岐周人与最早的“中国观”

西周初年的岐周人最早使用“中国”一词 ,其后通过大分封赋予其以疆域、人民、文化、主权等内含 ,使之变为一种观念体系 ,形成了最早的“中国观”     

论“三言”“二拍”的钱财观

“三言”“二拍”是中国古代最多写到商业、商人及市民文化的短篇小说集,因而研究作品中所显示的当时民众及作者的钱财观,对给作者的思想观念进行定位很有意义。本文根据“三言”“二拍”中的大量相关故事,梳理了故事本身及作者在钱财方面的五方面的观点,并由此认为,作者对当时普通民众生活有较深入的了解,但他仍是个传统文人。     

从戴厚英看“新时期”初期文学中的“人”

新时期初期文学的人声鼎沸中的人,是由眼睛和心灵组构而成的克服了动物性的神人。正因为是神人,人才会认定世人的心早已蒙尘、朽坏,并试图给他们施行洗心、换心的外科手术。洗心、换心术其实是一种诡谲的修辞,它的结果一定是发现我们都有一颗红亮的心,我们从来就是人。     

“岂关科第求人才”——刘大櫆与吴敬梓科举观之比较

刘大櫆以诗文流芳,吴敬梓以小说传世。二人生活时代相同,地缘相近,人生经历和思想认识有诸多相通之处。特别是两人都分别通过不同方式对科举制度的弊端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在时代进步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通过对他们的科举经历和科举观加以比较,既有利于我们全面客观地认识刘大櫆的思想全貌及历史地位,也有利于我们理解和研究吴敬梓及《儒林外史》,从而更好地看清两人生活时代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禁锢和摧残。     

“帕累托优化”与“城中村”拆迁创新

城中村与周边的城市化区域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始终会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在城中村的"负功能"大于"正功能"时,应打破村中村的空间格局,进行城中村拆迁、开发。但其悖论在于:村民和村集体作为土地的所有权人和代理人,在多数情况下并不能主导城中村的拆迁、开发过程,而是将主导权交给城市政府,可能会使自身利益遭到一定程度的侵蚀。城市政府如能遵循"帕累托优化"原则,结合实际,创新城中村拆迁开发模式,可以创造出令多方"共赢"的方案。     

文人绝交“七宗最”

文人自古多性情。他们激情、执著、随性、善感。而最体现文人性情的,莫过于绝交的行为,在其中他们也创造了不少“最”。     

“印宗秦汉”创作观与明清文人篆刻

明末清初,由于大量集古印谱印行于世,肇始于元代的“印宗秦汉”印章创作观,被文人篆刻家全面接受。这造就了这一时期文人篆刻对秦汉传统的全面复归,但此时的篆刻创作还存在着对古代印章原型的简单认识和模仿的弊端。清中叶浙派的崛起,标志着文人篆刻实现了从对秦汉印的形式摹拟到精神实质把握的跨越。历史地看,明清文人篆刻创作不断深入,丰富和发展着“印宗秦汉”创作观,并为清代中晚期“印从书出”和“印外求印”论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宋代科举改革——“凭才取人”与“分路取人”之争

在1300年的科举史中，宋代是科举制完善和发展的重要时期，而其时的“凭才取人”与“分路取人”的论争更是精妙绝伦，本文从宋初的一系列科举改革措施出发，沿着历史发展的轨迹，展现“凭才取人”与“分路取人”之争并探寻其实质，分析论争各方观点利弊，试图从中寻找对当代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可用的借鉴。     

唐代民歌“竹枝”与文人竹枝词

文人竹枝词源于民歌“竹枝”。唐代是民歌“竹枝”的盛行时期，从唐代诗人的诗歌中可以窥见其大致风貌。在民歌“竹枝”的启发影响下，唐代文人竹枝词得以兴起，且无论在题材内容还是形式风格上，都体现出浓郁的民歌特色。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融进了文人诗的色彩     

“而今解下还清帝,脱去寒酸自啸歌”——废科举与盐城士绅文人之命运

1905年的科举改革是晚清政府的重要政治举措,以江苏盐城县的士绅文人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废科举前后他们命运和思想的变化,以及他们或抱残守缺,或重修新学,或走向革命的人生道路选择,再现了清末民初盐城社会中纷繁复杂的一面。     

论宋代文人对“晋宋间人”之接受

"晋宋闻人"追求一种超越世俗的自由独立的人格理想,为之后千百年来的中国文人确立了艺术化的、富有诗意的最高人生境界和审美精神境界,对后世文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代文人对"晋宋间人"之接受经历了书法及诗文认同、审美人格及审美理想认同两个阶段.这表明了宋代文人对"晋宋间人"的阐释、解读,逐步深化,并与南北宋不同的时代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     

唐代文人的“走后门”

民族文化的内涵决定了人们日常生活的走向。唐代以科取仕．有些举子为了得中,千方百计找关系、寻门路,当时京城长安盛行一种被称为“温卷”的风气,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后现代主义"反科学"观辨析

后现代主义呼应现代“反科学”倾向,主张重新认识科学的价值,反对唯科学主义和滥用科学技术;在现代“反科学”思想家认为科学技术是为人的和属人的基础上,后现代主义强调科学技术及其对象的人性化、人道化;在科学方法问题上,后现代主义反对科学方法的惟一性、客观性,坚持科学方法的多元性、相对性。     

动结式“追累”的语法和语义

20 0 4年 6月 2 6日至 2 8日 ,由中国语言学会和香港大学中文系联合主办、宁夏大学人文学院承办的中国语言学会第十二届学术年会暨第二届国际中国语文学术研讨会在银川隆重召开。香港科技大学丁邦新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王宁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戴庆厦教授、东京大学平山久雄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沈家煊教授在大会上作了精彩的学术报告。大会会务组和宁夏大学学术期刊中心将五位教授的报告录音整理成文 ,摘要刊发 ,以飨读者。王宁、戴庆厦、平山久雄、沈家煊四位教授的整理稿已经本人审阅修改 ;丁邦新教授的整理稿因暂时无法联系 ,未经本人审阅 ,不当之处由整理者负责     

现代汉语“追累”句式的生成研究述评

追累是现代汉语中一种典型的多歧义动结式,有主语指向、宾语指向和施受颠倒三种解读,是汉语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近二十年来,追累句式的生成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复合词追累的生成方式上仍然存在较大争议。本文以这些争议为线索,对词汇生成论、词汇句法生成论和句法生成论等几种论点进行了评析,最后总结了相关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并指出了今后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几个问题。     

“俗化”视野中的宋代文人及其词的创作

宋代文人以风流名世。这里的“风流”有两层含义:一是说他们才华横溢,往往兼擅诗文书画;二是指他们对感情的过度流连以及与女性之间的微妙关系。前者体现了宋人清雅的一面,后者则相反,反映了他们趋俗的一面。两者结合,使宋代文人呈现出独特的风貌,并对宋词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近代“西体中用”观探析——郑观应的“体”“用”思想

对于近代的一种新兴的文化思潮——"西体中用"观,郑观应做了较为完整的概括,把对西学的认识和运用向前迈进了一大步。郑观应认为,"西体中用"观的落脚点在西体,即政治上的议院、经济上的商业为本、文化上的教育为本。郑观应的这一思想不仅是对"中体西用"观的继承和发展,还与"西学中源"观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因此,他长期处于矛盾状态之中。总体而言,郑观应的这一思想还未能突破"中体西用"的框架。     

汉语国际传播界新词语:“香蕉人”“芒果人”和“鸡蛋人”

改革开放以来,汉语言文化与西方语言文化广泛接触,大大地促进了中西方人员的交流,也产生了中西文化交流传播中别具特色的特殊人群即"香蕉人""芒果人"和"鸡蛋人",它们成为文化传播领域新名词,并为当代新闻媒体、教育界、文化传播工作者使用。三名词的产生反映了汉语记录国际社会人员交流的现实,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状况,这些形象化又符合认知规律的比喻词反映了对中西语言文化紧密接触背景下的特殊群体的范畴化、类型化。随着汉语文化国际地位的提高,汉语国际传播推广的加速发展,鸡蛋人会越来越多,香蕉人中的大部分会演变成传播汉语文化的芒果人或龙的传人,他们对汉语国际化将起到很大促进作用。     

鲁迅的“五四”观和“五四”叙事

在鲁迅的认识中,“五四”是一极为宽泛的范畴,有时是指“五四”运动,但更多时候是指“新文化运动”。鲁迅对“五四”运动的评价是先抑后扬,而对“新文化运动”则是肯定之时亦有反思。他的“五四”叙事是以“新文化运动”为中心,整体性观照视角下的“反思”式书写。对知识分子与传统同一性存在的表现及超越意向的寄寓等,让其生命体验蕴蓄着新的淬炼和升华的可能。     

论邓小平的“义”“利”观

邓小平的“义”利”观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过程性、具体性的色彩，因而是辩证的、科学的“义”利”观。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这一“义“利”观是指导我们行动的正确理论，它通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共同富裕”的目标追求而成为我们的政策导向，它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以及“两手都要硬”的行动方案中得到了升华。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我们依然需要得到这一理论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