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危机与晚明士人社会的分化

明代科举的“解额日广”从根本上说是一种 被动式的非理性增长，它是明代科举危机深化的外在表现。科举流通机制的壅塞导致了晚明 士人社会出路的沉滞与士人社会的分化。一部分士人开始脱离传统以“仕”为核心的“非仕 则隐”的经典化生存模式，走上了世俗化的生存与发展道路，并促动了“儒商”边缘群体与 “市民文人”准职业群体的生成。     

赵文《青山集》之文章纪实:入元南方文人的生存窘况

由宋入元的江西文人赵文是元初南方文坛杰出作家,今所流传《青山集》中的文章多反映现实。在序体文中尤见其对元初文人生存境况的书写与关怀,多有愤慨之情,从中可见当时重实而轻文的社会观念对文人士子地位的影响,科举被废使得文人在失望之余归于孝悌之道,入元的南方文人老而漂泊、难以谋生以及亲死不得葬的生存窘况。元初文人身份多样,思想自由,并且有职业商业化转向,如成为书画技师,走向书画装裱、星算卜祝、行医等行业,这是赵文笔下所呈现的入元南方文人的真实图景。     

论元初"以儒治国"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元初“以儒治国”思想在金元之际提出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后 ,在忽必烈时代开始形成 ,其间蒙古统治者的施政方针虽以儒学为主 ,但较为混杂。从元成宗始到仁宗这一时期 ,随着科举取士制度的正式施行 ,元初“以儒治国”思想趋于成熟化     

明清小说中反映的科举与文人活动探析

科举是明清时期文人惟一的进身之阶,它在社会中占有中心地位,文人的一切社会心理、社会活动都打上了科举的烙印,文人集会、文人游戏无不与科举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大量的明清小说中可以发现,文人集会的成因、内容与文人在游戏中猜的谜语,无不受到科举及其主试文体———八股文的影响。     

宋代科举改革——“凭才取人”与“分路取人”之争

在1300年的科举史中，宋代是科举制完善和发展的重要时期，而其时的“凭才取人”与“分路取人”的论争更是精妙绝伦，本文从宋初的一系列科举改革措施出发，沿着历史发展的轨迹，展现“凭才取人”与“分路取人”之争并探寻其实质，分析论争各方观点利弊，试图从中寻找对当代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可用的借鉴。     

明代科举与文人结社

  明代科举与文人结社的关系极其复杂。科举对文人结社的影响巨大,而文人结社发展到一定规模和水平的时候,也会反作用于科举。科举对文人结社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登科士子的结社促进了结社风气的形成,科举制度直接催生文社并推动文社发展,三年一次的科考为士子结社提供了契机,而科考的内容和方式对文人结社也有很大的影响。文人结社对科举的反作用直接体现在科举考试的录取上,间接体现则是在八股作文的文风上。     

文化视角下传统文人“官本位情结”剖析

在中国传统文人中，入仕成为大多数人毕生的选择。文人们一开始读书就注定与耕地 侍 农无缘，夜间读书的习惯更使他们与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作息规律相区别。这是 他 们对农民另眼相看之始。从手卷经书起，文人就为融入上层统治阶级集团分享既得利益 而努力着。 礼仪、科举及父母官的种种特权使在位者享受着特权，同时也使志于官位者孜孜于特权。本 文探寻了官本位的成因及其影响，揭示官本位下人们的种种心理特征。      

晚唐文化背景与晚唐文学的抒情走向

决定晚唐文化背景的两个重要因素，是科举的衰落和都市生活的商业化。由于文人生活道路的转变和情绪的波动，晚唐文学倾向中的抒情性更趋于人本，更贴近市民生活，文学审美的价值取向更偏向“重美求真”，在创作中形成了独特的“晚唐风情”。     

论金元之际东平文人的词赋之学

金元之际的词赋之学,是赋体发展史上一个特殊的阶段。词赋创作并未随金朝灭亡而中断,而是在严实父子统治下的山东东平地区再度勃兴。受金代科举遗风影响,东平府学教育和选拔即以词赋为重,东平文人自觉地继承金代词赋之学,并以此作为晋身之阶。他们在新朝翰林职位上占据着较大的比重,是一个令人瞩目的文化现象。基于对前朝文风的反思,东平文人以儒家文学观为标榜,致力于革除金代词赋之弊,为元初文坛的健康发展建立了良好开端。     

诗性：人与地的精神契合——兼释“文章太守”

“文章太守”最初由欧阳修提出，但它后来不是只指一个人，而是一个复数概念，是具有诗性精神的扬州地方官的统称。古时候科举取士，文人当官，其中多有文采风流之士。但是他们在别处没有“文章太守”这个称号，到扬州却能荣膺此名。无他，盖缘于扬州地方诗性人文的精神特质，人与地精神契合、相得益彰。     

北宋贡举再探——以欧阳修与北宋中期科举为中心

北宋中期正处于科举由“系列事件”向“制度”转变的关键转折时期，科举机器已经确立，从皇帝到士大夫就其重要性也达成了共识，但存在着从科举内容到科举定位的种种分歧。欧阳修对行政人才教育方式与选拔标准的反思、对士大夫知识权威建构的努力、对科举制度化的贡献，直接表达于其知贡举的政治实践之中。本文结合法国史学与社会学理论，以欧阳修与北宋中期科举为中心，再探北宋贡举。结合“活”的制度史研究与法国史学“个案研究”理论，以嘉祐二年欧阳修知贡举“事件”切入，将科举史、文学史、水利史、制度史、政治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综合分析考场策问、考生籍贯，以及欧阳修公文中对“事体”的论述等，最后借鉴法国社会学理论作观照和理论阐发。     

“摛文必在纬军国”辨析——谈《文心雕龙·程器》“文德说”得失

《文心雕龙·程器》主张“摛文必在纬军国”为要旨的“文德说”，历来的研究者多正面肯定其说的理论或现实意义。本文认为这样的阐释并不合乎实际。实际上，刘勰的“文德说”尽管在反驳“文人无行”论上是有力的，但就其理论本身而言，则明显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该说对规范文人的德行，鼓励文人积极投身现实的政治生活有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该说又混淆了学文与达政、文才与德行的区别，过分强调文人对道德政治的依赖，这对于文人才能的施展实为一种限制。文章结合有关史实，对于“文德说”的来源、义旨、理论缺失及其原因作了翔实、深入的辨析。     

建安诗歌形态论

诗歌的存在形态直接影响其功能与特质，作者认为中国“文学自觉”起始于建安文人诗歌。从形式上看，从合乐可唱的乐府经由拟乐府诗而发展到主要五言的建安文人诗歌。从内容上看，尽管从某些方面保留了传统的因素，但已渐变成了“写志述怀”之作，更加“个人化”了。建安文人根据自己的需要标准接受传统、改造传统，形成了“歌消诗兴、以诗代歌”的文化现象应该引起重视。     

清末科举改废与新闻职业化的道路

清末科举改废为中国新闻职业化带来契机并深刻影响其发展道路。本文基于社会史研究视角,首先运用"推拉理论"阐释了清末科举停废所引发的社会结构变迁与20世纪初新式报业的发展两股力量如何将脱离科举的传统士子"推拉"进入新闻业这一新式职业;其次,剖析了科举改废过程中普通士子的心态变化以及如何走上报业道路;最后,分析了科举废止后作为"新鲜血液"进入新闻业的新式知识分子在知识结构、价值观念、思想态度上与前辈报人有何不同,如何推进了新闻职业从"文人末路"到"无冕帝王"的重大转变。     

论文人艺术活动和民间艺术审美倾向的差异

文人士大夫的艺术活动从本质上说,应该是“业余”的,是传统的带有人格修养自我完善的一种载体,所以也是“自娱”的。民间艺术活动中相同一部分是职业艺术家所为,从社会画师到说书艺人、戏剧班子,他们的艺术活动本身就是谋生的手段,所以他们的一切艺术活动为“娱人”而出售的对象总是要使他们在创作活动中体现自己的“生活价值观念”,当然也就在艺术活动中反映出一种审美的意趣倾向。在文人士大夫审美观念中往往认为是“粗俗”的东西,却反而会被他们奉为神往的目标。由于中国历史上文盲充斥,“高雅”的文人艺术及其审美价值观念远不及后者对社会文化意识的影响深度。     

行酒令

相传有六位文人想捉弄一下绍兴有名的才子徐文长，这天的酒桌上只摆了六盘菜，规定按年龄大小行酒令，并且酒令必须是一个典故，只要典故与桌上的菜肴有关，就可以拿这盘菜去吃。第一个人说：“姜太公钓鱼”，便把桌子上的一盘鱼端了过去；第二个人说：“时迁偷鸡”，     

从赵翼的场屋经历管窥清代科举制

赵翼在科举之路上奋斗了二十多年,此后几乎一直生活在科举的阴影中.以赵翼的科举经历为窗口,可以管窥清代科举制度的真实面貌,这样不仅可以促进赵翼的诗歌研究、文学研究以及赵翼本人的研究,而且可以促进文人心态的研究,还可以帮助我们提高对科举的认识,从制度层面上去认识科举的本质.     

唐代僧人与科举

有唐一代,文人因科举而逃禅与僧人因科举而还俗屡见不鲜。相对僧人还俗后的坎坷,道士还俗后确多显荣。随着科举考试渐趋激烈,对僧道还俗应举之事,由唐初的“不问僧俗”,而变为宋初的“贡举人内为僧道者,并须禁断”。唐代僧人除了亲自参与科举考试外,还以种种方式影响科举。唐代试经度僧制度深受科举影响,其中有僧人试经得赐明经出身者。     

明清小说中婚姻观念与科举的关系探析

科举在明清社会中占有中心地位,明清文人群体与科举的关系最为密切,他们的生活、思维、心态,乃至一切与文人有关的事情无不受到科举的影响,其中明清时期的婚姻观念也因此形成了固有模式。查考大量的明清小说作品发现,科举与婚姻关联出现的频率极高,类型固定,而这种婚姻观念也对小说的情节起到了稳定的作用。     

雅与俗的二度转变——论唐代文人竹枝词的发展演变

历来学者研究竹枝词的颇多，但对有唐一代文人竹枝词的具体发展演变过程却鲜有人论及。唐代文人竹枝词的发展大体经过了从“俗”到“雅”，再从“雅”到“俗”的的二度转变。在两次转变过程中，“雅”与“俗”的具体内涵是各不相同的，刘禹锡在其中起了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