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活动史”专题研究

<正>主持人的话:教育活动史研究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且不断运用新的史料、新的视角来解读和走近中国教育的"原生态"。就史料选取来说,赵国权的《图像史料:教育活动场景的别样诠释》从画像石、画像砖、壁画及绘画中挖掘出文本史料不曾有的两汉教育信息,认为图像史料不仅是对文本史料的重要补充,而且还是对教育活动更贴近历史的真实的描述。就研究视角而言,教育身体史研     

教育史是什么？

所谓教育史,是指研究者依托教育方面的史料来建构关于教育的过去及其解释,研究者的“崇高理想”是对教育历史的解释能够尽可能地接近教育的史实,即遵循历史主义的检验,这是教育史研究的全部目的和核心使命。而遵循历史主义的检验,并非指教育史研究要探究过往教育的全部真实、按照教育从前的样子复原过去,而是指教育史研究应尽可能保证确有其事或实有其事,并使研究者自己深入到过去的世界中去理解教育的过去,在过往的生活环境、观念、思潮、社会结构中理解前人关于教育的想法、信仰及行动。而这一切都是由教育史独特的知识范式所决定的：教育史就是教育史,它既不是科学,也不是艺术,它使用的是日常的语言和表现形式,有时借用科学、艺术的诸多概念来表达自己的含义,进而建构起教育史的大厦。     

图像视域与宋史研究

尽管宋代在图像视域留下了足资利用的丰裕资料,而宋史学者出于宋代传世文献对研究已具自给自足性,也相对缺乏有关专业学养,在图像视域则明显缺位。为深化研究,拓展视野,宋史学界亟须涉入图像视域,在社会经济与生活风俗、政治思想与制度礼仪等诸多领域充分发掘图像资料的独特价值,绵密梳理文献史料为图像史料补充历史细节,有效借助图像史料为文献史料呈现真实具象,积极推进图像史料与文献史料的互动、互补与互证,以期收获相得益彰的学术成果。在美术史界为宋史学界提供更多的成果与方便的同时,宋史学界尤其应该强化参与意识,与美术史界亲密互动,培植图像研究的自身学养,注重图像视域里历史文本学的自我训练,努力开拓宋史研究的新生面。     

加强教育活动史研究构筑教育史学新框架

长久以来,教育史学研究均以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为研究对象,忽视了对教育过程中人的活动的研究,使得教育史学研究由于缺乏教育活动史研究这一前提,变成了一门“只见物不见人”的学科.教育活动史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以各种方式参与教育过程并进行互动的历史,是影响人们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发展过程的关键性因素.教育活动史是起源、前提和基础,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是派生物和结果.因此,研究教育史,必须研究教育活动史.教育活动史的研究应该用感性的文字表达理性的思考,用逻辑的思维解读历史的文本,用翔实的史料还原过往的教育活动,用叙事的语言构筑多彩的教育世界.     

教育活动史与新时期教育史学科体系的重构

传统教育史学科建设中以制度史、思想史为主体的"二分法",难以包容新时期教育史学科研究的发展,局限性日益体现.教育史学科体系"三分法"新构架的提出,指明了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活动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对纳入历史研究视野的教育活动史进行了具体的分类,力图使教育活动史与教育制度史和教育思想史一起共同成为教育史学科体系构建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教育活动史纳入教育史学科体系,不仅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教育史学走向,加强史学与现实、生活与社会的联系,还会更加关注微观问题,带动教育专史发展,对丰富教育史研究和学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试析教育史研究中的历史人物问题

历史人物是教育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在已有的研究中研究者往往关注的是对教育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著名的历史人物,而对于各个教育发展时期普通人物关注的不够,缺乏“平民意识”,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教育问题的认识,同时也不利于教育史学科的发展。因此,应该从研究的方法、思想以及模式上对教育史学科进行深刻的反省,努力克服这种研究倾向。     

民族教育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我国民族教育史研究起源于改革开放之后,至今,一大批有关族别教育史、区域民族教育史、历代民族教育政策史以及民族教育发展历程中人物与具体问题的研究与探讨,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民族教育史研究的繁荣。然而,在繁荣的背后也存在着问题,如民族教育学史料整理与资源库建设滞后、民族教育史学科体系缺乏系统的研究、民族教育史研究人员与成果分散、民族教育史研究视野的广度与深度不足、民族教育史研究方法单一。这些都深深地制约着民族教育史研究向纵深化发展。鉴于此,为了更好地开展民族教育史研究工作,需要加大民族教育史史料的收集与整理,加快民族教育史学科体系的建设,拓展民族教育史研究视野,多从民族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吸取养分。     

从"平面"到"立体":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民国山东教育史研究

民国时期是山东教育发展史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山东教育发生了许多重要变化.在对民国山东教育的研究上,学界取得了一些成果.从总体上看,研究呈现逐步深入的趋势.新史料不断被发掘,评价渐趋客观,并且对山东教育的研究越来越"立体".但是,研究中还存在概述性研究太多,真正深入研究的成果较少;"平面"的研究成果较多,"立体"考察山东教育的成果较少;受政治史研究影响较深,缺乏对教育史研究的独立思考等问题.要想进一步开展研究,似乎应着力于以下几个方面:摆脱政治史宏大叙事的影响,从教育史自身的发展中寻找规律;转变研究视角,从研究历史上的教育转变为研究教育的历史;注重"以小见大","小区域"中要有"大关怀".这样,或许能将民国山东教育史的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     

现代诗词研究与“新国学” ——兼论《20世纪中国学人之诗研究》之钱锺书部分

现代诗词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历史存在,大抵有个案研究史料、文学作品与文化现象"三重身份";有关现代诗词的研究大致经历了萌芽、自觉、发展等三个时期;研究者一为专职现代文学研究者,二为诗词刊物、团体的组织和参与者,三为新兴的传统诗词爱好者;研究成果颇丰,富于学术含量的也不少,如刘士林的《20世纪中国学人之诗研究》;研究也存在着不足之处,如"文本误读";现代诗词的研究如要有长足的发展,需要进一步夯实研究史料基础、完善研究者的知识结构。     

兰山书院述

兰山书院作为清朝政府在甘肃兰州历史上设立的最大省立书院,曾发挥过"造就人才之所"的作用,在甘肃教育史上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对兰山书院的建立背景、沿袭与规模、组织与学规等方面的阐述,可为有些教育研究者及现代教育机构提供参考和借鉴。     

百年中国教育史研究高潮的回顾与反思

中国教育史研究经历了三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以来的两次高潮。第一次高潮奠定了教育史学科的基本体系 ,第二次研究高潮是恢复性的 ,促进了教育史学理论的发展。在第二次研究高潮中 ,研究者只有提高理论素质 ,突破历史、教育学科界限 ,从历史学走向社会学 ,教育史学科才能真正取得长久发展     

论媒介图像文本与受众互动关系的重构

从艺术图像文本到媒介图像文本转向的历史演进过程中,由于媒介技术的发展,媒介图像文本越来越具有“拟像化”的特征.媒介图像文本的不同特征,构成了与受众不同的传播互动关系;在“图像转向”时代,大众传媒构建了与受众互动关系的三重维度,即客观现实、媒介现实(拟态环境)、主观现实,媒介图像文本作为联结受众的介质,使这三种现实在受众视域中的融合成为可能,创造了具有虚拟化特征的媒介现实;同时,大众传媒语境也催生了基于媒介图像文本与受众传播效果关系的媒介修辞方式,受众通过对媒介图像文本的解构,还原并重构了关于现实的图像与意义.     

神器、礼器与艺术——红山文化“玉鸟”的图像学与艺术学研究

"玉鸟"图像在红山文化中虽然不及"玉猪龙"出名,但在整个东夷地区数量最多。它体现了高度的宗教、礼仪等集体族群意识,同时证明了《山海经》等古籍文献中神话传说部分史料的可靠性。从体量上考虑,"玉鸟"图像所反映的主要是礼仪活动,这种礼仪活动是源于宗教的意识之转化,也反映了造型等艺术学的问题。随后在礼仪的活动中,逐渐形成了带有强烈宗教意识的独立艺术观念,构成了一种风格基本一致又区别于其他地区的"玉鸟"图像的造型样式,显示了红山文化独特的艺术价值。     

索象于图,索理于书:写本时代图像与文本关系再思录

从历史学、考古学、艺术学、社会学、宗教学、物质文化研究等多学科角度,来综合考察中国视觉文化与写本文化传统以及知识史视野中的图像与文本,是极富前景的学术新疆域。本文提出"象数"是中国古代理解世界及其存在意义的基本范式,并从这一理念出发,阐述了中古时代的"图书"观念、传统视觉表达系统中的图像分类、东亚古写本所见图像与文本的关系,以及史学研究中如何运用图像等问题,主张不仅应当在历史研究中把图像作为证据使用,还应该从人类思想的基本表达方式来理解图像在历史情境中的含义。     

“新史学”与近代的中国教育史研究（1901—1936年）

20世纪上半叶,应时而生的＂新史学＂和中国教育史研究都经历了辉煌的发展阶段。作为专门史的中国教育史研究充分吸收了母体学科——历史学科在教育史观、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史料观等方面所提供的丰富养料。＂新史学＂的发展推动了中国教育史研究的进程,促进了中国教育史学科的建设。     

图像文本意义零度阐释之探究

进入视觉文化时代后,图像文本意义的阐释渐成为人们生活的中心。对图像文本是否存在意义上的零度阐释这一疑惑,文章从一般符号学、影像符号学以及新修辞学这三个理论视角对此展开探究,结论为:一个文化集团的社会文化规约性在理解阐释活动中具有一种弥漫性和支配性力量,来自特定文化社团的受众不可避免地借助社会文化规约完成释义活动,图像文本意义的零度阐释是不存在的。对跨文化语境下的多模态英语课堂而言,学习者需加强对目标语文化规约性知识的储备,以期实现对图像文本的成功阐释。     

数字媒介时代文学中图像符号的叙事

在21世纪的数字网络媒介语境中,用图像符号进行叙事表达渐成主导。文学文本中的图像符号的功能也在扩大,有的图像符号在文学文本中主要起装饰美化和引发读者兴趣的作用,有的图像符号的叙事功能已经无法被语言文字取代。图像符号作为文学的辅助性符号,与语言符号一同在文学文本中组织叙事,这不但影响了文学文本的形态和审美,对文学的形态、形象和意蕴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飞天图像与丝路审美文化的再生产机制

飞天图像是丝路沿线人民在文化互通或交流过程中熔铸共生的审美符号,其图像文本的具体生成过程和类型特征在不同历史阶段有其差异性。传播媒介的快速发展催生了图像、影像、声像等诸种类型的飞天形象及其审美变形机制。文化创意时代,审美消费成为文化经济社会的重要驱动力,审美消费不同于物质消费的地方在于其主要指向情感和意义系统,"飞天"图像也逐渐成为构建审美共通感的典型文化符号。     

植物与文化：人类历史的又一种解读

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的功能正在于能够满足人类社会的需要,而人类社会要得以维持,必须要确保其成员有充分的食物保障,而且食物的来源主要得仰仗于植物。这将意味着人类社会一旦形成,就会与植物结下不解之缘。以人类社会的演化为研究对象的历史科学,如果无视植物与文化的制衡互动关系,那么社会演进的动力及作用机制就无从得到合理的解释。遗憾的是,保存至今的文本史料主要关注人类的活动,特别是精英阶层的活动,既不关注建构相关社会所依托的文化,更不会特意记载与相关文化结下不解之缘的植物。这正是对文本史料的解读难以深入和切中要害的关键所在,但如果借助年鉴学派所倡导的社会要素的演进具有非等速性这一原则,确认与特定社会和文化密切关联的植物,其物种的延续具有无可比拟的长时段性,那么只需从文本史料中提取与相关植物直接或间接联系的历史信息和文化信息,即令传承至今的文本史料没有正面提及植物与文化,其社会演化的动因和机制也可以得到复原,历史科学的研究也可以因此而做到另辟蹊径,取得意外的收获。     

叙事的图像性

比较文学的跨学科性将文学研究的目光引向文学外部的相关学科。图像与文本的譬喻关系,即叙事的图像性,使文学分析本身得到内部的充实,也为叙事形式开拓了新的道路。叙事的图像性不但体现在文本的内部结构中,也让作为＂形式＂存在的＂书籍＂加入文本进行言说,使丰富文本内涵这一手段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