湛门与王门之间的“良知良能之辩”

明代中后期的“良知良能之辩”,首先发生在王阳明与黄佐之间,王阳明去世后又在张文海与何廷仁之间继起,而以湛若水与欧阳德之间的论辩收场。辩论的内容涉及良知与良能、知与行、良知良能与知能、良知良能与知行诸关系。湛门主张良知良能并重,批评王门舍良能而言良知;王门主张良知内含良能,为圣不在才能。直至明末清初,仍有学者在指责王学“只言良知,不言良能”的过错。故湛门与王门的“良知良能之辩”,值得学界去探讨与反思。     

良知的“自我审判”——以王心斋为中心论“良知见在”

“良知见在”体现了良知的先在性与显在性，需要从本体论和工夫论两个层面进行讨论。良知在工夫论层面所见在的是善端，并非全体，故须人致良知以扩充之。良知是万物一体之仁，对万物的把握即是自我把握。心既是控诉者又是被控诉者，良知在流行发用中自我审判、自我省察，即“良知致良知”。“良知见在”实际上是“将理想作为现实”,即将良知显在于人伦日用，而不是“将现实作为理想”,即将当下一切经验当作良知。研究王心斋的良知见在说对深入把握泰州学派的良知思想有重要价值，也对现代人的心性修养、私德建设有一定启发。     

河洛王学的“万物一体之仁”说通论

[提要]河洛王学是自明嘉靖而始延宕至明末的、在洛阳及其周边地区形成的一个阳明学流派，以尤时熙及其弟子孟化鲤、再传弟子王以悟和张信民等人为主要代表。这一学派特重阳明的“万物一体之仁”说，以求得此一体之仁为根本学的，以见之于日用伦常的知分、安分、尽分为核心工夫。天人一理，万物一体，良知、仁德万物皆备，皆统摄于此原本的一体流行之中。缘是，致良知就是求此“万物一体之仁”，在工夫上便是任运人人本具的良知、仁德的自然呈露，安于见在之分，随所遇而尽其分，是为“第一义”的顺适工夫理路。同时，用工夫以复本体的工夫理路也未被忽视，他们多从常人如何用功的层面上主张无我以复真我、去嗜欲之遮蔽以复本体之精明的工夫，表现出了丰富、整全、切实的工夫面相。     

朱陆“禅学辩”刍议

在“朱陆之争”的诸多论题中,二人关于“禅学”的辩论颇有特色。所谓的“禅学辩”就是朱熹、陆九渊二人围绕着己学与禅学的关系而展开的一场论辩,它既包括二人对佛禅之认识上的争论,更包括二人对对方指责自己的学说为禅学的激烈辩护。表面上来看这一论辩涉及的是儒佛的关系问题,而就其实质来说,则事关儒门的道统问题,是朱陆二人借此辩难来树立己说的儒学之正统地位。因此,一定意义上说,朱陆“禅学辩”实质上不过是二人的门户、道统之辩。     

王阳明“致良知”哲学思想探微

以王阳明“致良知”学说为研究对泉,对“良知”本体和“致良知”的工夫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诠释。认为“良知”包含最高的精神本体、植根于心里的天理、至善的道德意识和道德原则三层意思,“致良知”的工夫包括“无事时存养”“有事时省察克治”两种,而“良知”本体和“致良知”工夫的连续互动过程是“致良知”学说的必然呈现,并概括总结“致良知”学说中包含的自律精神、自主精神和求真务实精神。     

阳明良知学中的“情感”因素初探

在儒家尊德性与道问学的传统张力中探讨了阳明良知概念中的情感性因素,并借助耿宁先生在其近作《人生第一等事》中对阳明三个良知概念的分析,可以看出情感性因素在三个概念中具有不同地位。第一个良知概念来自孟子的四端,突出了道德认知中的情感性动力,以克服了朱子道问学的成圣路径中知与行分离的问题。在第二个概念中阳明以“是非之心”涵摄四端而突出了良知的理智判断与统摄能力,但是阳明又将“是非”归结为“好恶”,未免开了后学“以情识为良知”的流弊。第三个良知概念以真诚恻怛万物一体的情怀为良知本体,以戒慎恐惧为保全心体之天理的工夫,良知本体情理兼备,但作为天理之昭明灵觉的良知是本来具足的先天灵智,并非来自格物穷理的道问学工夫,因此阳明的良知学即便在其重视理智处仍不同于朱子学。     

冯从吾与明代关中理学

冯从吾是继吕柟之后明代关中理学发展的第二个高峰。他在关中书院的讲学不仅重新振兴了自弘、嘉以来关中地区的讲学之风,而且由于其讲学以心学为主,注重对良知心体的体认,从而使整个明代关学呈现出一个由程朱理学到阳明心学的发展转变过程。但冯从吾既处于晚明王学修正运动思潮中,而他本人亦对当时流行的"无善无恶"说和王学末流脱略工夫的做法极为不满,故又主张以宋儒之工夫来致良知。冯从吾这种会通朱、王,强调本体、工夫合一的方法奠定了清初关学发展的基本趋势。     

由朱子论“钦”观其“尧舜之道”

为了挑战佛道的圣人观,朱子以“敬”字阐释《尚书》“钦”字,以实现其对“尧舜之道”理学圣人观的构建。从工夫修养看,朱子认为持守“钦”方看得道理尽,指出佛老工夫论过于关注心地、忽略现实的缺失问题。从体用关系看,朱子认为以“钦”体“明”用,反对佛老以“静”释“敬”,以致发展出体用殊绝之弊。从圣贤境界看,朱子认为尧之德“钦”是第一个字,而佛老自谓光明,实是扰乱人伦。总体而言,朱子对“钦”的理学阐释,旨在揭示儒家与佛老何者为本,批判其持敬工夫、敬之本体及光明境界,敞开了程朱理学视域下的“尧舜之道”。     

“良知是呈现”如何可能

熊十力建构哲学体系之目的在于"见体",见体之工夫,就是良知之呈现。"良知是呈现"既是哲学命题,也是道德实践的要求。良知是个"实",故其有实践的力量。良知是本体,故其能涵摄一切而为宇宙之大主;良知又是即本体即工夫的,故其有体用不二之特性。良知又即生命,故其精进不已,故故不守。通过对"良知是呈现"进行阐释,既可以厘清熊十力思想体系中的体用、内外、本末关系,也能展现其关于本体论、心性论与人生论的思考。     

庄子“小大之辩”与逍遥之旨

庄子逍遥之旨是通过“小大之辩”的寓言揭示的,但历代学者对“小大之辩”的注解各异。郭象从庄子万物自足其性的思想出发,认为小大虽殊,但其逍遥是一样的。钟泰、支道林等则从人的境界处立论,但二者又有不同,钟泰认为“赞大而斥小”,支道林则认为小大皆未适逍遥。各家都企图立足庄子思想,揭示逍遥之旨。庄子之进路在于通过“小大之辩”,进而超越“小大之辩”,进入逍遥之境。     

“无工夫中真工夫”——论王龙溪工夫说对王学的发展

王龙溪亲炙阳明最久，于阳明多所发明。他是否真的认本体为“无”而近禅?又是否真的消解工夫，一味讲求顿悟?文章从“良知现成”说起，力图从“四有”与“四无”、顿悟与渐修、事上磨练与静坐三个方面说明：龙溪之学以“有”为本体，“无”为工夫；顿悟渐修，上乘兼修中下；动静合一的特色。并描述其在晚明的影响，以期对龙溪之学予以准确定位。     

湛甘泉“气化”“心学”思想探析——以《心性图说》为中心

明代“心学”除了众所周知的阳明“良知”“心学”外,还有甘泉“气化”“心学”一系。甘泉“气化”“心学”思想集中体现于《心性图说》。在一“气”流贯的视域下,《心性图说》勾勒了万物间“生意”归之于人,人之“生意”归之于“心”,“心”之“生意”又归之于“性”,而“性”的展开便是天地间的“生意”,以“心”著“性”为这一图式之枢纽。《心性图说》还论及工夫论,甘泉以“敬”贯工夫始终,由是涵养一“心”所蕴之“生意”。由是甘泉建构了以“心”“性”论为核心,“气化”和工夫论为两翼的别具特色的“心学”体系。《心性图说》的撰成的机缘基于阳明对甘泉“心体”论的质疑,在此意义上,《心性图说》可谓是甘泉自我回护的产物。     

稷下学风与孟子之“辩”

“好辩”是孟子语言的主要风格,在纵横论辩之风盛行的战国时代,孟子即因其善“辩”而卓然自显。人们多把孟子的“好辩”归因于战国时代的纵横风气,却忽略了作为文化中心的稷下学宫对孟子的影响：稷下的文化重心地位满足了孟子起而“辩”的需求;稷下盛行的“议论”风气促成孟子采取“论辩”的形式;而稷下“相生相灭”的辩驳特色,又影响了孟子的论辩风格。     

浅探王船山晚年工夫论思想--以《庄子解》的“凝神”与《张子正蒙注》的“存神”为例

一般认为,王船山在本体论、认识论等方面的理论建树颇丰,相对而言,其工夫论方面则似有所疏略,至少没有特为强调。《庄子解》与《张子正蒙注》成书于船山六十岁以后,体现其晚年思想的发展趣向。“凝神”之于《庄子解》,“存神”之于《张子正蒙注》,都是极其重要的工夫论概念。本文将《庄子解》中的“凝神”与《张子正蒙注》中的“存神”加以对照,试图从工夫论的视角探寻船山对于个体工夫与宇宙本体之间的哲学思考,初步发现此时的船山以神为核心,通过为功于气的方式,把个体修养与气化流行的宇宙联系起来,使工夫论纳入宇宙论的视域中来,这样,内圣之学就不拘囿于心性论领域,增强人对宇宙万物的责任意识。本文认为,从《庄子解》到《张子正蒙注》,从“凝神”到“存神”之重视,这中间体现出船山晚年对工夫论的思想发展,有其前后相续的内在理路。     

辩说与治辨：论荀子之“辩”

“辩”是荀子正名思想的重要环节，具有沟通“名”与“事”的作用，然荀子之“辩”无意于构建逻辑体系，展现为“辩说”与“治辨”的统一，是以维护儒家伦理道德与政治理想为目的，具有非常强烈的针对性与现实精神。为了使“辩”更为有序有效，“仁”“礼”“义”等儒家价值规范就成为“辩”必须坚持的原则。荀子之“辩”还呈现为“君子必辩”与“小人勿辩”两个层面，在这种“辩”与“不辩”的两难抉择中，荀子希望通过“辩”诸子之学为“邪说”,儒家思想为正道，从而说服世人摒弃诸子遵从儒家规范，但政治权力作为决定因素的参与，又使荀子之“辩”蒙上独断论色彩。     

論泰州学派——与侯外庐先生商榷

泰州学派及其特色明代中叶,王阳明发展了陆象山的学说,建立了一个与当时官方哲学——程朱理学相对立的学派。阳明把封建社会的道德原则说成是人人所先天具有的“良知”。他认为如果人们能够经常保持、培养和扩充这个固有的“良知”,就能达到圣人境界。这种学说,比之程朱的“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的支离工夫要简易直截得多。它为沒有文化教养,或者很少文化教养的人们指出了一条“作圣之路”。所以这个学说比之程朱理     

“天—理”“性—理”与“仁—理”——从《四书章句集注》看朱子理学的概念结构

朱子理学的成就之一在于建构了儒家的道德形上学体系。之所以称之为形上学体系,乃是因为其理学背后有一套较为严整的概念结构。朱子理学的概念结构在其毕生钻研的《四书章句集注》中体现得最为充分。这一概念结构由“天—理”“性—理”“仁—理”三个层面依次展开。在“天—理”结构之层面,朱子着重强调了“天”—“理”—“天理”的绝对价值、“诚”的基本属性、“人欲”去尽而“天理”流行的基本判断、“圣人”之道的绝佳载体、“理”与“事”的体用架构。在“性—理”结构之层面,朱子生动呈现了人之“性”与物之“性”乃“天”之“性”的转化与分有之首要内涵、“天—理”与“人—性”所构成之价值序列、儒家之“性”一般指向“天命之性”而非“气质之性”之义理依据、“性—情”关系之心性论思想与方法论意义、“修”与“教”之工夫修炼路径。在“仁—理”结构层面,朱子集中反映了“仁”之于“人”的主体性确立与道德性挺立的决定作用、“仁”乃人之为人的必然之“理”的题中之义、“仁”乃“心”之枢纽以及“仁”乃人之本性的理论关键、“取舍之分明”与“存养之功密”的“为仁”方法、涵养径路解读“尊德性”与认知径路解读“道问学”的学术走向。从“天—理”到“性...     

“和律论”之辩答──对蔡、牛二君之相关“文本”

“和律论”之辩答──对蔡、牛二君之相关“文本”李曙明蔡仲德君与牛龙菲君十多年来，对“和律论”（“音心对映论”）提出诸多话难、质疑。现就“比音而乐（ｌｅ）”，“乐者乐（ｌｅ）也”两个命题试辩答如下：“比音而乐（ｌｅ）”之辩答《乐记、乐本》云：凡音之起，...     

宋明理学是“江西之学”

江西是宋明理学的发源地 ,理学创始人周敦颐在大余授学二程 ,并创立理学学说 ;江西也是理学集大成之地 ,婺源人朱熹在江西做官 ,并在白鹿洞书院等地传授理学 ,丰富并完善他的理学理论 ;明代 ,王阳明在江西把理学推向新阶段 ,他的主要著作是在赣州刊刻出来的 ,主要观点“致良知”是在赣州完善的。有宋以来 ,江西诞生了一大批理学家     

论阳明心学中的“未发之中”概念

已发与未发的关系问题是宋明儒学所关注的一个基本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派以性为未发，心为已发；另一派则以心之静为未发，心之动为已发。但这两种理解在理论上都存在着内在的困难。直到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的提出，以良知即体即用，才把本体与工夫“一齐收摄”，较圆满地解决了未发与已发的关系问题，使心、性与情三者的关系得以安排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