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解、舍弃抑或改造:《民法典》编纂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定位北大核心CSSCI

《民法典》编纂中,农地“三权”分置既不应分解、架空或舍弃土地承包经营权,也不宜将其准所有权化或认定为自物权,而应坚持土地承包经营权而非“土地承包权”的称谓并充实其权能,使其回归本来的用益物权属性。《民法典(草案)》《民法典》物权编(草案)二审稿、一审稿和《农村土地承包法》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制度设计存在一定缺陷。《民法典》中的农地“三权”分置应采用“农地集体所有权(自物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用益物权)、土地经营权(债权)”,而非“农地集体所有权(自物权)、土地承包权(用益物权)、土地经营权(用益物权)”之结构。在农地法制改革中,应坚持和落实农地集体所有权,而不能将其虚置;不能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认定为扮演所有权的角色,而应坚持其为派生自农地集体所有权的用益物权定位,并以充实其用益物权权能为基点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造;土地经营权应定位为分离自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债权性权利。其中,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一权利定性和权利称谓,不应受土地经营权生成和定性的影响,也不应被“土地承包权”所替代。在充实土地承包经营权之用益物权权能前提下,经由债权定性的土地经营权的生成和流转,助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乡村振兴的实现。     

论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为核心的农地权利模式

我国现行农村集体土地二元所有权制度是有效率的,我国农村土地权利构建应该在完善二元所有权制度的基础上进行。我国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种新型财产权。财产权的发展和我国农村的实践表明:我国应该建立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为核心的农村土地权利体系。     

“集体所有和农户承包经营”制度下农地的权利构造分析——从促进农地流转和有效利用的视角出发

对我国现行农村土地制度下农地的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的特征及内容分别从"法"的角度进行"史"的分析和归纳,对历史上"承包经营权到底是物权还是债权"的学术论争进行总括,并基于2003年<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具体规定系统地勾勒出我国农村土地的权利构造图.在此基础上提出,在这样一种复杂的农村土地权利体系下,特别是在所有权主体虚置和承包经营权的权能关系异常复杂的情况下,能否成功地构筑起排他性的土地使用权并且推动这种使用权的顺利流转,提高农地的利用效率,仍然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论土地承包经营权形式上的无期限性

我国农村实行的是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土地所有权人仅具有设立用益物权的功能,设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目的在于实现农用土地在集体农户之间的分配。为保证农用土地的正常使用和承包农户对土地的投入,必须维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连续性。土地承包经营权形式上的无期限性能够真实体现用益物权本身的价值,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和抵押制度的构建与完善提供保障。     

三权分置背景下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分离与重构

新一轮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政策意蕴是,最大限度地剥离土地承包经营权超载的、原本属于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公法层面的生活保障功能和农村治理功能,使土地承包经营权回复完全的物权属性。由于现行法律将土地承包权的内容附着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上进行一体规定,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功能内容迁及到土地承包经营权,因此将土地承包权从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来是使土地承包经营权回复物权属性并达到改革目的的根本方法,其中土地承包权是成员权的具体权能,是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前提,这与三权分置下的土地承包权不是一个概念。土地承包经营权分离出土地承包权而形成的这个新权利将具备包括抵押在内的完全的处分权能,其应当沿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名称,并应当采取登记生效主义模式设立。     

物权法视野中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分析

农村土地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的农业大国来说,承载着太多的社会功能。作为一项极其重要的财产,对它的权利如何配置,只在传统物权理论的框架内予以讨论是不够的。当前的制度安排在于强化农村土地使用权,限制所有权,而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理论研究却略显滞后。通过对现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及其理论的分析,我们有理由认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仅是物权,而且是自物权,并具有对抗所有者的法定权利。同时与经济学中的产权理论相联系,得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农民或农户依法享有的私有财产权之结论。     

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质及其法律保护——《物权法》出台后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相关问题的再思考

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会引起许多矛盾和冲突，立法应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要使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健康发展，必须进一步完善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必须明确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能，必须为其提供通畅的救济渠道。另外，针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可克服的弊端，法律上应当提供复数的农地经营模式以供农民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论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困局及改革思路

我国农村已经形成了以农地承包制为基础的农地产权制度,但由于现行《土地承包法》没能廓清农地承包权和农地集体所有权的界限,导致两者的权能产生内在冲突并形成了农地产权制度的困境。由于缺乏适格的集体土地所有者现实主体,在现有的政治经济条件约束下,走出这一困境的最优选择是弱化农地集体所有权,强化农地承包经营权并将之赋予农民,实现农地承包经营权的完全物权化。     

农地三权分置的法理阐释和制度重塑*

随着三权分置政策的推进,适时的立法跟进成为必要。将政策上升为法律,需遵循法律体系内在逻辑,不能直接照搬政策术语。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内涵来看,其并不包含承包权,故对三权分置的法律解读不应是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分解为承包权和经营权。从大陆法系所有权弹力性及“母子权利”结构出发,三权分置的法权结构应为农村集体在集体土地所有权上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设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上为其他农业经营主体设定土地经营权。为实现“加快农村土地的流转,以实现适度规模经营”的三权分置目标,同时从法律体系自身逻辑出发,土地经营权应当被定性为物权。     

农地“三权分置”下的土地经营权——物权塑造与规范解释

“三权分置”是指农地权利分化为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种权利,其核心在于土地经营权的分离.现有土地制度规范过多置重于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而忽略了其财产性流转功能.基于实践需求和改革精神,“三权分置”进行权利分离是权利变迁的必然结果.分离出的土地经营权不宜作为一项财产权和债权,应是一项独立的物权.土地经营权的物权塑造不仅具有规范解释的合法性,也能破解禁止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困境.土地经营权尚且只是一种政策性权利,立法须将其创设为新型物权,释放“抵押”权能.土地经营权的物权构造有采取授权立法形式暂时制定行政法规和修改《农村土地承包法》《物权法》两种可能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