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经历对农村儿童非认知能力发展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理

本文利用CEPS基线调查数据,采用泛精准匹配模型(CEM),考察了留守经历对农村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影响效应,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考察父母时间投入和家庭教育投入的中介作用,并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进行了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留守经历显著降低了农村儿童的宜人性和情绪稳定性,对农村女童、独自留守儿童的负效应更大,寄宿制和同伴支持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留守的负效应。此外,农村留守儿童并未获得较多的家庭教育投入,且家庭教育投入对非认知能力发展的作用不显著,留守经历完全通过减少父母时间投入,负向作用于农村儿童非认知能力。构建减少“留守”的制度体系和有利于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全面发展的社会支持体系,以最大化消除留守的不利影响。     

父母外出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影响研究

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人口的不完全流动产生了大量留守儿童。父母外出对这些儿童的学习生活造成不利影响。一方面,已有的流出地环境极大地制约着留守儿童的生存发展;另一方面,留守家庭成员也会通过积极、消极抑或是不自觉的行动来回应现实需求。因此在分析父母外出对家庭结构和个人所带来制约的同时,进一步考察父母外出后家庭成员能动因素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利用2013年CEPS调查数据对农村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认知水平、学习成绩和综合发展状况及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研究发现母亲外出的流动安排对农村留守儿童造成极不利影响;良好的家庭经济状况和氛围、家庭及个人的自致性因素都显著正向影响农村留守儿童的综合发展;学校和朋辈群体环境中阻碍因素的影响大于支持因素;性别差异主要体现在留守男生的身心健康状况和认知水平优于留守女生,但留守女生的成绩和综合发展能力更好;农村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主要差异在于身心健康。基于此,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应兼顾眼前和长远利益,减少发展代价;公共政策和制度设计应嵌入家庭视角,自觉顺应人口流动家庭化趋势;强化家庭责任、发掘能动性,联结多方资源为农村留守儿童建立友好支持环境。     

农村留守儿童学习成绩对其父母回流决策的影响

本文以陕西为例,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对留守儿童学习成绩变化对其父母回流决策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留守儿童学习成绩持续下降会显著影响父亲回流,但对母亲的影响并不显著;除此之外,家庭孩子数量、耕地面积及父母个人特征也是影响父母回流决策的主要因素。为此,积极发展地方经济、开放城镇优质教育资源、在农村开办更多的住读学校或学生托管机构从而为外出农民解除后顾之忧,是解决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与其父母外出矛盾的有效手段。     

农村成年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守父母健康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1997-2015年数据,采用倾向值匹配分析方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评估农村地区成年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守家乡父母的健康造成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对于没有成年子女外出务工的对照组,农村成年子女外出务工会使留守父母过去四周患病的概率显著增加2.7%,65岁及以上的留守父母IADL受损概率显著增加6.1%。这种负面影响也显著地体现在对留守父母心理健康的影响上。研究发现留守父母的生活满意程度显著低于非留守父母。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从性别差异角度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守父亲的身心健康产生的负面影响比母亲更大;和女儿相比,儿子外出务工对留守父母身心健康的负面影响更大。文章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实现"健康老龄化"的道路上,农村地区留守父母的健康状况令人担忧。因此,政府部门应出台支持家庭老年照料的政策,加强对农村地区社区和机构照料的投入,减少子女外出务工引发照料缺失给父母健康带来的负面影响。     

父母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CSSCI

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引起了社会和学界的广泛关注。由于选择性偏差和测度方法的差异,父母外出务工与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因果联系在当前没有得到充分的论证。为此,文章基于2017年湖北省农村留守儿童健康调查数据,运用反事实方法,从父母缺席的理论视角分析了父母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并深入探讨了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社交心理维度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留守儿童总体心理健康水平与非留守儿童相比没有显著差异。但在社交心理维度上,父母外出务工会使留守儿童出现自我孤独感和社交回避的概率分别提高10.63%、10.96%。与父亲相比,母亲外出务工更容易使留守儿童产生自我孤独感。留守儿童年龄越小,产生自我孤独感的概率越高。随着年龄的增长,留守儿童更容易产生社交回避。因此,应高度重视留守儿童各阶段的心理状况并给予疏导和帮助。     

父母心理健康与农村儿童人力资本积累——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经验证据北大核心CSSCI

基于新人力资本理论,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年和2016年面板数据分析了我国农村地区父母心理健康对儿童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和营养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父母抑郁总体上不会对儿童认知能力产生显著影响,但由于留守儿童被抑郁的父母一方照料,其认知能力受负面影响显著;母亲抑郁显著提高女孩抑郁程度;父母抑郁会显著降低儿童摄入高蛋白食物的频率。更高的母亲受教育程度和家庭人均收入对于父母抑郁带给儿童人力资本积累的消极影响有一定缓解作用。研究揭示了父母心理健康问题对儿童发展产生的负面溢出效应,为思考和应对农村成年人心理健康、儿童发展、贫困代际传递等公共健康和社会民生问题提供了新视角。     

留守儿童自我意识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江苏省阜宁县为例

基于抽样调查数据．本文对农村留守儿童自我意识评价状况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留守儿童自我意识评价正常的比例为46．7％,评价偏低或偏高的比例分别为25．6％和27．7％;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自我意识评价没有显著差异,但留守儿童的焦虑感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幸福与满足感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留守儿童所在年级、学习成绩、父母文化程度、父母与孩子交流情况、班主任老师的关心程度对其自我意识评价状况有显著影响。针对研究结果,从家长、学校和社会三个不同层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健康与教育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伴随中国流动人口的日益增多,由于父母外出务工而导致的留守儿童规模不断扩大,城乡留守儿童的健康与教育水平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文章运用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CHNS)1997~2011年六轮家庭数据,研究了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健康和受教育情况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该影响的城乡差异。为解决内生性问题,文章运用工具变量法构建了内生处理效应模型。主要结论为: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的受教育情况造成显著负面影响,尤以农村儿童突出;对儿童身高产生显著负面影响,尤以城市儿童突出;对儿童体重产生显著改善作用,超重减少,尤以农村儿童突出;对儿童过去四周内的患病没有显著影响;这些影响也因儿童年龄群体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留守会导致亲子关系疏离吗?——来自CEPS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基线调查数据,本文采用IV-ordered Probit模型探讨了留守对农村儿童与父母之间亲子关系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第一,相对于非留守儿童而言,留守儿童认为与父亲、母亲关系"很亲近"的概率分别低11.7%、16.0%;第二,母外留守导致儿童与父亲、母亲关系"很亲近"的概率低26.7%、40.6%;第三,双外留守对儿童与父母双方的关系均具有显著的负效应,留守儿童与父亲、母亲关系"很亲近"的概率分别降低了14.7%、15.8%。笔者认为应进一步强化家庭监护主体责任,充分发挥学校教育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要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为留守儿童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本文对揭示家庭内部的人际关系、完善青少年人格个性的培养具有直接意义,也对进一步促进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城乡一体化"发展策略以及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间接意义。     

农村中小学教师对留守儿童的认知

留守儿童能否得到优质的学校教育,与教师的认知与态度是分不开的。本次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农村中小学教师认为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父母外出后,给孩子成长带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因绝大多数农村中小学教师主要是根据他们日常生活中与留守儿童的接触,从而形成对其的总体印象,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农村中小学教师对留守儿童的总体评价与判断是比较可靠的。同时,调查也发现农村基层教育系统尤其是处在农村教育第一线的教师对留守儿童教育问题比较重视,但要警惕将留守儿童＂标签化＂的危险。     

生命历程:分离与随迁经历对随迁青少年非认知能力的影响CSSCI

使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的基线调查数据,本文基于生命历程理论的视角探究了生命早期的亲子分离经历和随迁经历对随迁青少年非认知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在生命的早期或“上游”经历与父母的亲子分离会显著地降低随迁青少年的好奇心、社会情感、社会情绪等非认知能力;随迁本身或者说什么时候随迁对青少年的非认知能力没有显著影响,随迁带来的环境适应挑战是否会影响随迁青少年的非认知能力发展取决于青少年在生命早期是否经历亲子分离。为此,应在尊重青少年生命周期规律的基础上,通过加强教育体系、家庭体系和社会体系建设的顶层设计来破解随迁子女生命历程异化危机、构筑随迁青少年非认知能力发展的生命早期或“上游”保护机制。     

子女外出对农村留守父母健康的影响

老龄化背景下,成年子女的异地流动增加了中老年人的健康负担,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和倾向分值匹配法,实证考察了农村地区成年子女跨省外出对留守父母健康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有子女外出的家庭,中老年父母的主观健康如自评健康、认知状况和抑郁程度较差;客观健康也受到不利影响,患关节炎、胃病和肺病的可能性更大。基于收入考量的子女外出确实增加了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力度,但同时也增加了父母从事隔代照料的可能性。隔代照料负担的增加可能是子女外出对父母健康有不利影响的原因。     

留守儿童的监护现状与特点

立足于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大量留守儿童这一宏观背景,对我国中西部地区的10个农村社区中的留守儿童的监护现状与特点进行微观社会学研究。研究发现,留守儿童主要存在单亲监护、隔代监护、上代监护及同辈监护四种监护类型,而处于隔代监护下的留守儿童出现的问题最多。从监护人、学校和社区的角度出发,应增加社区家长学校中针对留守儿童家长的教育项目,改变外出父母及监护人的教育方式及观念,提高家长对子女教育问题的重视,唤起家长对子女进行全面教育的意识;农村社区建立生产和生活互助小组,帮助监护人减轻劳动负担的压力,使监护人有更多精力去照顾与关爱留守儿童的生活起居和学习。     

流动,还是留守?——农民工子女流动与否的决定因素分析

日常生活中的家庭结构及其与父母的居住模式是流动和留守儿童各种问题的根源。本文利用2006年的珠三角农民工抽样调查原始数据,从农民工子女流动或留守的两种生存状况出发,探索了决定这两种生存状态的各种因素。结果发现,农民工子女的流动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自己的年龄、农村社会支持、迁移距离和父(母)在城市生存状态,他们的流动与否不仅是作为农民工父(母)理性选择的结果,还与国家、地方、生产等方面的制度有关。也就是说,与人口迁移中推拉理论的论述一样,农民工子女的流动与否也是由农村社会和城市社会各自的推拉合力作用的结果,也是作为父母的农民工经过利弊权衡后的理性选择结果。     

流动人口外出对其家庭的影响

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05年7月在四川南充的调查数据,对外出就业的流动人口及其家庭的情况等进行分析。调查结果显示,流动人口主要以单独或夫妻共同的形式外出,把孩子留给老家的父母抚养;他们大都会寄钱回家,这些收入对改善家庭的整体生活状况作用显著,在有家人外出的家庭中,对家人外出持支持态度的人数占据了绝对优势。但是,大量流动人口的外出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比如隔代抚养对留守儿童的教育不利;农村劳动力缺乏加重了留守成员的负担;以及农村社区贫富差距的扩大等。     

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的最新状况和变动趋势：2010～2020

农村留守儿童现象和问题是影响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城乡要素畅通流动的关键。在厘清农村留守儿童基本概念和估计口径的基础上,以2010年和2020年两次全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为基础,重点分析2010年以来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的规模、年龄和性别结构、地区分布、居住安排等重要人口学特征及其变动趋势,并考察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的入学(入园)机会、在校情况和超龄就学等最新教育状况及其发展态势。研究表明,当前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规模依然庞大,留守可能性与年龄和性别存在密切关联;随着母亲外出趋势增强,农村留守儿童面临更普遍的隔代照料;农村留守儿童的受教育机会与农村儿童整体相比不再有明显优势,且面临更严重的超龄就学问题。应继续关注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从源头上减少留守儿童现象。     

生命历程视角下的“流动”与“留守”——第二代农民工特征的对比分析

文章利用2010年农民工权益保护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外来工抽样调查数据资料,按照年龄及少年儿童时期有无流动或留守经历,在新生代农民工中界定出深受父母乡-城流动和外出打工影响的第二代农民工,并对他们的各种特征进行了对比分析。分析发现,第二代农民工的现状与流动或留守经历高度关联,他们更可能成为城市和农村之间真正的两栖人;同时,乡-城流动、外出打工的代际传承并未使第二代农民工获益,并未提升他们对城市的认同。对此,本文建议继续密切关注流动和留守儿童;并且,在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和解决中,要关注有过流动或留守经历的第二代农民工;另外,建立对流动和留守儿童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命历程资料搜集系统。     

农村地区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和其他儿童教育机会比较研究

本文使用2000年人口普查0.95‰数据,比较农村地区11～14岁的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和其他儿童的教育机会(定义为是否在学).模型分析结果显示;(1)与其他儿童相比,留守儿童的教育机会显著偏高,但流动儿童的教育机会显著降低;(2)与母亲一起留守儿童的教育机会得到改善,但与父亲一起留守儿童的教育机会显著降低;独自流动和与父母一起流动儿童教育机会受到不利影响,但与母亲一起流动儿童教育机会与其他儿童无显著差异;(3)女童教育机会明显低于男孩,但儿童类型对教育机会的作用不因性别而异.模型分析结果具有多方面的政策启示意义.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教育溢出效应——基于贫困儿童人力资本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作为一项专门针对农村贫困人口的政府无条件转移支付项目。基于家庭人力资本投资模型,利用2012年和2014年的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面板倾向得分—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村低保对贫困儿童认知能力的影响,并从家庭教育物质投入和时间投入两个角度检验了其影响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深度贫困还是轻度贫困儿童,农村低保均能够显著提高其认知能力,尤其是对深度贫困儿童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异质性分析显示,相对于父母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儿童,农村低保对父母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贫困儿童认知能力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同时,相较于东、中部地区,农村低保对西部地区贫困儿童认知能力的提升效果更为明显;进一步路径分析显示,农村低保主要通过影响家庭教育物质投入,间接提升农村贫困儿童的认知能力,但并未改变贫困家庭父母的时间配置偏好。因此,政府应该适当提高农村低保的补助标准和瞄准效率,并从儿童的教育、健康等方面设置合理的受益条件,使得农村贫困家庭优先将一定比例的补助金用于儿童人力资本投资,从而充分发挥出农村低保的教育溢出效应。     

留守儿童的虐待风险及其治理策略研究

2016年以来我国政府陆续出台了专门的留守儿童保护政策以防控其虐待风险,那么当前留守儿童的虐待风险如何?虐待形成的创伤是否严重?虐待的成因是否得到了有效控制?本研究试图利用基于四川省Z市1 245名被访者的实证调查来回答上述问题。研究得出了三个结论:一是各类被调查儿童的虐待风险整体上较为严峻,双亲留守儿童的忽视率比普通儿童高18.8%~25.8%,单亲留守儿童的精神虐待率同比高17.4%~22.1%,而两类留守儿童遭受复合虐待的比例也同比高15.2%以上。二是虐待会导致各类儿童出现明显的心理问题与行为问题,每提升1个单位的虐待强度就会增加0.23~0.24个单位的抑郁度和0.25~0.62个单位的行为问题,留守儿童尤其是双亲留守儿童并未表现出比普通儿童更强的创伤适应性,"变色龙本性"和"伙伴群"的理论解释在中国数据中并未能得以证实。三是留守儿童与普通儿童的虐待成因有所差异,父母的抑郁性人格对于普通儿童的受虐风险具有预测力,婚姻冲突的外溢与暴躁性人格则对留守儿童的虐待防范威胁最大,而"压力释放"及"暴力循环"等学理解释则相对较弱。我国政府应增强留守儿童保护政策的落实能力,提升虐待创伤干预的专业性和制度化水平,积极纾解留守家庭的婚姻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