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社会需求”整合:一个重建社区公共性的分析

社区异质性、社区公共性与社区整合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本文关于城市社区有效治理的中心命题。文章通过实地调查,分析了城市社区异质性增长和社区公共性衰减现象,回答了以重建社区公共性来促进社区社会需求整合、构建社区有效治理的方向与可能。研究结论认为,市场化、城市化和"单位制"衰微是城市社区异质性增长与社区公共性衰减的三个重要机制。社区异质性在宏观上呈现为社区社会结构的差异、在微观上呈现为社区社会需求的差别。同时,社区异质性弱化了社区公共性,使社区呈现出明显的"原子化"和"隔离化"状态,威胁了社区整合。因此,重建社区公共性是整合差别化社区社会需求、防止社区"原子化"和"隔离化"状态的关键。重建社区公共性意指建设社区多元主体或社区居民的地域"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共识和认同感,社区公共性是一个社区中多元主体共生共处的公共价值,是参与社区治理的多元主体相互承认彼此间差异并能一致行动的合法性基础,是对社区居民具有一定规范性和约束性的公共规则,也是城市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府动员不同主体参与社区建设的内生动力。文章从公共价值、公共规则、公共空间、公共参与和公共服务的维度讨论了重建城市社区公共性的出路。     

乡村文化治理：能动空间与实践路向

公共文化以其凝聚价值共识、规范社员行为、化解社会矛盾、构建精神家园的"软治理"功能成为形塑社会合理状态的重要测度指标,为其参与乡村社会价值引流、行动规束、问题处置、关系调节等治理行动提供了实践空间。现代性冲击及其促发的传统文化衰弱使乡村共同体面临着价值歧殊、权威流失、行动游离和认同衰减的解构风险,对此,乡村文化治理的实施应以公共性建构为实践逻辑,直面变化的人口结构,不断促进公共交往、重塑公共规则、拓展公共空间、革新公共精神。而以新时代主流文化予以价值引导、以内外主体调适促进权力效能整合、以情境共识营造建构集体认同、以行动规则填充促进秩序的自主生成、以地方知识提炼唤醒乡民文化自觉,则是其整合性推进乡村社会良性运转的可为进路。     

乡村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困境及其重塑

公共性是乡村公共空间的核心属性,是维持其生存和发展的支撑条件,也是未来乡村公共空间发展的重要原则和方向。乡村公共空间的公共性体现在可达性高的公共场所、合作参与的集体行动、多元包容的空间理念、混杂复合的社会功能和公益共享的价值追求等五个方面。但处于转型期的乡村,乡村公共空间的发展面临着可达性不足、公共参与的缺失、空间发展理念的迷失、社会功能的弱化以及公共议题的失语等公共性困境,给社会整合和乡村治理带来负面影响。在乡村振兴的新时代背景下,需要从共建、共治、共享三个方面共同推进,重塑乡村公共空间公共性。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解构与建构

发展乡村公共文化需要在实体空间基础上拓展包括制度空间、生活空间、思维空间、对话空间等在内的虚拟空间。场景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以及社会结构理论等都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解构与建构提供了支撑。在乡村公共文化发展过程中,面对记忆空间、生产空间和制度空间方面存在的问题,需要改变行政指向下单向度的文化植入模式,形成"政府+社会+村民"的文化生产多元主体,依托乡村文化发展的实体空间,展现文化张力,拓展处境空间和形成多元发展动力。发展乡村文化不仅要重复过去,还要创造未来,乡村居民需要通过体化实践增加记忆空间,拓展生产空间,完善制度空间,改变乡村社会的几何图式,形成更加完善的文化图景。     

论民族地区文化振兴的价值认知--基于云南的考察

文化是乡村振兴的灵魂,也是乡村振兴彰显地域性和文化性双重价值的重要资源。在现代文化冲击下,民族地区文化振兴面临村寨建筑文化城市化、传统文化失传、乡土文化主体缺失、村寨公共文化空间萎缩等多重现代性困境。根据云南民族地区文化资源禀赋,其乡村文化振兴应该以物质性文化、社会性文化和制度性文化为价值维度。云南民族地区文化振兴应该坚持以乡土性、选择性和公共性三位一体的价值选择为原则。     

后扶贫时代农村社区公共性困境及其重构——以万源市T村为例

社区公共性能够使社区保持良好的治理状态,也是社区治理的重要目标。当前农村社区的公共性既面临着乡村社会过疏化、原子化所带来的一般性困境,又面临着反贫困政策所带来的新窘境。在双重困境下,社会参与主体缺位致使公共性生产失去了前提,公共利益及公共空间的缺失也让公共性的生产缺乏动力和载体。在后扶贫时代,农村社区公共性的重构需要围绕公共精神的培育、公共空间的塑造等方面来谋篇布局。具体而言,需要强化基层自治组织建设,找准组织定位;强化集体经济组织建设,构建公共利益;引进社会工作组织参与治理,培育公共精神。     

社会友善与公共生活

近40年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乡村和城市单位这两大"熟人社会"趋于解体,带来生活的碎片化和"原子化的个体",这容易导致冷漠与暴戾。因此,人们呼唤着社会友善,友善是在人际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呈现出来的,需要生活共同体的支撑,社会友善构建的重要方面就是重建良好的生活共同体和公共空间。具体路径有:在城市化进程中注重人的尊严,关注人的精神存在;通过对话来构建理性、平和的公共舆论空间以弥合社会撕裂,促进社会团结;促进和引导社会组织建设,重建生活共同体;延伸高校服务缓解失业大学生的精神焦虑,重建其家园感。     

中国网络公共空间:镜像、异化与理性建构

Web2.0时代开辟了双重公共空间:社会公共空间与虚拟公共空间。虚拟公共空间打破了社会公共空间中阶层排列结构,不同阶层主体源于"深层心理感知",按"我者"镜像与"他者"镜像原则,在虚拟公共空间对流、重组、互动。中国虚拟空间在多数暴力与商业侵蚀双重侵略下同时呈现公共性异化,导致"沉默的螺旋"。网络理性的建构与过滤,使虚拟公共空间逐步回归到理性"公共场域"。     

空间、文化和制度：乡村柔性治理的三维检视

柔性治理因契合了乡土社会的运行逻辑,成为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不可或缺的一种治理方式。通过空间、文化和制度三个维度的检视,发现当前乡村柔性治理仍面临公共空间阙如、文化支撑式微、制度环境缺失等问题。搭建乡村柔性治理的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重建乡土文化价值认同、融合乡村正式与非正式制度是推动柔性治理有效运转的基本途径。     

虚拟公共空间中的乡土公共性重建--基于L村微信群的考察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步伐的加快,我国不少村庄出现空心化、原子化的趋势,基层乡村治理受到严重挑战,打破这一困局的关键在于重建已衰落的公共性。移动互联网能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虚拟公共空间就此诞生,“离散化”的村民再次相聚,社会关联重归紧密;村民在其间就公共事务展开共同讨论,公共性的建构由基层公权力唱独角戏变为多元主体的“共同协作”;虚拟公共空间也是博弈场,被赋权的村民通过协商、竞争形成制衡,权力结构得以优化,基层治理水平提升。由此可见,村民基于移动互联网的信息生产、传播实践阻断了共同体的衰落趋势,为乡土公共性的重建带来可能。     

主观性与强调表达的本质、特征及关系

语言不仅是传递客观命题的工具,更是言者用来传递主观性的工具。首先,言者对命题的认识、对事件的态度、对语篇的立场构成了主观性陈述;当言者的主观性赋予话语某一部分在态度、情感、立场上的主体地位,使它们超越其他语义内容、获得凸显感知时,就形成话语中的强调形式。其次,主观性的核心参项可以表述为不具真值语义、体现言者立场的话语形式;同理,话语强调表达的核心特征可参照真值语义、句法辖域、语用意义三个维度。最后,强调表达与主观性表达是蕴涵共性关系,强调表达是主观性表达的一种表现形式。主观性是语言中更为优势、自由的概念,不一定总是表现为强调表达。      

从城乡一体到城乡分离——先秦至唐宋城乡关系述论

历史上的城乡关系经历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发生分离与对立,又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相互依存联系密切,并将最终走向城乡一体共同协调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唐宋时期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在唐宋以前,城乡之间城乡一体的发展态势较为明显;唐宋以降,城乡关系逐渐分离并形成了"交相生养"的新型关系。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建国六十载“党政关系”的发展

自建国以来,中国的党政关系发生了十分复杂的变迁,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些阶段性的发展经历了从"党指挥政"到"以党代政"再到"以党领政"的发展历程.党政关系的发展最终使中国行政权力从党权中分离出来并呈现出逐渐扩张的趋势.     

论抗战时期我党干部教育的历史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党在干部教育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摸索出一条成功之路,为促进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其历史经验：一是党的高度重视;二是系统化的教育管理和行政机构;三是灵活、适时、科学的教育、教学方式、方法;四是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精神和勇气。     

现阶段的贫富分化及其对策研究

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 ,我国现阶段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贫富分化趋势。贫富分化既抑制效率 ,又损害公平 ,是阻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重大隐患。只要我们始终把广大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加强宏观调控 ,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就能够不断缩小贫富差距 ,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以科学发展观推进党的建设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为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信息追溯标签信任度对消费者农产品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以可追溯鸡蛋为例

为了探究消费者的信息追溯标签信任度对购买农产品行为的影响,本文基于390份辽宁省消费者购买可追溯鸡蛋行为的调研数据,通过二元Probit模型和双变量Probit模型实证研究其影响因素,并运用中介效应分析法,验证消费信心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对信息追溯标签有较高信任度,其对可追溯鸡蛋的消费信心也相应提高,进而更...     

贾府世仆赖家的兴盛谫论

贾府由盛而衰 ,大厦倾倒。与其相反的是 :赖家虽为贾府的世仆 ,因其在贾府管家时间长 ,权势重 ,善于拍马逢迎主子 ,钻了贾府管理混乱的孔子 ,渐次发迹 ,超越常人 ,最后连主子也要向其乞借遭冷遇。这一主仆贫富易位的典型事例给世人留下颇值得深思回味的人生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