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律伦理学的两种可能形态:康德与王阳明

康德和王阳明分别呈现了自律伦理学的两种可能形态,即康德关于"意志自律"的阐发与阳明关于"良知自发"的诠释。如果仅仅是在"自我立法、自我遵守"的意义上谈论"自律"概念,那么二者有着相似的义理结构,这集中体现为其关于道德动机的阐发,即德性作为主体的内在品格逻辑地指向自我成就,因而我们的道德意识中含有一种动力,能够促使我们去实践德性所要求的行动。不过,康德和王阳明分别赋予了自律伦理学两种可能的形态,这种差别根源于二者对自律主体的不同设定。基于中西方异质的情理精神,康德的自律主体有着情理二分的人格组成,阳明的自律主体则是情理合一的存在,其中的关键是二者对"情"的理解。从更广的意义上看,这种设定又逻辑地构成了他们相异伦理学体系的重要一环。     

儒家德性伦理与中国休闲伦理建设

儒家德性伦理对于中国休闲伦理建设的积极意义在于:将中国休闲伦理体系的构建和休闲文明建设的基点置于人的主体素质的升华、人的主体意识的自觉和人的自我伦理鉴别及抵御能力的提高上,其所提供的基本理念植根于人性的德性优化建构与人生审美境界提升上.儒家德性伦理不但为中国休闲伦理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文化智慧及实践方略,而且在休闲实践中具有重要的伦理规约和道德实践的功效,具体体现在激发人心向善的道德情感、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与休闲品质以及引导道德自律和构建心灵和谐.     

孔子伦理思想的哲学反思

孔子的伦理思想有“仁”“礼”“德”“孝”“学”五个方面的价值内涵,其基本特征是由内而外,重人轻物,重自律轻他律,重义轻利,重精神轻物质。在汲取其思想精华的同时必须科学分析其思想方法的合理性和思想内容的全面性,用哲学的眼光审视孔子伦理思想,宏观上要处理好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德治与法治的关系,个体道德与社会道德的关系,道德与经济的关系。如此,才能使孔子伦理思想在当前的道德建设中找到其应有的位置,也才能使民族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充满生机和活力。     

王阳明良知自律的研究——兼与康德意志自律比较

王阳明良知学说是中国哲学上一个重要思想 ,一些学者对其予以多角度阐释 ,然而却忽略了良知的基本内核 ,即自律。王阳明良知自律包含自觉、自愿、自然和实践的品格 ,它与康德意志自律有相同之处 ,又存在诸多差异。正是王阳明良知自律思想 ,实现了对程朱理学的革命性变革 ,也为当前如何摆脱道德价值危机提供某种教益和启示     

王阳明道德情感理论蠡测

王阳明道德哲学的要旨在于心体的重建,表现为扬弃性体的超验性质与超越心的个体之维,实现道德生活的情理统一。面对理学的内在紧张,王阳明主张“无心则无身”,强调道德主体的情感品格;主张“心外无善”,注重道德行为的情感驱动;主张“致极良知”,开发道德自律的情感机制,由此形成了他系统的道德情感理论。近代西方伦理理性主义的逆转源于道德情感理论的产生,那么研究王阳明的道德情感理论,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国传统道德的精神实质和理论形态无疑提供了新的思维路向。     

“慎独”的思想内涵及其对当代 高校德育的启示

“慎独”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重要的个体修身思想,更是人修身养性所追求的一种道德境界.学习“慎独”思想,有助于转变高校德育工作理念,丰富高校德育工作实践,使高校德育从他律走向自律、从工具走向人本、从适应走向超越,进而培养学生的自律意识、主体意识,关注、满足人的超越性需要,培养“有德性的人”.     

双重道德律:儒家道统之殇——兼与梁涛先生商榷

梁涛先生以自律、他律的双重道德律诠释儒家道统,结果使孔子内外贯通的仁与礼,使本来“相安无事,和平共处”的《五行》“德之行”与“行”产生了内在矛盾.这些矛盾源于双重道德律这一理论框架自身存在着难以克服的逻辑矛盾.梁先生以自律仅仅是内在的主体自觉为前提构建双重道德律,并引入客观规范的他律作为必要的补充.然而在道德领域,自律不仅是内在的主体自觉,亦是行动的客观法则.引入他律构建双重道德律多少有些画蛇添足之疑.     

“行己有耻”的道德底线与中国伦理学的近代转型——论顾炎武道德伦理思想中的近代性因素

明朝的灭亡,不仅是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政治危机的总爆发,而且也是道德危机的总爆发。顾炎武以一种历史的自觉,深刻反思明王朝覆灭的教训,致力于探寻中国社会道德文明之重建的道路。其道德伦理思想具有三个重要特点:第一,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对传统社会的负面国民性作了全面而系统的批判,发近代学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之先声;第二,不像宋明道学家那样讲玄之又玄的高妙道德“境界”,而只给人们预设了一个“行己有耻”的道德底线;第三,他反对朱熹所说的对“狂者”要加以裁抑的观点,认为“大凡高迈亢爽之人易于入道”,主张带有个性解放意味的豪杰精神。这一切,都是顾炎武的道德伦理思想中的值得重视的近代性因素,是中国传统伦理学从道德理想主义向着经验主义或现实主义转型的重要标志。     

老子自然主义道德伦理观简论

老子的道德伦理观 ,在老子的思想体系里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通过老子对儒家正统道德伦理观的批判与否定的分析 ,可以看到其道德伦理精神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影响。老子道德伦理观共有三个来源。其道德伦理思想的基础则建立在“天”“地”“人”合而为一的认识方法之上。老子坚特自然主义的道德伦理精神 ,强调自然平等 ,不求独尊 ,原则是顺从自然。其价值判断准则是效法与回归自然 ,因而主张谦下自损 ,知足不争 ,弱用弃智 ,守静不辱 ,无为无欲。老子自然主义道德伦理观既丰富了中国传统道德伦理思想的精神内容 ,又起到了对正统道德伦理思想的某种制约和调节作用 ,其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论经济行为主体的道德理性基础及其作用

市场经济活动主体的个体道德素养 ,是市场经济主体行为选择的道德理性基础 ,是维持市场经济运行秩序必需的行为准则。如果整个社会不能确立一种与之相适应的道德理性来作为人们共同的“内在道德律令”和“外在行为准则”的基础 ,那么 ,市场经济就会失去主体行为的道德文化支撑 ,市场经济必要的运行秩序就难以建立。因此在市场经济秩序建立过程中 ,培养和铸就经济行为主体的道德理性基础即经济人对经济活动应有道德素养的信仰和对自己行为自觉自律的思维方式是至关重要的。道德理性基础作为支撑市场经济良性运行的文化力 ,其作用主要表现为 :经济行为的导向力、经济个体的激发力、经济组织合作的凝聚力。     

道德主体性视域里的王阳明“良知”学说

王阳明心学中的“良知”学说是整个学问的核心,体现了整个阳明心学的深刻内涵。良知体现了王阳明对于人的终极意义的探求,已经摆脱了仅仅关注外在“天理”的阶段,开始注意到了理在融入人心之后所产生的道德上的力量。我们认为,阳明心学作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学问,它关注的重点在“人”,实现了人的道德性存在的意义。良知,是主体自觉的道德意识,是社会的客观道德义务,经过道德规范从他律转化为自律的结果,是道德主体以内心的道德法则对自我的行为进行自控的能力。强调良知的作用,就意味着强调道德自律,强调道德现象中的主体地位,所以说,“良知说”是主体性哲学在伦理学领域的集中表现。     

自律:网络主体的伦理美德

网络主体的匿名性、平等性、去中心化、自由性;网络社会的法律、伦理及道德规范的“真空”;以及网络行为的“失范”,要求网络主体提倡网络行为的自律。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在网络伦理的构建过程中,首先要提倡网络主体的自律,网络伦理需要主体自律,自律应成为网络主体的伦理美德。政府应从完善法制、道德教育、弘扬传统和技术发展等方面为网络自律提供保障。     

从朱熹到王阳明:"性理"与"心性"的理论转换

人性论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个古老的问题,也是宋明理学的重要问题.理学的核心问题是"性与天道",它在探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把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引向了新的高度.理学的人性论是作为本体论的推衍或论证而存在于各个哲学家思想中的,从表面上看,它似乎仍然纠缠于性善、性恶及人性、物性的纷争中,实际上则已突破了这些传统的伦理命题,而表达了哲学家关于人类与自然、宇宙规律与道德准则、主体与客体关系等问题的见解.本文从这一角度分析了王阳明的人性思想及其与朱熹思想的关系,认为王阳明批判了朱熹性、形为二的倾向,将理学本体问题的重点从性理转向心性,把人的身心、知行、道德与精神等概念融为一体,是对儒家传统人本主义思想的一种唯心主义发展.     

论王学的思想方法

宋明理学内部“朱陆之爭”主要体现在“为学之方”即思想方法的“道问学”和“尊德性”之辩。作为心学集大成者的王阳明在批评朱学支离烦琐之偏和陆学笼统粗糙之弊的基础上,又吸取了陆九渊心学的“简易直接”的功夫和朱熹理学的“铢分毫析”的辨析精神,所谓“范围朱陆而进退之”,从而促使了理学的分化,推动了哲学的发展。本文通过对王阳明致良知学说的分析,从致知功夫、知行关系及认识的发展过程三方面阐述王阳明是如何在思想方法上做“兼综朱陆”的工夫的。     

生之为人的尊严:意志自由与理性自律——康德道德人格分析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通过论证意志自由和理性自律,展现了其理想道德人格的本真精神;从意志自由的逻辑起点到理性自律的至高点,再到自由和自律统一的内在人格魅力,展现了成熟自觉的道德人格的深刻内涵,赋予人以无上的人格尊严.康德道德人格理论在现代中国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王充天体论、人性论和性命论中的伦理思想探析

王充的伦理思想在其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王充评判一切社会问题的标准。王充伦理思想的使命和宗旨是“疾虚妄”,即对一切不符合其“命”论思想标准的天人感应论、随命论等虚妄现象进行声讨和批判。王充通过对天体、天道与天地论的批判,对道德神化进行了否定,摧毁了“天人感应”论的理论基础;通过对人性论的批判,提出了禀气成性及人性有善有恶论,将人性归于所禀之气,认为是气的差异性决定了人性的善恶之分;通过对“随命”论和“遭命论”思想批判,提出人生的一切在于初禀所得的命,否定了“随命以行”的可能性。     

自由意志与良知--康德与王阳明道德哲学之比较

康德与王阳明分别以自由意志和良知为核心建立先验道德哲学。自由意志和良知都 是道德法则的先验根据,具有自律的本质特征;但是二者建构主体道德自觉的思路又是迥然 不同的。通过对二者的比较,说明各自理论的优点和不足,并指出中西哲学可以融通互 惠,对如今的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儒家道德主体自觉论思想的德育价值

儒家一贯重视道德主体的个人,将个人的道德状况视为社会的根本,并认为个人的道德水准取决于道德主体的自觉程度,形成了颇具特色的道德主体自觉论思想。这一思想所孕含的主体性道德观以及注重道德修养和道德自觉的精神,对于现代高校道德教育的有效开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德性如何“成于乐”——基于先秦乐教演变史的考察

自西周礼乐之治开始,即出现了旨在培养个体德性（政治德行）的乐教。“乐”与“礼”之规范性相辅相成,具有使不同身份的个体行为符合规范的教化功能,谓“礼、乐,德之则也”。随着诸子学说在春秋末年的兴起,德性的内涵从政治德行范畴深化为内在的道德品格,但乐教形式的自觉性价值亟待建构。孔子于礼乐制度规范失效的情况下挖掘了“乐”的自觉性价值：将由“乐”引起的情感视为个体作出道德行为的主要动力,以西周传统乐教的形式内容作为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的对象,并设置了理想人格作为德性实现的现实形态,建立了一条凸显个体内心自觉的德性修养路径,谓之“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至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即是这一德性修养路径的方法论提纲。孔子“乐”论被孔门后学与荀子所继承,德性修养变为以人性、人情为基础的讨论。而荀子在性恶论基础上强调“乐”的规范性价值,与孔子强调“乐”的自觉性价值互为补充,使“乐”的德性精神留存于儒家教化思想中,最终成为中华文化的精神气质之一。     

追寻“德性/virtue”的源始涵义——兼论中(儒家)西方古典德性论学理方法的差异

“德性”的源始涵义是指一般自然生命的生生力量,与作为导向生命坏死的“恶性”相对;通过属人的德性伦理学的内在转化,德性则被用来描述人之向善厚生的那种行为动因和道德能力;中(儒家)西方古典德性论伦理学的学理思路分别建之于人之纯粹情感能力和纯粹理性能力之上,由此形成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德性论伦理学的话语体系.西方古典德性论伦理学是基于主客对立的认识论方法和物理—生物学的学科背景而构建的,并通过人的那种具有超时空抽象能力为实现个体自我生命的独立繁荣而提供了一种学理理想.儒家古典德性论立足于主客不分和生命体验的方法论建制,根据人之现世生活的“情感积淀”和人之“此在”状态的生命“境界凝聚”而提供了一种学理理想,并且是“人们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自发形成”.当代西方德性复兴运动中,从情感角度和情感主义路径构建德性论已成为德性伦理发展的一个“新方向”,与中国儒家伦理思想多有汇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