际的刘禹锡

在中唐诗风蜕嬗之际,元白、韩孟诗派极力要打破诗歌发展到盛唐时所形成的审美经典与规范,而独立于两大诗派之外的刘禹锡诗歌却仍在追求清新婉美、雄奇健举的传统风格,可视为对此经典与规范的努力维持,这与元白、韩孟诗派的开拓与创新同样具有诗学史上不可替代的价值与意义。综观刘禹锡诗歌,其中既具高标远韵、清丽天然等盛唐遗意,亦有自身的独创之处,形成其独特的个性与风格。刘禹锡步武杜甫,选择的是一条尊经学古与创变求新并重的道路,对中唐以后诗人颇具启示意义,具有重要的诗学价值。     

从《曹禺：戏里戏外》看精神传记的写作

自从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传记文学写作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除了人们经常见到的全传、家传、评传之外，考据式传记、学术传记、精神传记等纷纷出现。最近与读者见面的张耀杰的《曹禺：戏里戏外》（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2年1月出版），就是一部精神传记的范本。     

罗伯特·白英与毛泽东诗人形象的海外传播

罗伯特·白英自1946年延安之行后即开始毛泽东诗词的译介,堪称英语世界毛泽东诗词传播的先行者和开拓者。1940-1970年代,他持续不断地以多种文本形式建构和传播毛泽东诗人形象,包括中国日记、游记、回忆录以及毛泽东传记作品等。在白英跨文化写作中,通过三次见到毛泽东的个人印象、毛泽东诗歌涂鸦轶事以及诗集《风尘集》手稿之说等,勾勒出毛泽东这位中国政治领袖兼具的学者气质和诗人形象。白英1947年编译出版的中国诗选《小白驹》已收录《沁园春·雪》;1957年毛泽东诗词18首在《诗刊》上甫一刊出,白英即悉数译出并撰写评论文章《论毛泽东的诗》,发表于英美文学期刊《文学评论》和《谷山杂志》;还在两部毛泽东传记作品中开辟专章凸显作为诗人的毛泽东形象。白英的毛泽东诗词阐释着重发掘其与中国古典文学与文化传统之间的渊源关系,包括在诗歌题材与意象、诗歌主题内涵、诗歌表现技巧上对中国传统资源的创造性吸收和转化等。白英借由毛泽东诗词为西方世界观察中国打开了一扇窗,在中西文化交流之间建立了一座桥梁,其价值和意义值得重视。     

安东尼·伯利：《哈德良：疆动不安的皇帝》

在过去二十年中，罗马皇帝的学术传记不断涌现，迄今为止，前期罗马帝国的重要皇帝都有了传记，尼禄(Nero)、卡里古拉(caligula)等著名皇帝的传记甚至不下五六部。这一现象在方今强调自下而上的历史研究大潮中不啻为一股逆流，或者说反动。它的出现有助于人们反思历史的耐人寻味之处。     

作为政治家的梁启超——“梁启超研究”导论之一

一、梁启超研究简述 梁启超研究近年已渐成显学,这从梁启超研究著作的数量之多即显示出来.此次为备课,检索国家图书馆目录,在"题名"一项输入"梁启超",结果中文文献出来了245条.单是传记,就有30多部,这还不包括连环画、儿童故事、长篇小说之类,并且,已经剔除了合传与重版,后者包括两岸的同一版本或同书异名.其实,这个统计仍不完全,起码,香港亚洲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毛以亨著<梁启超>,国图就没有收藏,而这部传记是早期梁启超研究中最有分量的一部,虽然它放在"少年丛书"中,且篇幅不大.     

中学语文补充教材中法家诗歌二首浅释

杨柳枝词刘禹锡塞北梅花毛笛吹, 淮南桂树小山词; 请君莫奏前朝曲, 听唱新翻杨柳枝。 [作者简介] 刘禹锡(公元七七二——八四二),字梦得,彭城(江苏徐州)人,唐代中叶著名法家政治家,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杰出的诗人。公元八○五年(唐顺宗永贞元年),     

宛转轻快 多采多姿——浅谈竹枝词

竹枝词是我国特有的一种诗体.所谓竹枝词,又称柳枝词、竹枝歌,原是四川东部夔州一带的民歌.这种民歌,曲调宛转,节奏轻快,可与舞蹈、音乐相结合.歌者歌竹枝词时,往往手执竹枝,边唱边踏步,有时则伴以舞蹈动作,故名“竹枝”或“柳枝”.竹枝词源远流长,大约起源于战国时期,正如当时两湖地区民间流传的“九歌”一样,在东川一带的民间极为流行.中唐著名诗人刘禹锡有一段时间辗转于巴山楚水一带任地方官.由于比较接近民间,刘禹锡很注意向民歌学习,因而写过一些竹枝词,开文人写作竹枝词的先河.鲁迅曾经在《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中指出:“唐朝的竹枝词和柳枝词之类,都是无名氏的作品,经文人的采录和润色之后留存下来的.”“偶有一点为文人所见,往往倒吃惊,吸入自己的作品中作为新养料.”刘禹锡是一个善于向民歌学习、善于从民歌中吸取养料的诗人,他写的十一首竹枝词可谓首首佳妙,字字珠玑.和刘禹锡同时代的诗人,例如他的好友白居易也写过一些竹枝词.此外,李涉、皇甫松等亦有竹枝词问世.宋     

论元和贬谪诗人的后期心态

元和五大贬谪诗人除柳宗元葬身贬所外,其余的韩愈、元稹、刘禹锡、白居易四人历经磨难后都陆续返回朝廷。他们回朝后的心态,以苦闷的变化为中心,大致可分为淡化、延续、沉潜三种类型。其中韩愈、元稹属于苦闷淡化型;刘禹锡属于苦闷延续型;白居易属于苦闷沉潜型。     

文学的笔法 历史的风貌——浅评冯祖贻《张爱玲》

综观近年来出版的林林总总的人物传记 ,历史人物传记多为史学专家所撰 ,作家传记则多系文学专家所著。由此 ,读者掩卷之余不免有历史人物传记缺乏文彩、作家传记缺少历史厚重感之叹。像朱东润先生的《张居正大传》、吴晗先生的《朱元璋传》那样文字精彩的传记 ,像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曹聚仁先生的《鲁迅评传》那样具有历史棱角的传记著作便格外为人们所珍爱。正是怀着这种心情 ,读史学家冯祖贻为著名作家张爱玲所写的传记 ,就有一种少有的满足和欣慰。一建构一部著作 ,最显撰者匠心的无疑是发凡起例和谋篇布局。虽然有些传记作品的结…     

解读刘禹锡的怀古咏史诗

刘禹锡的怀古咏史诗是其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和历史观的形象反映。它化抽象为具体,寓思想于形象之中,通过直观的画面和具体的史迹来刺激读者的想像力和欣赏能力,使读者在审美的愉悦中来感受诗人所要传达的思想内涵。     

荒服之善部 炎裔之凉地——论唐代粤北地区的经济与文化

唐元和十年,大诗人刘禹锡在著名的《连州剌史厅壁记》中写道:“信荒服之善部,而炎裔之凉地”。①这是对唐代连州的赞美之辞。其实,这个评价也适合于整个粤北。由于地处五岭南北交通要冲,粤北历来是北方移民进入岭南的主要通道,人口相对密集;加上地理上和军事上的特殊地位,促使历代中央政府重视这一地区的统治,建立强有力的行政管理机构,培植封建文化,因而粤北是岭南开发较早的地区,经济文化长期处于广东的领先地位。唐代粤北继续保持这一势头,经济发达,人文鼎盛,举世瞩目。一、北人南迁与户口增长唐代人口迁移一般分为二种类型,一是官府组织…     

林贤治《人间鲁迅》漫评

林贤治的《人间鲁迅》是由三部组成的鲁迅传记巨著。第一部《探索者》出版于1986年9月,第二部《爱与复仇》出版于1989年1月,最后一部《横站的士兵》出版于1990年5月。此书共77万字,是迄今为止最长的鲁迅传记。关于写这部传记的动机,作者在全书的引言作了这样的表白: “对于这样一个毕生以文字从事搏战的人,他的形象,其实早由文字本身表达无遗了。世间的纪念物,丝毫也不能为他增添或减损些什么,无非是后人的一种感念而已。如果它所激发的,不是对真理的渴求,不是奔赴生活的勇气和变革现实的热情,而是宗教式膜拜,那么毋宁说:我们什么都不需要!     

当代作家宜"评"不宜"传"

对中国当代作家进行传记写作与传记研究有没有必要,或者说它究竟有多大的意义和价值?要讨论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对所谓“传记写作”有个比较准确的限定,不能笼统言之。一般说来,作家研究可以分为作品评论、作家综论、作家评传、作家传记四种方式。在这里,作家评传有时亦被称为学术传记,作家传记则是文学传记,属叙事类文学创作,应该是颇不相同的两种方法。虽然已经出版的大量作家传记类著作偶有将“传记”与“评传”混用者,研究界有时也无意于去作明确的区分,但当我们具体谈论传记写作与当代作家研究的关系的时候,二者之间的区别就显得十分重要…     

从《玛尔巴译师传》和《米拉日巴传》看西藏早期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

《玛尔巴译师传》和《米拉日巴传》(以下简称“两传”),是西藏举噶派僧人、著名的传记作家桑结坚赞的两部名著。作者广泛收集民间传说,结合噶举派教史和佛教经典,记述了玛尔巴和米拉日巴的一生。虽难免夹杂某些神话成份和迷信色彩,但通过这两部传记所涉及的史实,仍可窥见当时西藏社会的一些梗概。因此,对于西藏早期封建农奴制社会的研究,这两部传记都提供了许多值得重视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