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结构与最终产品的策略性贸易政策分析

在有关垂直相关产业最终产品贸易政策的研究中,许多文献假定下游两国市场为独占,本文将下游两国的市场结构修改为寡占,并结合上游厂商的定价方式,分析下游国家市场结构的变化对其贸易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若上游厂商采用歧视定价,则下游两国的贸易政策仍为课税,与以往文献相同;若采用统一定价,则厂商数目较多的下游国家,最优出口政策为课税,反之,则为补贴;若两国厂商数目相同,则同为补贴,与以往文献不同。     

内生区位与独占厂商空间定价策略分析

在有关独占厂商空间定价的研究中,许多文献假定市场范围外生给定。为在可变市场范围假定下,得到更为一般性的结论,放松买者固定概率分布假定,研究需求型态和买者分布型态与定价策略优劣的关系。研究发现,当市场范围内生决定时,厂商利润大小,与需求函数型态有关,而与买者分布无关,拓展了有关研究;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在FOB定价下恒大于CIF定价,与需求型态和买者分布均无关,与以往文献不同。     

中间产品、交易成本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和贸易一体化的发展,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必须考虑到中间产品和交易成本对其补贴效果的影响.在Brander和Spencver(1985)模型基础上,构建一个包含中间产品和交易成本影响变量的三阶段出口补贴博弈模型,并针对企业不同经营战略(本国和外国企业垂直整合的不同情况)对博弈模型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引入了中间产品和交易成本后,战略性贸易政策补贴效果大为削弱,从而推翻了Brander和Spencer(1985)模型中政府始终有对本国企业进行补贴动机的结论,并得出企业垂直整合的经营战略可以很好的防止中间产品给战略性贸易补贴政策的实施所带来的负面作用,以及战略性补贴应该随着交易成本的上升而降低的结论.     

出口退税是不是一项好的贸易政策?

本文通过建立一个国际双寡头模型,参考Dixit差异产品需求结构,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研究出口退税对于不同差异程度产品的影响。通过分析发现:在数量竞争情况下,不论产品是否有差异,出口退税都会增加本国企业利润并促进本国福利。价格竞争时,如果产品间差异显著,出口退税率上升可以增加本国企业利润、提高本国福利;假如产品同质,出口退税与本国企业利润以及本国福利之间关系不确定,特别是,如果政府对本国企业提供R&D补贴,那么对同质产品的出口应该予以征税。     

Hotelling模型再探讨

文章修改Hotelling模型的基本假定,假定厂商边际生产成本为正,交通成本由消费者负担,厂商区位可以为内生变量,也可以为外生变量,在此假定前提下,分析厂商的最优的区位—价格策略,以探讨最大差异化原则或者最小差异化原则何时成立,或者不成立。     

单一出厂定价制度下区位假设与厂商选址决策

本文修改Hotelling（1929）模型的基本假定,假定厂商边际生产成本为正,交通成本由消费者负担,厂商区位可以为内生变量,也可以为外生变量,在此假定前提下,分析厂商的最优的区位一价格策略,以探讨最大差异化原则或者最小差异化原则何时成立,或者不成立。     

贸易政策不确定能否倒逼出口企业创新

利用2000—2013年中国出口企业微观数据,实证研究贸易政策不确定对出口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显著倒逼我国出口企业创新。不同维度的异质性分析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对我国高市场化程度地区、非国有及劳动资源密集型出口企业的创新激励作用更为强烈。进一步从劳动力成本、融资约束及政府补贴效应三个渠道揭示贸易政策不确定对出口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发现劳动力成本和政府补贴强化了贸易政策不确定对出口企业的创新作用,而融资约束阻碍了这种影响。     

研发补贴政策的适用性分析

20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强调博弈的思想,指出在不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收益递增的基础上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可以改变本国企业和外国企业在竞争中的地位从而增进本国福利,它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提供了新的思路。中国加入WTO后,在世贸框架约束下研发补贴是当前我国运用战略性贸易政策工具的现实选择。本文发展了一个三阶段研发补贴模型,并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对该模型的适用性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再生能源生产和消费中的外部性与最优政策——以生物质能为例

再生能源具有较好的环保效果但是却有较高的成本,实践中政府普遍依据再生能源产业的总产量进行补贴。然而,再生能源的消费虽具有环境友善性,但其生产过程,一般要消耗传统能源,仍然会对环境产生一定污染,仅有补贴未免失之偏颇,且对总产量补贴也有不当之处。若将再生能源生产过程中的环境污染纳入考虑时,政府应当如何应对?研究发现:第一,无论厂商是否具有污染治理技术,也无论市场结构如何,最优污染治理税率均应等于污染边际损害,即最优污染治理税为庇古税。第二,在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最优补贴率等于再生能源的边际收益,即最优补贴率为庇古补贴;在寡占市场结构下,最优补贴率应大于再生能源的边际收益,且厂商市场势力越大,最优补贴率越高。     

出口退税对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研究

出口退税政策是促进我国商品出口的一项重要措施,出口退税率的调整成为调节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重要手段。选择纺织品和钢材这两大类近年来出口退税率调整较为频繁的商品,利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对出口退税率调整对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出口退税率的调整对出口商品结构具有一定的优化作用,但是作用有限。     

汇率与退税政策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分析——基于协整和SVAR模型的应用

基于1984-2009年的数据,文章构建了我国出口、人民币实际汇率、退税政策以及国外需求四个变量的协整和SVAR模型。通过模型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到：出口退税和汇率政策对出口的影响呈现当期和长期的不一致性,验证了政策时滞的存在;但是出口退税的时滞较小,短期内能有效影响中国出口;而汇率的时滞较长,对出口的影响呈现“J”曲线效应;国外需求对出口的较大影响不容忽视。各个结构冲击对出口增长的贡献度中,国外需求最大,均值为30％;退税政策的最大值为10％;人民币实际汇率仅为3％。文章讨论了结果赋予的政策含义。     

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对外贸企业出口的影响

对出口退税的含义和出口退税政策的依据进行了说明,介绍了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的历史及原因,从行业方面分析了最近一次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的主要内容,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分析了新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对我国外贸企业的影响,提出了应对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我国外贸企业应采取的措施。     

出口退税文献综述

出口退税政策作为国家的一项经济政策,对鼓励和扩大出口创汇、优化资源配置、推进企业成长发展、拉动国民经济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出口退税作为一项本应属于中性的贸易政策,却承载着过多的调控政策目标。在这种背景下,对出口退税政策的基本理论和相关文献中的研究方法和观点进行梳理,为我国进一步研究出口退税政策找到新的启示。     

出口退税新政策利弊探讨

近年来,我国连续四年对出口退税率进行调整,这对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调整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出口退税新政策的实施效用如何,对我国的外贸和各地经济的平稳运行有重要影响。分析最近一次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对我国经济的积极和消极影响,提出进一步完善出口退税机制的建议。     

提升绩效视角的出口退税政策分析

我国出口退税政策自1985年实施以来,历经4次调整,但仍然在决策机制、对产业结构的升级引导作用、中央与地方出口退税负担等方面存在问题并带来贸易摩擦增多、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难以实现等后果。因此,为提高政策绩效,亟待从完善出口退税决策机制、实施差别性出口退税政策等方面进行出口退税机制的进一步改革。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角度

世界经济的下行风险和贸易保护主义使得出口企业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为探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技术升级的影响,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角度,基于2000—2007年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利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及获得与美国的永久正常贸易伙伴关系地位为准自然冲击,通过倍差法实证模型,研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效应,并对倍差法模型的有效性进行检验; 探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作用于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具体影响机制,划分贸易方式、企业类型和企业出口行为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起到了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以扩大企业出口规模、增强企业创新能力为直接与间接的影响渠道,在加工贸易企业上的表现明显大于一般贸易企业,在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和存续企业上的表现也十分显著。为争取稳定有利的外部环境,国家需要做好长期战略部署和发展规划的,加快构建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多边贸易体制; 企业需要聚力突破关键技术,加快促进数字化转型,建设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