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层民主发展40年

中国基层民主发展是中国式民主政治的重要体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层民主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从草根社会到基层政权,从执政党外到执政党内,以及从民主选举到民主治理的多维发展。这一趋势曾得益于中央宏观改革的决策以及中国政治制度内含的民众政治参与空间,也与基层群众政治权利意识的觉醒紧密相关,被视为“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但是,中国推进民主政治,实现选举民主的社会基础条件有待逐步成熟,全社会对民主法治的共识有待形成,基层民主发展面临诸多困境。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利益分化、社会矛盾加剧等因素对执政党国家治理体制形成的挑战,决策层出于对国家政治安全和政权安全的严重关切,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日益重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再定义和新诠释。党的十八大以来,反复强调执政党必须坚持和加强对“民主”“法治”的领导,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一度以“公推直选”为主要模式的基层民主探索日益式微,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导向,也在“全面从严治党”和加强“党内问责”等一系列新的制度安排中发生重大转向。在各种政治力量和不同利益集团的长期博弈中,中国执政党已明确拒绝了西方式“选举民主”,而致力于在传统政治文化中建构中国特色的由执政党领导的“协商民主”话语体系。     

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世纪反思

国家政权建设与民主参与的扩大是政治发展的两个不可分割的命题。中国近代以来走的是一条“非均衡”的发展道路,国家行政力量向乡村社会渗透的力度远远高于扩大农民民主参与的力度;这种非均衡性已经成为国家力量可持续发展的障碍。因此,当代中国农村政治改革与发展的主要矛盾是变政治“单轨制”为政治“双轨制”,使基层政权真正扎根于乡村社会。     

全球金融危机与世界社会主义的振兴

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堪比1929-1933年的“大萧条”.五年来,这场危机不仅导致世界经济衰退,还引发了欧美国家的社会动荡.现实证明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能力正在减弱.这一切都为世界社会主义的振兴提供了条件.从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空前激化、欧美罢工运动的此起彼伏、共产主义力量的重整旗鼓、社会主义国家地位的上升和全球各种政治力量的博弈等诸多因素中可见世界社会主义振兴的端倪.然而,世界社会主义的重振仍面临诸多挑战.     

晚清至民国时期的乡村联盟与地方政治——以南昌地区为中心

晚清至民国时期,地方军事化、清末新政以及议会选举等一系列政治变革,不仅导致中国社会传统政治体制发生结构性的变化,且引发了地方社会权力体系的不断重组,先后出现了团练局、同姓联宗、“同盟会”等乡村联盟.这些不同形式的乡村联盟,在士绅、知识分子、商人、律师、家族等各种社会力量的运作下,逐渐成为地方社会中新的权力中心,对地方社会的政治格局及其演变趋势产生了深刻影响.     

找回政治——试析波齐的国家理论

波齐在其代表作《国家》一书中,深刻揭示了当代西方国家的困境,即“政治权力的异化”.为解决该难题,波齐首先回顾了西方现代国家的成功之道,指出一个“公共领域”的存在是现代国家完成“向上集权”与“驯化权力”的关键.而当代西方国家,由于官僚政治的泛滥、政党代议功能的削弱,以及自由民主社会的“去政治化”,严重破坏了“公共领域”,致使国家与社会之间不断脱节、国家向前现代化状态倒退,产生西方国家危机.为扭转颓势,必须利用大众媒体的力量和公开政治过程,重建公共领域,找回政治.     

考试社会学研究--国家考试解决冲突的功能研究

本文从宏观角度 ,应用资料整理和调查分析的实证研究方法 ,以中国古代和当代各种代表国家意志的国家考试控制社会冲突的功能为研究对象 ,从多学科角度重点探讨了国家考试在解决中国社会各种利益冲突发挥的社会控制功能。研究结论是 :中国国家考试从古至今一直在扮演着缓解社会冲突的重要角色 ,国家考试是中国控制社会稳定独特的、重要的政治手段 ,也是中国社会缓解各种社会阶层利益冲突的较好选择之一 ,这是我们认识国家考试与社会和政治关系的一把钥匙 ,也是我们从国家发展战略高度进一步改革中国考试的重要依据。     

提高网络社会领导力的路径探析

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在加强对现实社会治理、加强对现实群众领导的同时,必须顺应网络社会的特点,提高对网络社会的领导力。要求树立平等、开放、自信的理念,融入“互联网政治”新空间;主动抢占网上制高点,提高对网络舆论引导能力;积极应对网络民意,开辟与网民沟通的新渠道;消解网络广场效应,引导和平息公共舆论事件;善于调动网络民间力量,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监督管理。这将使互联网成为创新社会治理和加强党的领导的正能量,凝聚各种力量“顶起”一个富有建设性的网络社会。     

阶级话语的流变与文学批评功能的转换

从1927年到“十七年”,随着中国政治形势与意识形态的变迁,阶级话语的语义内涵和功能几度变迁.本文意在通过对“阶级”这一词汇的考察,分析其话语流变背后政治和文化霸权力量的变化,以及以“阶级”为关键词的文学批评功能的转换,从中可以看到20世纪前半期文学批评远离“审美成规”而倾近于“政治成规”、成为政党伦理和国家意识形态工具的“不能自主”的政治化过程.     

中国社会改革与“整体性”国家的破解

传统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高度合一的“整体性”国家。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使市场从国家中分离出来,企业与政府一道主宰了国家政策的话语权。社会力量的弱小导致社会领域在万能市场失灵、全能政府失效之后问题迭出。中共十六大以后,党和政府开始通过自上而下的途径全方位推进社会改革。但是,只有党和政府转变社会改革思路,通过发展民间组织培养一支自下而上的力量来参与社会服务和管理,才能有效地化解经济和政治强势所带来的社会矛盾,才能真正地破解中国社会的“整体性”。     

组织重构:乡村现代化的社会基础

中国社会是在与酉方社会截然不同的历史路径中发展的,它不可能完成像酉方社会那样一个由乡村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自然转型,而是走一条所谓的“规划的社会变迁”的道路。这就要求以政治发展来推动社会发展,也就是说,政府要在乡村发展中扮演主导角色,而组织是政府推动乡村发展的体制性力量。乡村社会经历了1949年革命后到改革后组织变迁的历史过程,组织重构是推进乡村现代化的政治基础。1949年革命后,中国社会在社会主义的国家形态下继续推进现代化进程。正如吉登斯所言：“所有的国家在进行思维控制时,都用不同的方式去发明历史,因为对…     

试论清末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化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在清末政治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却是在其相对与政治权力地位不断边缘化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随着科举制的废除、皇权国家趋于解体和从“士”到“知识分子”的社会转化,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在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中的中心位置不断边缘化,从而使清末边缘化知识分子兴起,进而参与“革命”表达这一集团重新寻求政治社会“中心”位置的努力。     

清末国家建设背景下的地方自治成长

“地方自治”作为西方民主制度发展过程中调适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有效路径,深深吸引了面临现代国家建设任务的晚清社会精英,这种“爱慕”之情汇集成清末地方自治热潮.清廷对地方自治予以勉强回应,并小心翼翼地限定控制着地方自治实践,以谘议局为依托的地方自治力量迅速壮大起来.作为一种改革尝试,它预示着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某种趋势和地方自治的成长.     

“群众”与“公民”:中西国家构建的比较分析

“国家构建”是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主题,对比西方,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最大的特点在于国家并不是由“公民”,而是由党所动员和领导的“群众”所构建起来的.“群众”不仅是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依靠力量,更代替了“公民”成为中国现代国家的主体,“群众”的这一主体地位决定了中国现代国家的生成逻辑、基本形态和运作方式.本文以“群众”与“公民”作为中西方国家构建比较分析的核心概念,由此探讨中国现代国家的独特性.     

近代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变迁——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传统权威的衰落

自晚清以来,各种政治势力为了加强对乡村的社会控制和资源掠夺,纷纷在乡村进行政权建设,将国家权力轨道铺设到乡村。国家权力的下沉没有完全动摇地方绅士的权威,血缘、地缘、礼教、族规在乡村中依然占有突出地位。但是,由于各种政治力量对乡村的渗透方式和治理策略不同,中国乡村政治文化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地区,还是呈现出阶段性和区域性特征。而这些特征在总体上表现为国家权力加速向乡村渗透,乡村传统权威在国家权力的挤压下,逐渐呈现出衰落的迹象。本文从晚清、民国和革命根据地三个方面,分别探讨了乡村政治文化变迁的方向。     

国家治理的职能转变与“国家 社会”的关系重构——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分析框架

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研究不能囿于西方话语体系的分析框架,而应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视角去考察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认为,国家是所有政治问题的核心,要从根本上理解国家行为,就必须从国家的本质入手;政治统治、社会管理与国家治理都被打上了阶级性和社会性的烙印,具有本质一致性,但在形式上又有显著区另别;政府职能的转变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条件,推动政府的职能转变,就必须要处理好国家治理中阶级性与社会性、统治职能与社会管理职能之间的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提升社会在“国家-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和独立性,实现“国家-社会”的正和博弈,构建“强国家-强社会”的新型关系模式;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不仅关系到全面深化改革目标的实现,还关系到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政治发展.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既不能落入国家全能主义的陷阱,轻视市民社会的培育,也不能片面强调弱化国家力量,消解国家权威.应坚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前提下,努力推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     

增强忧患意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内推力

党执政的忧患意识,所表现的是共产党人对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的理性自觉,是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政治态度.不断保持和增强党和广大党员干部的忧患意识,是我们党和国家保持生机和活力,保持进取精神和强大力量的一条宝贵经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在感性认识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中的忧患的基础上,增强理性认识,按照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来认识和处理各种忧患问题.     

论孟子的社会控制思想

<正> 现代社会学认为,所谓社会控制,就是通过社会力量使社会成员遵从社会规范,维护社会秩序和使社会生活保持和谐统一的过程。战国中期的孟子还不可能对现代社会学的这个重要概念作出严密、清晰的界说,但他的思想体系中却含有丰富的社会控制思想。被孟子视为诸侯“三宝”(土地、人民、政事)之一的“政事”,就属于社会控制的范围。他所渭“治国家”、“治天下”、“治民”、“治人”、“行政”、“为政”的过程,就是诸侯国家对社会生活予以控制的过程。在孟子那里,社会生活包括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思想文化生活三个方面,因而其社会控制相应地表现为政治、经济和思想意识控制。     

论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与社会政治稳定

改革发展与社会政治稳定,不仅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一直面对的一对矛盾。目前中国的治理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私人经济部门和各种民间组织的力量日益发展壮大,并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公共部门与私人经济部门之间正在形成一种相对独立的、分工合作的新型治理结构。公民社会的发展就是对当代各种社会问题的适当反应,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有利于推进社会政治的稳定,公民社会的培育与发展有利于中国社会长期的政治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发展中多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整合

政治整合是发展中多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政治整合是国家运用政权的力量,对国内各种政治资源进行调配,以达到政治一体化的目的.对于发展中的多民族国家来讲,政治整合的目标主要是国家主权独立与统一、领土完整、民众对国家的认同与忠诚、国家政权机关的有效权威等.政治整合的对象是与多民族国家政权直接相关的各种政治力量、政治派别.政治整合的基础是国家对特定政治资源的占有.     

从社会调适理论看我国农村的计划生育

对于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来说 ,人口问题直接影响中国未来经济、政治与社会诸多方面的发展。中国自推行计划生育的国策以来 ,城市的计划生育工作进行得比较成功 ,但是在不少农村地区则面临着较多的困难和阻力。我们认为 ,这其中的原因除了生产力水平的制约、文化观念的影响等因素之外 ,还在于我国农村的家庭所承担的社会功能过于庞大。一、调适理论与“国家力量的社会调适”　　西方发达国家在近 1 0 0年间 ,实现了家庭人口数量由多到少的转变 ,尽管在这一过程中 ,它们的国家力量并没有实行今日中国那样的人口政策 ,但通过对这一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