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正确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关于生产力性貭問題討論中若干方法論上的问题和平心先生商榷

平心先生在关于討論生产力性貭的文章和发言中,提出了許多值得討論的問題。其中有不少問題,如所謂生产力的“社会属性”、生产力的“自行增殖”等,都涉及到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概念及其辯証关系等根本理論問題。同时,在論述上也涉及到馬克思主义方法論上的若干問题。据平心先生說,有些人之所以不可能接受他的关于生产力的“社会属性”、生产力的“自行增殖”等“科学主張”,是“因为他們囿于非辯証的思考习慣,既不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統一,又不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根本区別”,可見,关于生产力性貭問題的論爭,是与如何理解和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有密切联系的。不过在这一埸論爭中,究竟是誰真正的坚持了辯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呢?又究竟是誰“囿于非辯証的思考习惯”呢?这是本文所要探討并提出和平心先生商榷的問題。在討論之先,我同意平心先生提出的,要有一个大家共同遵守的准則。平心先生說: “在进行討論的过程中,我希望大家遵守一个共同准則,就是为了使各方面的意見尽量明确,必須集中研究已經提出的一些主要問題和基本論点,不要一味纠缠在个別字句上,否则不仅不易使討論深入,而且可能糊涂問題的实质,分散討論的力量。”我十分同意这样一个准則。并且根据这样一个准則,作一点說明:既然我們討論的要求,不要“糾缠在个別字句上”,而要使不“糊涂問題的实质”,那么在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問題上,我要提出和平心先生討論的,不在于誰口头上或“个別字句上”是否承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而在于实貭上如何正确理解和解决这一辯証关系。就平心先生所发表的文章和发言来說,虽然也說过不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辯証統一”之类的話,但是这还不足以証明平心先生是正确的理解和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間的辯証关系,也不足以証明平心先生沒有在实貭上混淆或割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間的关系。所以,根据这一准则,我們的討論,的确不应該停留在“字面”上,更不能停留在“个別字句上”,而必須进一步探討其理論的实质。但是遺憾的是,我觉得平心先生自己有时并沒有遵守自己提出的准則。例如平心先生在《四論生产力的性貭》中說: “使我感到极大兴趣的是,你(指謝昌余,下同——引者)說我在‘字面上’还一再申述是重視这种作用的(指生产关系的作用——心),足見你多次讀到我所說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密切相联、生产关系对生产力起重要的促进作用或束縛作用一类的話。不管你所說的‘字面’命意如何,有了‘字面’不就有了駁倒你的誣告的鉄証么?”我認为平心先生的这种态度是武断的,是缺乏学术討論所应有的态度的,也是違背了平心先生自己所提出的准则的。因为平心先生如果要証明自己观点的正确,就同样不能借口有了“字面”就有了所谓駁倒“誣告”的“鉄証”,而必須从“主要問题”和“基本論点”上,从具体的理論分析上来弄清“問題的实质”。所以,我必须再次說明,我現在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問題,提出一些意見和平心先生商榷,主要的也不在于平心先生是否在“字面上”承認这种辯証关系,而是力求从平心先生的“主要問題”和“基本論点”上,进行具体的理論分析,以便弄清楚在理論实质上,究竟是如何解决它們之間的辯証关系,究竟是誰“囿于非辯証的思考习慣”?这一点,想平心先生是不会有所异議的。     

再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再評平心先生的生产力理論中若干方法論上的錯誤

在《学术月刊》今年第六期,我曾对平心先生的生产力理論中若干方法論上的錯誤,提出批評的意見,并初步討論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問題。当时討論的重点,主要是針对着平心先生的生产力“社会属性”迭一錯誤观点而提出的。对于他的生产力“自行增殖”的謬論,原准备留待以后分析。最近两三个月以來,平心先生在《学术月刊》、《新建設》、《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又陆續发表了几篇关于生产力性质的文章,进一步为其錯誤观点辯护。因而,引起学术界許多同志进一步展开爭論和严正的批評,我認为这是完全必要的。本文仍試图着重从方法論上来进一步分析平心先生的生产力理論的错誤实质。为了叙述的方便,現分为两个部分来討論。一,評平心先生的生产力“自行增殖”論在方法論上的錯誤;二,再評平心先生在生产力“社会属性”問題上的詭辯手法。     

关于生产力二要素或三要素問題的研究——1962年2月24日在武汉大学的讲演稿

在学习和研究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論和社会主义經济运动規律的过程中,我接触到一些有爭論或疑难的問題。在《关于生产关系的几个理論問題的研究》一文中(載1961年12月18日《光明日报》),我曾对其中的“所有制問題”、“生产关系总和問題”以及“生产关系和經济基础问題”,提出了自己的粗淺認識。本文拟繼續就馬克思主义学者有爭論的“生产力二要素或三要素問題”作一些研究和討論。     

应该学习辩证逻辑——纪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一周年

毛主席在一年以前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是运用辯証的思维方法去观察問題和处理問题的典范,是馬克思主义辯証法在当代的重大发展。恩格斯在“費尔巴哈論”中曾經指出,承認辯証法的基本思想是一回事,“而把这个思想运用于每一具体場合和每一具体研究部門却是另一回事。”毛主席在这篇論文中也强調指出懂得辯証法的基本原理和具体应用这个原理之間的区别。說作为辯証法核心的对立统一規律,懂得的人逐漸多起来了,“但是,对于許多人说来,承認这个規律是一回事,应用这个規律去观     

我对生产力性貭問題的具体意見

自从平心先生提出了生产力二重性問題后,引起学术界的广泛注意,有的贊同,有的反对,至今还没有确定的結論。他在“四论生产力性质”一文中,提到了我对这个问题的意見,他说: “不但有好多同志来信或口头同意我的見解,就报刊上刊載有关生产力问题討論的文章来看,也并非没有人同意我的論点的。例如在我发表了‘论生产力性质’一文之后,齐蓀同志在《文汇报》一篇短文中就采取了生产力具有社会属性与物质技术属性的論点(他的解釋同我略有出入)。”因此,不能不把我对这个问题的具体意見,加以更詳細的说明,請同志們批評指教。首先,我把在《文汇报》发表一篇“决定生产关系的主要因素是生产力水平嗎”短文的原委說明一下。当时写那篇短文的原因,是解答读者来信所提出的问题,問題的中心,在于有人誤認为决定生产关系的主要因素是生产力水平,因而产生了美国和苏联的生产力水平彼此相差不大为何生产关系各有不同的疑問,于是根据本人不成熟的意見,写了那样一篇文章。在那个时候,根本未曾留意到平心先生的文章,     

关于逻辑学一些问题讨论综述

我国哲学界关于邏輯問题的討論,是从一九五六年在党的“百家爭鳴”方針指导下展开的。通过近几年来热烈的討論,大大推进了对于邏輯学中一些基本理論问题的研究。首先引起討論的是形式邏輯与辯証邏輯的关系問題。自从周谷城同志在《新建設》上发表了“形式邏輯与辯証法”一文,对这个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后,很多同志对周谷城同志的看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見,討論就广泛而热烈地展开了。但是,大家在討論中逐步感到,要解决这个問題,首先必須解决形式邏輯和辯証邏輯本身的一些理論問題。于是,接着就从形式邏輯的对象和客观基础等問題,进而集中到真实性与正确性的相互关系問題的討論,并且圍繞这一問題来探討形式邏輯的对象、客观基础及其認識作用。茲将討論的情况和当     

充分展开学术讨论

这一期,我們除了繼續发表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規律的討論文章外,又发表了关于計件工資問題,关于“两个过渡”問题,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規律問題,两条腿走路与对立統一法則問題,教育上的理論与实践问题,以及心理学和文学的阶级性等問題的文章多篇。这些問題都值得学术界研究和进一步展开討論。关于“两个过渡”問题,实貭上是对不断革命論和革命发展阶段論的理解問题,而这个問題,又与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規律問題,两条腿走路問題,理論与实踐問题,都属于唯物辯証法在实踐中的运用和发展的問题,过去一年在社会主义建設大跃进中,生动地发展了唯物辯証法,有待于理論工作者加以总結和闡明,以便进一步指导当前的实踐。这些文章,都是属于探討性、研究性的,可能正确,也可能錯誤。我們发表出来,目的在于經过討論,集思广益,以加深对問題的理解和培养追求真理     

從形式逻缉的研究对象上看它和辩证逻辑的关系

自1950年苏联哲学界展开对于形式邏輯的对象,以及邏輯和马克思主义辯証法,或者說形式邏輯和辯証邏輯的关系的問題的討論以来,現在为时已經六、七年了。在这期間內,于1951年,苏联“哲学問題”杂志关于邏輯問題的討論也曾作了总結。我国哲学界几年来对于这个問題也曾发表过一些研究論文。一般的說,占     

再評平心先生的生产力理論——兼答平心先生給我的一封信

我在《学术月刊》1960年第二期发表了“有关生产力的几个理論問題”一文,只是作为一个初学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澤东同志著作的青年学生,讀了平心先生的一系列的有关生产力問題的論文之后,感到不能同意他的論点,因而提出了一些商榷性的意見。不料平心先生缺乏冷静,在“四论生产力性质”一文中,說了許多使人遗憾的話,如果平心先生真的能說出个真理来,那也沒有关系。可惜我拜讀了平心先生的“四论生产力性质”一文之后,仍然感到失望,仍然不能同意平     

关于矛盾问题的精髓初探

毛泽东同志在研究矛盾問題、对立統一规律时,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他在详細地分析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后指出:“这一共性个性、絕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問題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拋弃了辯証法。”这一思想,是研究客观辯証法和主观辯証法的科学的概括,是研究辯証法的对立統一规律的深刻的理論总結。深入地、全面地学习这一思想,对于掌握、应用馬克思主义的唯物辯証法,反对形而上学,具有十分深刻的意义。     

对立的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

列宁說过:“可以把辯証法簡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的統一的学說。这样就会抓住辯証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說明和发揮”。(列宁:“哲学笔記”第二一○頁) 但是,列宁所說的这个辯証法的核心,并沒有經常地为研究辯証唯物論的哲学家所掌握;在相当長的时間內,哲学家往往忽視了这个辯証法的核心。列宁在“談談政法問題”中開头就說     

评谢昌余先生“有关生产力的几个理论问题”

上月讀到謝昌余先生的“有关生产力的几个理論問題”,据他說,这是一篇“对平心先生的理論进行全面的評論”的文章,使我很感兴趣。自从平心先生去年六月发表了“論生产力性质”后,这个問題曾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半年多以来,参加討論的除昌余先生外,还有在《学术月刊》,《新建設》和《光明日报》发表有关文章的胡星、周治平、楊宇、彭蠡诸先生。平心先生为了“再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和大家商量”等原因,又写了“三論生产力性质”,“关于生产     

再论“逻辑眼界”——并答李匡武同志

李匡武同志在《論形式邏輯与辯証邏輯的联系和区別》一文(載《学术研究》,1962年第4期,以下簡称“李文”)中,对拙作《論“邏輯眼界”,(載《新建設》,1960年12期)提出了不同意见,这是值得欢迎的。李文中所提出的关于两种邏輯自身的根本区別何在,关于形式邏輯的局限性問題,也具有当前的邏輯兴趣,值得进一步去探討。但在仔細研讀之后,对李文的論点我却未敢苟同。除将关于形式邏輯的局限性一題留待答郑毅男同志时一并論述外,茲先就李文提出的其他有关問題,再申述己见。     

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

列宁曾經反复强調辯証法在认識論上的应用,指出辯証法也就是馬克思主义的认識論、反映論,“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就是不能把辯証法应用于反映論,应用于认識的过程和发展”。列宁认为辯証法的对立統一规律,必須“当作认識的规律(以及客观世界的规律)”来应用。毛泽东同志的許多著作,特別是《矛盾論》和《实践論》,集中地突出地貫彻了列宁的指示的精神,丰富和发展了唯物辯証法,丰富和发展了馬克思主义的认識論。《矛盾論》以矛盾問題为中心,总結了中国革命的实践經驗,     

为什么說对立统一規律是辯証法的核心?

在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論》时,首先碰到的一个問題,就是对立統一规律为什么是唯物辯証法的核心?弄清楚这个問题,不仅可以了解对立統一规律在辯証法中的地位,而且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我們把握住辯証法的革命的和批判的精神,来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那么,究竟怎样正确理解对立统一规律是辯証法的核心这一重要問題呢?     

历史研究中方法论问题的一点体会

历史研究的方法論問題,在理論認識上固然有不同的看法,在研究实践中,也各有体会,不过,应当肯定,已經被公认为最正确的方法論,是唯物辩証法,这是无疑的了。当然,在具体应用这一方法时,不少同志都感到有許多困难和碰到一些問題,因此,进一步学习正确地运用唯物辯証法,即既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又用辯証的方法进行历史科学的研究,确是当前非常重要的問題。现在我概略地談談自己在工作中得到的一些体会。首先談談运用阶級分析的观点去解剖史料中本质与现象的重要性。     

艺术创作和欣赏中情与理的辩证关系——评周谷城的《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

周谷城先生在《艺术創作的历史地位》一文,随后,又在一系列的答辯文章中,对艺术創作的許多重要問題,提出了明显地同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观点相对立的见解。本文仅就艺术作品中情与理的关系問題,談談我們的看法。一周先生在該文的“創作的历史意义”一节,論述了艺术怎样在社会上发生作用的問題。原文引来虽然冗长,照录以保其眞:     

形式邏辑与科学方法论关系问题的讨论

武汉地区邏輯教学人員于十一月二日举行学术会议,就江天驥在会上所作的专題报告《形式邏辑和科学方法論的关系》问題,进行了討論。江天驥在报告中指出討論形式邏輯与科学方法论关系的問題,这对于回答“形式邏輯在認識中的作用如何”,“形式邏輯的局限性如何”,以及“形式邏辑与辯証法的关系如何”,都具有原則的意义。报告分为四个部分:(一)演繹方法諭和演绎邏輯。(二)归納方法論和归納邏輯。(三)归納主义和演繹主义。     

关于纯粹流通费用中可变資本部分的补偿形式問题

一我对兩种不同意見的看法从“經济研究”1956年第四期上登載了江詩永同志的“論商业利潤与純粹流通費用的补偿問題”一文后,引起了各方面的热烈爭辯,先后有徐毓枬、樊弘、蔣学模及宋承先諾同志各抒己見,展开了論战。大家在探討的过程中,关于純粹流通費用的补偿源泉問題,关于純粹流通費用中不变資本(即K)部分的补偿形式問題,大体上可以說已經有     

評杨献珍同志所謂“两种范畴的同一性”的观点

杨献珍同志一貫坚持資产阶級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反对革命的唯物辯証法,有意識、有目的地向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进攻。十多年来,他先后挑起了三场哲学战綫上的論战,即关于經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問题的論战、关于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