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次日俄协定与日本在“满蒙”的侵略扩张

1907至1916年日本与俄国为了维护日俄战争后各自在中国东北和东部内蒙古攫取的权益,共同对付美国在该地区咄咄逼人的攻势,双方很快改变敌对状态,通过四次日俄协定划分了在中国东北及内蒙古的势力范围,开始共同瓜分"满蒙".日本利用这一系列协定,疯狂推行"满蒙政策",不断扩大其在"满蒙"的权益.     

甲午战争与近代日本的亚太政策

本文拟从近代日本的亚太政策演变的角度,来考察和定位甲午战争。幕末思想家的主张及其初步勾画的日本对外战略,成为近代日本亚太政策的直接渊源。明治初期,日本对外取“远交近攻”之策,以“征韩论”与“征台论”表明了北进大陆与南进海洋的政策意图,其亚太政策初露锋芒。山县有朋首相的“利益线”主张及其在国会发表的演说,标志着以大陆政策为主体的近代日本亚太政策,在甲午战争以前已基本形成。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初步实施该政策,取得了从北、南两个方面踏向亚洲大陆及南方海洋地区的基地,并打破了亚太地区旧有的“华夷秩序”,为其称霸亚太开辟了道路。甲午战后,日本进一步实施其亚太政策;日俄战争就是甲午战争的继续,战后日本在政略与战略方面的积极进取,则为其亚太政策的继续实施奠定了基础。     

近代日本渗透新疆述论

本文详细记述了近代日本向新疆派遣人员 (西德二郎、浦敬一、林出贤次郎、日野强等人 )的经过及他们的活动 ,指出近代日本对新疆的渗透是其侵略并欲占领整个中国及亚洲战略野心的一部分。     

二战后日本对外贸易政策演变初探

对外贸易是一个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战后日本通过政策的调整,把已经面临绝境的对外贸易迅速地扭转过来,从而成为经济大国,其经验值得借鉴     

论日帝“满蒙”政策制造民族隔阂的惯伎及其危害

日俄战争后,日帝所推行的“满蒙”侵略政策中最狡猾的手段就是打着“保护”朝鲜人的幌子在东北各地设立领事馆和警察署,制造民族隔阂与对立,借此干涉中国内政,达到蚕食东北的目的.伪满洲国上台后,在“民族协和”的美辞丽句下推行民族等级和分化政策,通过界定“五族”不同的社会地位,加强其法西斯殖民统治.因此,日帝侵华期间在东北制造的诸多民族纠纷与冲突,应归咎于日帝的“满蒙”民族分化政策.     

试论冷战后期日本安全政策的发展演变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亚洲战略的调整、苏联全球积极进攻战略的开展以及东南亚“权力真空”的出现,日本基于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这一战略追求,在日美安全体制的框架下,积极调整安全战略,努力充实防卫力量,提出了综合性、主动性的安全政策,将军事安全范围扩大到东南亚地区,力求在东亚地区发挥安全作用。然而,这不仅引起了东盟等国的警戒,也受到日本国内和平势力的反对和美国方面的制约。     

论日本近代商法的演变

明治时期,为了修改西方列强的不平等条约,明治政府通过模仿西方的相关法律制定了商法。日本近代商法的演变进程是曲折而复杂的,先后经历了旧商法的制定、商法论争、旧商法的延期与明治商法的出台,以及1911年和1938年这两次大规模的修改。日本近代商法在演变中不断融入本国文化元素,适应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日本侵华政策的演变(1931-1937)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间,日本侵华战争从局部战争阶段扩大到全面战争阶段,其中,日本侵华政策经历了从武力吞并东北,到政治分离华北;从政治蚕食华北到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两次演变.这个历史过程中,无论日本采取直接武力侵略,还是交替使用武力和政治谋略的侵略手段,都是日本灭亡中国的大陆政策的必然产物和重大步骤.     

冷战前期中国对日政策中的台湾问题

冷战前期,为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新中国对日奉行了三手政策：一是反对日本的“两个中国”政策（打）;二是鼓励日本扩大对华贸易（拉）;三是与日本人民联手,迫使日本政府废除日台“和约”（压）。     

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对日政策的再认识

美国对日政策是美国亚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对日政策的NSC125/6、NSC5516/1和NSC6008/1文件.通过考辨艾森豪威尔政府对日政策的演变过程,可以发现:艾森豪威尔政府遇制打击中国的既定国策是其对日政策的根源和出发点,国际形势变化、日本实力的增长和自主性的增强是推动这一时期美国对日政策演变的重要因素.     

日本近代产业革命的特点

与原生形态的欧美产业革命不同,后发国日本的产业革命具有轻重工业两次"革命"在难以分割的一个过程中完成的复合型特性,它实际上提供了一种"后发型"资本主义国家产业革命的范式。若从依赖的角度做更为深入的考察,则可指出日本的产业革命具有如下六大特征:通过制度环境创造、国家资本的投入与转移等实现的国家主导;产业技术层面上齐头并进式而非线型追赶的水平移植;始终确保军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优势地位;扶植财阀,支持私人资本垄断;在产业技术引进和资金供给上严重依赖强者;在获取市场和资源上疯狂打压弱者。如此实现的产业革命所积累的各种矛盾,又成为近代日本国家发展方向选择的重要制约因素。     

战后初期中国的对日政策与战犯审判

194 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 ,国民政府从长远的对日关系考虑 ,制定了“以德报怨”的对日政策。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 ,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公开审判。国民政府在战时和战后对日本违反国际法所犯罪行进行了大量的调查 ,在审判前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 ,并在审判过程中加以完善 ,审判是严肃、公正的。由于实行“以德报怨”、“宽大迅速”的审判方针 ,仅有极少数日本战犯受到处罚。国民政府的宽大政策带来了两方面的结果 :一是战后大多数日本国民感激中国 ,对中日关系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 ,由于审判过于宽泛 ,使大批日本战犯逃脱了正义的惩罚     

元朝的养老政策

进入中原的蒙古统治者在接受儒学和借鉴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策略后,一改草原游牧民族贵壮贱老的风俗,在元朝上下大力倡导尊老敬老养老的良好风尚,制定实施了多种救助和优待老人的政策和措施,如物质救助和赏赐、赋役减免、刑律优免、国家收养、官员养老和精神表彰等等,渗透着鲜明的阶级差异、民族差异和政治区位差异,反映了元朝封建等级制度的实质,其中民族等级差异是元朝的一大特色。     

试析日本对国际体系的反体系思想

着重考察日本对所处国际体系的反体系①思想。通过分析日本在朝贡体制时期、日本开国至二战结束时期对所处国际体系的因应,发现日本从来就没有表现过对既有秩序的安分,在所处的国际体系中总是表现出对既有秩序的反叛,充当既有秩序的破坏者,甚至进行反体系。     

日本侵华对中间势力的影响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炮声,唤醒了广大中间势力,使其转变了一贯依附于蒋介石集团的政治立场,积极行动起来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他们建立各种组织,凝聚起抗日救亡力量;抨击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竭力呼吁停止内战,共御外侮;首倡和维护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积极创办刊物,宣传抗日救亡;抢运战区物资,努力开发后方经济;奔赴抗日前线,血洒疆场,为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欧盟共同金融政策的发展与调整

欧盟共同金融政策成型于1986年开始的欧共体单一市场计划,其目标是建立高效、富于竞争性的共同体单一金融市场,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其发展经历了区域内金融开放以及金融服务行动计划下的规则和谐化两个阶段,推动了欧盟金融一体化程度的提高,金融服务业市场竞争与效率的改善.但是,欧盟单一金融市场建设中还存在一体化程度不均衡等诸多问题,欧盟当局将在金融服务行动计划的基础上,推动金融部门欧盟内的动态重组进程,调整金融监管思路,以全球性视野处理内部金融问题,实现既定的金融发展目标.     

哈萨克斯坦能源政策新发展

哈萨克斯坦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并具有天然铀矿及核能优势,因此,能源经济在其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哈萨克斯坦一直奉行"资源立国"战略,但其能源政策却不断调整,目前其能源政策新发展主要体现在法律规定和《国情咨文》等文件中,同时在能源开采税与出口税率上的调整以及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政策等方面也有明显体现。     

国际贸易政策的发展、演变及其启示

从总体上看，国际贸易政策的演变过程就是各国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实际获取最大限度利益的过程。这个过程经历了重商主义、自由放任、幼稚产业保护论、凯恩斯主义贸易保护和战略性贸易政策五个发展阶段。在此过程中，还伴随着一系列次佳贸易政策的选择，以及发展中国家建立在幼稚产业保护论基础上的对贸易政策本身的探索和实践。随着经济的全球化，这种以本国利益为重的对外贸易政策选择变成了政策博弈意义上的“共同贸易自由化”。各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自由化是各国日趋依赖对外贸易，以获得经济利益的反映。中国在制定对外贸易政策时，要根据自己的发展实际，以符合客观环境的科学思考形成对外贸易政策的总体构想和政策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