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慈善研究发展的阶段性及其解释

如何把握中国当代慈善事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是当前慈善研究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从1993—2019年中国知网收录的慈善研究论文的关键词，可以总结出我国慈善事业和慈善研究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93—2007年），研究重点在于慈善事业的恢复和发展问题；第二阶段（2008—2015年），研究议题扩展到组织公信力与制度建设等焦点问题上；而在现阶段（2016年以来），慈善研究侧重于慈善法、互联网公益和社会治理等新的议题。这一发展过程反映了不断演化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对中国慈善事业的影响，也展示了慈善事业未来发展的趋势。下一阶段慈善研究的焦点在于个人捐助行为和网络慈善。     

社会网络与慈善筹资——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个案研究

本文从社会网络的角度观察慈善团体的筹资行为,以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为个案说明社会网络是如何推动慈善筹资的。文章从慈善团体与政府的关系、与企业的关系、与个人的关系三方面进行论证。最后得出结论;社会网络是一种不同于经济资本的社会资本,慈善团体应有自己的“拥护群”,并将之“资本化”以推动慈善筹资。     

中国女性慈善实践的历史与现状思考

改革开放后,当代女性在慈善领域的全面参与,女性慈善组织的迅速壮大,以关爱妇女儿童为主题的慈善项目广泛开展,在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进社会和谐发展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目前,中国学界尚未对女性慈善给予足够的关注和重视,有关女性慈善的研究也远远落后于实践的发展。回顾女性慈善实践的历史,把握当代女性慈善事业发展的现状,有助于认识女性在慈善运行及社会发展中的角色与影响,从而推动整个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     

民生风险感知如何影响捐赠行为？——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以慈善捐赠为代表的第三次分配在推动共同富裕中的价值日益凸显，有效引导和支持人们积极参与慈善捐赠成为一个重要议题。研究发现，民生风险感知显著促进了以家庭为单位的捐赠行为，公众受教育水平能够对这种促进效应起到正向调节作用，但家庭经济水平并未发挥显著调节作用。民生风险感知对慈善捐赠的影响效应在加入工具变量的内生性讨论和替换变量度量方式的稳健性检验中依然存在。上述结论澄清了风险情境下个人与社会互构共变关系的形成过程、依存条件和发生机制的理论意涵，为推进我国第三次分配制度改革与社会福利政策调整提供了有益参考。未来可以从民生风险治理、社会责任认知、慈善文化建设和完善第三次分配制度的配套社会政策体系等多个方面发力，促进我国慈善事业积极健康发展。     

慈善·救助社区行专栏征文启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已经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于2016年3月16日通过,将于9月1日起施行。《慈善法》将把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和社会治理推向新的一个时代。近年来,随着我国创新社会治理工作的推进和大量基层慈善组织的涌现,社区慈善服务已经成为群众迫切需要、政府积极支持、行业密切关注的慈善事业发展新趋势和创新治理的新载体。     

网络风险协同治理的社会参与

开展网络风险协同治理社会参与机理的探讨,关键是认识两个问题：一是网络风险协同治理为何需要社会参与;二是网络风险协同治理的社会参与何以能够实现。就第一方面来讲,网络风险协同治理的治理结构和功能发挥无疑都离不开社会参与。就第二方面来讲,社会中的企业、社会组织和网民个人是网络风险最广泛的承受者,但他们独自抵御网络风险的能力有限,需要聚群应对,同时,他们具有的慈善情结、自愿意识也能激发出社会贡献心理,从而产生参与网络风险协同治理的社会行为。据此,要实现网络风险协同治理,关键要明确协同治理需求,形成社会参与共识;建立协同治理体制,确立社会参与职能;完善协同治理机制,优化社会参与动员;创新协同治理组织,拓展社会参与方式。     

宗教慈善组织的发展困境及治理转型探索——基于广西佛教济善会的个案分析

文章以广西佛教济善会为研究个案,对其价值承载、发展困境等进行深入的分析,并从我国宗教慈善组织发展的外部动力机制、管理体制的内部改革治理、慈善行为的有效动员、社会服务领域拓展、社会救助能力提升、健全社会监督机制等方面,探索转型时期我国宗教慈善组织的专业化、规范化、特色化、国际化、长期化的发展路径.     

慈善事业的定位、社会基础及其未来走向

慈善事业是一种慈心善行的社会行动，是以人道主义为行动依据、以弱势群体为服务对象、以社会动员为基本形式、以增强社会公平正义为目标的行动体系。慈善事业作为正式的国家福利与服务体系的有效补充，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力量，也是社会力量参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中介和桥梁，更是立足于第三次分配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机制。慈善事业的发展拥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和积极的社会建设、扁平而非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均等化的国家福利和服务、“去市场化”或“去商业化”的慈善行业以及特定的慈善文化，这些要素分别构成了慈善事业何以可能的社会价值基础、结构性基础、制度性基础、内在品质基础和思想道德基础。米尔斯关于“社会学的想象力”的论述、鲍曼的个体化理论与共同体建设思想以及中国传统慈善文化可为理解利他即利己的慈善行动提供理论依据。总体而言，慈善事业未来发展的理想走向应是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募款规模稳步提升、日益多元化的服务项目，在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慈善事业不能缺位。     

国际比较视野下的慈善组织监管机制研究

在利益相关者众多且分散的情况下,我国的慈善社会组织衍生出众多问题,如管理体制不顺、资金管理不当和项目运作不善等,这些问题严重弱化了慈善组织的社会公信力。因此,本文在分析我国现有慈善组织监管机制的基础上,借鉴其他国家对慈善组织的监管制度,进而探讨构建我国慈善组织监管机制的有效路径,从而推动我国慈善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联“五社”功能强治理成效

近年来,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积极探索以社区为平台、以社会工作者为支撑、以社会组织为载体、以社区志愿者为辅助、以社会慈善资源为补充的“五社联动”基层治理新模式、新机制,推动了社会健康有序和谐发展,荣获“山东省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单位”等荣誉称号。     

个人慈善捐赠的社会资本价值研究

以社会资本理论为出发点,研究分析了个人慈善捐赠的社会资本价值。站在微观的角度,个人慈善捐赠能够提高自身内部的社会资本,个人捐赠者更可能处于社会网络的核心位置,得到更多的信任度和义务认同度,提高在所镶嵌的社会网络获取资源的能力。站在宏观的角度,个人慈善捐赠能够提高外部社会资本的丰度,丰富社会资源,促进社会发展。     

我国慈善组织管理能力提升的障碍与突破

慈善组织是慈善事业发展的主导者,而管理能力是影响慈善组织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情心、社会志愿捐助、公信力分别构成了慈善组织管理的道德要素、物质要素和文化要素。我国慈善组织在人力资源的管理、慈善资源的募集与使用、慈善组织公信力建设等方面的现实不足构成了其管理能力提升的桎梏。因此,应从合理化慈善组织的治理结构,拓展慈善资源的运营方式,形成慈善组织的社会资本三个方面进行突破。     

慈善视角下新疆异地商会社会治理实证研究

慈善公益是社会治理的主要内容和实现途径,同时也是地方政府和异地商会谋求发展的双重需要。新疆异地商会在长期的公益慈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自身特点,也面临着需要解决的问题。随着社会需求的多元化发展,进一步扩大慈善救助范围,提高慈善队伍专业化水平,强化社会责任意识,规范慈善行为是今后新疆异地商会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趋势。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项目带动实现社会组织高质量“联动”

近年来,山东省青岛西海岸新区以社区居民需求为导向,以政府购买服务为牵引,厚植社会组织发展土壤,赋能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发掘社区公益慈善资源,发挥社会组织在“五社联动”中的载体作用,推动社会组织积极、高效参与“五社联动”,助力西海岸新区基层治理。     

慈善捐赠与高校发展

慈善捐赠的收入再分配作用促进了社会利益的整合,慈善组织的发展增强了公民意识和社会自治。高等教育中的慈善捐赠直接增加了学生资助,提高了入学机会的平等性,促进了高校的发展。同时,由于社会参与高校治理而使得高校自治成为可能。     

我国慈善组织危机管理策略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升级攻坚期,经济的高速发展及变迁使得社会环境日益复杂化。慈善组织作为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部分,正面临来自各方面的威胁与挑战。近年来,一些危机事件导致慈善组织的社会声誉度和公众信任度下降,究其原因,主要是慈善组织独立性不足、自身能力有限及相关机制不完善,以致于不能有效预防危机的发生。另外,慈善组织危机意识薄弱、应对策略不当和执行力不强导致危机不能得到有效控制,从而发酵蔓延。所以,应当通过提升慈善组织人员素质及能力、完善各项制度及机制、充分运用新媒体、树立品牌形象及完善风险防控制度等方式和手段有效管理和化解危机,使慈善组织能够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推动社会良性发展。     

我国慈善超市的发展瓶颈与生存智慧

慈善超市是社会救助的一种创新模式,政府的强势推动使之迅速普及,并兴盛一时。但普通民众对慈善超市运作的知晓程度较低,对公益慈善行动的实际参与不足,导致慈善超市“高调开业、惨淡经营、悄然关闭”。研究表明,只有立足于慈善超市的发展现状,以政策解读为逻辑起点,通过勾勒政策文本中慈善超市的发展蓝图,深入剖析阻碍慈善超市发展的现实阻力,才能寻找到激发慈善超市活力的现实路径。     

网络金融犯罪综合治理效果评估的理论图景与实现路径

晚近以来，刑法在呈现积极参与社会治理态势的同时，犯罪治理也逐渐上升到社会治理的高度，网络金融犯罪综合治理就是其中的典型体现。长期以来，我国刑法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存在不同程度上忽视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与视角对犯罪治理的参与，由此限制了犯罪治理效能的实现。为了推动犯罪治理方式的现代化转型，使治理效能取得“质”的突破，有必要引入评估机制。在具体的实现路径上，网络金融犯罪综合治理效果评估机制的构建不能简单移植法治评估、政策评估等领域的做法，而是应当在解构网络金融犯罪综合治理内涵的基础上，选择科学合理的理论范式，由此才能真正建构出符合我国犯罪治理实践的评估指标体系。     

构建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的GICL治理体系

“双碳”目标下，我国倡导绿色消费，努力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绿色低碳消费转型成为一场极其深刻的生产生活方式的革命。现有广泛应用的治理策略大都强调消费者的个体能动性，政府、企业、媒体、社会组织等利益相关者努力引导，根本目的是通过改变消费者（如态度观念、消费习惯等）来改变消费行为，而忽略了消费决策是社会性、集体性的产物并且受到结构性的约束。GICL治理体系强调系统性和结构动力，旨在发挥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媒体、社会组织、消费者等多个主体的能动性，激活社会治理、社会创新、社会文化营造和社会生活方式构成的结构动力系统，通过促进绿色低碳消费从而推动整个系统高质量发展。“去中心化”的系统配置强调发挥多个主体能动性、多重实践协同，既不同于以消费者为“核心”的治理体系，也不同于以政府为主导的治理体系。该体系也具有较强的实证性和应用性，能够与现有的低碳消费治理思路和治理体系对话，促进我国低碳消费治理体系不断完善，有助于构建基于我国发展实践的低碳话语体系。     

慈善的考掘：以关系为方法的社区社会工作实验/实践

慈善正当化了绝大部分人对人或主体对主体的介入，这个词汇的使用决定了关系的张力与方向；而慈善专业化的结果，经常变成权力治理的一部分。特别是当“慈善”或“被慈善”被去政治化时，弱势者只是被标记、被识别的差异群体，单纯地接受国家或私人的好意，然后“感恩”、努力再度融入社会常态甚或回馈，社会服务的本质，就是用来强化既存的社会秩序或伦理道德，成为单向心理治理或成为社会问题去政治化的工具。社会工作其实就是关系工作，而社会福利服务的局限往往就在于关系性的局限。如何将传统慈善/照顾关系的解构与再建构，朝向社会照顾，同时将慈善做为翻转“助人者—受助者”双方政治心理的方法，让彼此在慈善关系中都得到“再政治化”的效果，是我们正在台湾基层社区开始进行的实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