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村两委一肩挑”模式研究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作为优化乡村治理体系的"村两委一肩挑"模式是村民自治实践中一种被越来越多村庄实践的模式。"一肩挑"模式的出现和推广有其深厚的现实基础,主要体现在能人治村的背景与农村人才外流现实的张力上、加强党的领导与贯彻落实群众路线的要求上、村庄合并与村民自治下沉的现实上以及村"两委"交叉任职的前期准备与治理"村官"腐败的要求上。通过村庄内部加强党的领导、理顺"两委"关系、提高自治效率以及规范权力运行,"一肩挑"模式促进了乡村治理现代化,但这一模式在实践中也面临一些挑战,如"一肩挑"干部的权力集中、职责"超载"以及模式的适应性等问题有可能抑制乡村治理现代化。因此,对待"村两委一肩挑"需要我们保持审慎的态度,使其真正做到促进乡村治理的现代化。     

探索不同经济情况下的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从村民自治“权力—资源”视角进行考察

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村民自治发展的不平衡.村庄分化是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要表现形式.在村民自治实践过程中,需要根据不同村庄经济发展情况,探索乡村治理有效路径.富裕村多采取分配型治理,而贫困村则采用项目型治理,为避免现实乡村治理主体缺位的现状,倡导由能人权威型治理转变为法治权威型治理.同时,不同经济情况下,村民自治可以采用以产权形式、以活动或项目为载体的形式来有效实现.     

论村民自治导向下乡村精英治理的困境及对策

村民自治是我国乡村治理的法定模式,致力于让村民通过政治实践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目标。由于我国乡村民主化发展程度有限,促使精英治理成为乡村自治过程中的必然。村民自治导向下的精英治理有其存在的积极意义,但由于精英治理自身存在不足以及乡村各方面发展程度有限,使得乡村精英在引导村民走自治化道路的过程中面临着许多困境,这些困境相对限制了村民自治向更高水平的过渡。采取一定的措施促进精英治理自身的完善以及带领村民向民主化治理方向迈进是摆脱乡村精英治理困境,实现乡村善治的有效路径。     

“委托-代理”理论视角下的村民自治权力关系

以"委托-代理"理论的视角来审视村民自治权力关系时,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没有明确规定的村民与村民委员会之间的关系问题能够得到较好的阐释:集合意义上的村民作为宪政体制与村民自治制度设计下的当然权力主体,因自身的知识水平、民主意识、信息能力、组织能力等方面的缺陷,将乡村自治的权力委托给村民委员会行使。集合意义上的村民是委托人,组织形态上的村民委员会是代理人。两者之间的关系形同制度经济学中的"委托-代理"关系。村民委员会受托对村庄的公共事务进行决策与管理。     

垃圾分类数字技术进入乡村的社会过程研究

乡村治理数字化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成熟,越来越多的现代数字技术开始进入乡村社会,在乡村公共事务治理中发挥效用。通过对浙江省部分乡村垃圾分类数字技术运用的实地调查,探析乡村治理数字化实现路径及可能的社会影响。研究认为,该项技术成功“进入”乡村,需要地方政府、村干部和村民等主体共同努力与合作;垃圾分类数字新技术的引入和运用,也会给乡村社会带来一系列变化与影响。从政府在乡村的权力集中,村庄自治力量的弱化,以及村民日常行动逻辑的改变等方面,可以明显看到“技术下乡”的社会影响。如何有效平衡政府管理与村庄自治的关系,建立一个长久、稳定的乡村治理机制,是乡村推广垃圾分类数字技术时应着重考虑和持续关注的问题。     

村民自治、组织发展与村级治理——以福建省乡村调查为例

依据对村庄问卷调查数据的整理与分析,发现村财收入影响村庄发展水平,新农村建设需要发展集体经济;“经济能人”主政是村庄政治中的普遍现象,村民在选举过程中倾向选择有能力带领村民共同致富的候选人;村民自治过程除了加强村两委会组织与制度建设之外,还需要加强对村庄老年协会与乡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引导工作,全面增强村庄自我治理的能力与水平。     

数字乡村建设视域下村民自治组织的实践逻辑与优化策略

数字乡村建设的关键是重建农村社区,而农村社区重建最重要的是发挥好村民自治组织的有效治理价值。村民自治组织具有角色定位清晰、体系结构健全、整合多元利益和选拔精英人才的优势,能够在数字乡村建设进程中发挥提供公共服务、调解民间纠纷、保护集体财产的作用。尽管如此,当前村民自治组织也存在政治层面的行政倾向严重、组织层面的结构体系涣散、经济层面的治理资源缺失等困境。因此,现阶段唯有合理划分治理边界、明确角色定位,构建村庄组织体系、增强组织能力,促进乡村经济建设、提高村民参与,才能促进村民自治组织的有效治理,最终实现数字乡村建设的战略目标。     

村民自治单元下沉的价值与困境——黑龙江省方正县试点调查研究

村民自治是我国基层民主政治的基础,其实践形式具有多样性。村民自治单元下沉的实质是对行政村自治功能的剥离和重心的下移,有助于强化村民自治的主体地位,提高村民自治的有效性,并巩固村民自治的社会资本。然而,村民自治单元下沉也面临组织运行缺乏经费保障、自治活动缺乏人才支撑,以及村民理事会"再行政化"等困境。充分发挥村民自治单元下沉的价值,需要掌握合适的"度",综合衡量村庄"软硬"环境,还要着力增强村庄治理资源,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经济能人治村情境下普通村民政治参与边缘化——一种类差序格局的分析视角

农村经济社会的改革与发展日渐重塑着传统的村庄治理模式,经济能人治村成为乡土政治的新情境。经济能人治村在盘活农村经济、助推农村发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村庄政治参与的失衡。以类差序格局的分析视角介入,可发现经济能人、非治理能人、普通村民在村庄权力秩序上形成了典型的＂差序格局＂,并由此导致普通村民在村庄政治运作的选举过程、治理阶段、利益分配中日趋显出边缘化的倾向,这与现行的村民自治制度、经济能人治村模式及村庄治理主体实力差异等都有一定的关系。要确保经济能人治村情境下普通村民政治参与的有效性,需从村民自治制度优化、能人治村模式完善、治理主体素质培育等方面寻求＂破题＂思路。     

我国乡村治理的政策演变与未来取向

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带动下,我国乡村治理的基础发生了深刻变化.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乡村治理工作,对乡村治理政策进行三大调整,即改革和规范自上而下的纵向治理方式,建立和规范村民自治的横向治理方式,健全和规范社会参与的多元协同治理方式.未来15年,我国在乡村治理上还面临艰巨挑战,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为:乡村分化、乡风文明、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治理方式等.未来15年,完善我国乡村治理政策,建议要处理好国家治理、乡镇治理和村庄自治的关系,完善乡村治理框架,确立乡村治理标准;从以强调村民自治为主转向强调法治优先,实行分类分级治理,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推进结构调整,加强长期投资,为乡村人口特别是边远落后地区的乡村人口,提供产业扶持和就业帮助,使其能从中得到相对理想的收入;以技术进步推进乡村管理和服务的变革,建设乡村大数据,强化严格管理;推进基层实践创新与顶层设计相结合,促进治理方式转变,创新乡村服务.     

村组联动：简约治理视角下的村组关系模式

简约治理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特性,而村民小组是实现乡村简约治理的重要切入点。通过对比两个村庄的村组关系模式,发现“村组联动”的模式更契合乡村的简约治理目标。“村组联动”指的是村级组织负责统筹村庄工作及资源分配,村民小组承担自我治理的职能,村组之间形成有效联动的一种合作机制模式。这一模式以村级统筹、小组自治、双轨治理等作为实践表征,并通过激发村民的参与意识、促进村庄内部整合、构建弹性治理机制等实现了低成本的有效治理。近年来,由于村级治理行政化、乡村社会原子化,村民自治的基础受到削弱。在此背景下,“村组联动”可以是当前体制约束下的一种机制调整路径。有鉴于此,基层应通过小组重建农民与村集体的内在关联,促进村级组织与村民小组协同治理,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构建我国农村"村民监督委员会"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随着我国农村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村两委"的乡村治理机制逐渐呈现出制度疲劳和制度缺陷.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构建村民监督委员会,使"村两委"变"村三委",形成权力相互制衡的新型乡村治理机制,是当前可行的制度选择,并有利于激发村民自治活力,促进乡村社会的和谐发展.     

自主治理: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的模式选择——基于江西省H自然村的个案考察

自主治理理论是小规模公共事务治理的有力分析工具,长期存续的自主组织需解决制度供给、可信承诺和相互监督三大难题。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依据自主治理理论整理提出了村民自主治理模式的研究框架;再运用理论驱动型案例研究方法,有针对性地选择已有30余年自治历史、由"贫困村"华丽转身变为"富裕村"的江西省H自然村作为典型个案,通过发掘有力的事实证据验证和发展自主治理理论研究框架。研究发现,村庄文化是村民自治实现的基础,优秀领导者对村民自治成功至关重要,自主治理的制度设计应有效解决可信承诺和相互监督问题,从而实现乡村治理有效和村庄可持续发展。     

非组织化乡贤治理研究——基于H村的调查

当前作为乡村治理中与村民自治并行存在的民间治理机制乡贤治理,既不同于传统的乡绅治理,与村民自治也有很大区别.乡贤治理本身具有一定的传统性,其治理的合法性、公共性和参与性与现代治理机制不相符.对于其合法性,需要给予其治理主体资格确认;对于其公共性和参与性,可以借鉴台湾地区农村再生制度的经验来提出现代化的发展方向.     

论村民自治权力制约机制的构建

对村民自治权力进行必要的监督与制约,是保证村民自治权力运行不偏离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村庄公共利益轨道的基本途径。现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条文规定较为模糊,该制度的实际运行效果与文本设计有所偏离。应当以村民自治内涵为基础,以权力划分与制衡为思路,构建"村权三分、支部监督、村财共审、规范公开"的村民自治权力制约机制。     

新时代乡村治理的维度透视与融合路径

"三治融合"是新时代乡村治理的新思维,既需要以"自治"为乡村治理的主体维度,围绕"自治活力"主线,激发乡村治理主体的内源动力;也需要以"法治"为乡村治理的功能维度,坚守"法治秩序"底线,确保公共权力规范运行,村民权利有序维护;还需要以"德治"为乡村治理的价值维度,明确"德治精神"的红线,不断唤醒村民的共同体意识、公共理性和公共责任。只有厘清乡村治理中自治活力、法治秩序、道德规范相契合的源生内需与契合机理,才能通过文化塑造、角色定位、功能优化和政策调适,实现自治、法治和德治的价值融合、主体协同、聚合效能和制度优化,构建契合中国场域的三维互动现代乡村治理新体系。     

农村公共事务治理中农民"漠视"现象解构及其破局 ——以C市Y村公共池塘资源治理为例

农民治理参与缺位是影响乡村振兴进程的重要障碍,解析农村治理中的农民参与不足对改善乡村治理和推动乡村振兴具有积极意义.以C市Y村公共池塘资源治理为例,基于"基层(乡镇)政府-农村-农民"整合分析框架解释农民公共事务治理中的"漠视"现象.结果表明:农民"漠视"本质是农民治理参与不足、意愿不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政府层面,基层政府治理悬浮、功能缺位,导致行政动员能力不足;农村层面,农村转型期空心化,治理机制(利益、情感和规则)不健全,导致治理能力不足;农民层面,农民进城、精英缺失,缺乏收益分配和利益关联机制,导致村民参与不足.破解该问题关键在于夯实基层政权建设、提升政府权威及其行政动员能力,健全乡村自治体系、提升自治能力,培育治村能人弥合治理结构洞、构建村民利益联结机制等.     

乡村权力互动实证研究——以鄂西黄村为个案

随着新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我国村民自治建设进入了规范化阶段,乡村之间的权力关系因此也得以确认.但现实生活中乡镇政权与村民委员会之间仍然处于一种模糊不清的交织状态.作者以鄂西黄村的实地调查来了解当前乡村权力的真实现状.     

乡村精英治理与村民自治的融合研究

我国法定村级治理模式是村民主导的自治模式,但实践模式是由少部分人主导的精英治理,不能对普通村民的诉求作出很好回应。基于传统接续与现实基础,乡村精英治理有其存在的历史性和客观性,并在引领乡村社会发展、增加公共产品供给、发挥示范引领功能、促进村庄秩序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乡村精英治理与村民自治在治理理念、制度、方式等方面存在现实冲突,具有向村民自治转化的必然。通过健全非治理精英吸纳机制、完善乡村精英外在制约机制和内在道德约束、提高村民民主参与意识等策略,使乡村精英治理逐渐过渡为广泛参与的村民自治,在融合过程中走向民主化和法治化。     

制度嵌入下村干部"双面代理"的困境

政府的政治权威在农村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退却,但是为了实现国家的现代控制,政府推行“乡政村治”的治理模式,村民自治作为一种外在制度嵌入乡村传统政治生态。这种非内源性自发的制度嵌入,使村干部成为国家权威和自治权威的“双面代理人”,也使村干部面临“双面代理”的困境。为了摆脱困境,需要以委托代理理论为指导寻找有效的治理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