姿态的森林:“偶像”框架下云南媒介形象的建构与传播

云南媒介形象的建构应在保持传统文化本真性的同时,以现代化的网络技术、智慧化的平台创造精神符号、传播文化精神、设计消费生活,保持地方的可见性。由此所带动的旅游,不再是一种空间挪移,更是时间的增殖,不再是一种个体行为,而是一种社会现象。通过“现象世界”符号化的表征、创新性的传播话语,以及PUGC整合传播呈现的地方,以避世、异域、慢活的地方感,驱动人们在实际的物理空间中产生空间的实践和符号的采集。通过媒介有机整合建构的移动时空环境和动态连结所呈现出的虚拟和真实相融合、公域与私域边界消融、在场与在线同在的“姿态的森林”,使地方感得以形塑和再造。     

绍兴黄酒品牌对越文化的吸纳与超越

绍兴黄酒品牌由品牌产品与品牌文化两个部分构成。其品牌产品即一种酒饮料,其品牌文化来源于越文化。在产品同质化时代下,其品牌国际化的本质是其所蕴含的越文化在不同文化圈之间的位移。在这过程中,绍兴黄酒品牌既得益于越文化又受制于越文化,从而陷入越文化“困境”。对越文化实施适当的吸纳与超越可以走出这种“困境”。而绍兴黄酒品牌欲成为国际强势品牌,至少要做到两点,一是使其品牌名成为通用语汇,二是使其品牌成为越文化乃至中华文化(或其某一方面)的强烈的象征性符号(之一)。     

符号化生产在民族旅游舞台表演中的运用——以九寨沟藏羌歌舞表演《高原红》为例

随着大众消费社会的形成,民族文化中的歌舞艺术因正好契合旅游者的符号消费需求而成为一种具有符号意义的文化商品。文章以九寨沟藏羌歌舞表演《高原红》为例,从符号学角度出发,分析了《高原红》舞台表演的符号化生产逻辑及其特征,指出为迎合旅游者的"符号化"消费欲望而生产出的民族文化表演,其原生性的符号所指已经完全被消解,经过取舍、改装之后的再生性符号能指则成为民族文化旅游生产及消费的共同指向。     

公路的文化结构及其符号学意义

公路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形态,具有自身的结构形式,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复合体。公路文化具有功能直接性与相对稳定性等符号特征,挖掘公路文化的符号特征,给现代公路规划、建设、养护、经营、服务和管理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和实践视角。公路文化的符号化与文化的公路相关性有关,实践中需认真审视公路文化符号的功能层次性与多样性,结合大众的意愿与地域及民族特色,同时要将传统文化因子与现代文明有效地结合起来,以真正实现现代公路的人文自然特色。     

共通意义空间视域下跨文化传播的路径探析——以剪纸文化为例

成功的跨文化传播由浅入深分别表现为受传者对文化信息的“了解”“理解”“同情或同意”“信服”等四个层次。而文化传播过程受众多外在因素影响,要想成功地助推文化“走出去”,就需要畅达传、受双方共通的意义空间。通过与“在地性”符号的创造性融合,借助共通的符号解释项,使接受者准确捕捉传播者意图,在情感加持下助推受传者对文化符号意象的深入理解,在共通触点下实现文化的价值认可等途径,可以实现文化对外有效输出。     

反讽时代知识分子的“诗经古城”--在符号学意义上重读阎连科的《风雅颂》（杂志版）

从符号学角度解读，《风雅颂》揭示了反讽时代的本质，即符号的物化与符号的泛滥，以及知识分子自我物化与自我符号化的两极人格；而“诗经古城”净除符号的疏离性空间，则是强调对人类符号性的反思，让心灵回到单朴的自我，让“知识分子”之魂附于每个人身上而得以复活。     

小说叙事的身体符号学构想

小说叙事中的身体书写,是对身体这一社会符号的再符号化.其不仅指向身体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符号的意义,而且指向作者对这一社会文化符号进行再符号化时赋予的意义.在这一再符号化过程中,身体在小说叙事的三个层面,具有不同的功能与意义:在故事-素材层面,身体作为人物的物质存在,具有模仿-主题功能,打着一定时代的文化与权力烙印,表现为一种社会文化符号;在叙事-文本层面,身体具有结构功能,一方面是推动故事情节的“功能”,另一方面则是一种展现小说叙事对于人物以及人性的理解的“指号”,是一种重要的叙事符号;在叙述-修辞层面,身体则具有美学功能,是一个重要的修辞对象,与小说叙事的思想价值与审美价值密切相关.小说叙事正是通过对身体的符号化,完成对人类经验的记述,以及对民族文化以及人自身的无意识的发现,从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秘史”.小说叙事的身体符号学的提出与建构,为小说文本解读与小说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法.     

瑶族文化表述中的象征符号

人类的原始文化表述是原始思维的果实,它与逻辑思维的差异在于:前者“是伴随着象征符号进行的”,后者“是伴随着概念进行的”。象征符号通常存在着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signifiant)之间的差异。在索绪尔(F·Saussure)的语言学概念里,能指是音象(sound-image)或其他书写形式(即作为语言物质构成的内部形式);所指是概念。原始文化表述的基本法则是象征符号表述法,即用符号直接指代文化和生活事象,而     

当代青年网络文化消费：特征、成因与引导

在现代社会消费主义思潮围困下，青年网络文化消费呈现新的样态特征，呈现出一定的行为动机的庸俗化倾向、内容择取的娱乐化偏向及产品形式的符号化转向。当代青年网络文化消费容易从多元文化观念入侵青年网络文化消费市场，符号价值营销消解青年网络文化消费主体性，以及媒体舆论过度介入青年网络文化消费决策。分析影响青年网络文化消费的多重因素，引导青年网络文化消费健康发展，应坚持以思想引领为宗旨，以完善内容供给为手段，以主体素养提升为目标和以空间治理为保障，提出对满足青年文化需求和激励其成长成才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方案。     

关于词语“铁人”的文化阐释

"铁人"不仅是拼搏奉献的大庆石油工人的代表,同时也固化成一种文化符号.随着时代发展,这种符号的流转又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从而产生了同一能指"铁人"下的不同所指,进而逐渐成为大庆地域文化史的构成要素.对"铁人"这一关键词内涵的由来、衍生、符号化以及它的价值拓展的文化阐释和溯源性考察,可以使阅史者观照出大庆这座工业城市的发展历程,透视铁人精神、铁人文化的丰富性.     

边疆民族地区水域文化探略——以呼伦贝尔水体名称为中心的考察

边疆民族地区水域文化是各民族水文化与地域文化融合发展而形成的特色文化体系。以呼伦贝尔为例,从考察不同民族语言命名的水体名称释义出发,探讨各民族人民对于水体和相关地理元素命名的方式和特征,发现水体名称作为水域空间的关键文化符号。在文化空间生产过程中,建构和展现的地方性文化景观与特色民俗文化现象是以水文化本质为基础,以地方性知识的传承与发展为依托的文化表现形式。同时,又区分于那些强烈的治水、用水冲突的文化观念,呈现出边疆民族地区水域空间内独特的生产规律与生活逻辑,使水域文化在空间均质化和多重符号化以及地方化的变迁发展中,呈现出空间性、社会性和传统性等特征。     

社会共生视闽下的多元文化空间建构——基于盈江县支那乡白岩傈僳族村的人类学考察

文章以“社会共生”为视阈,结合对白岩傈僳族村的实地考察,以其社会空间中的语言文字、服饰、建筑、宗教信仰等文化的多元互补为切入点,通过对白岩傈僳族在建构多元文化共生空间的历程中所总结出来的既“坚守”又“融通”的生存智慧分析,认为：白岩傈僳族建构的共生空间具有双重性,原因为“自觉”与“攀附”的文化碰撞,“文化自觉”造成“差异”,“文化攀附”促使文化得以“地方性”的重构,其演进的结果是将白岩僳僳族的生存空间置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构想下的“共生格局”之中。     

征用符号与借用精神：主流文化与粉丝亚文化互动共生机制研究

网络空间的群体传播特征使得粉丝亚文化异军突起，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其与主流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成为关注的焦点。在资源有限场景下，相关研究主要从“冲突—斗争”和“抵抗—收编”模式关注文化互动。在媒介化社会中，网络技术以其创新、链接和共享等底层逻辑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动态延续，传统的文化互动模式对此难以解释。借鉴文化共生理论，以协同共进作为切入口，关注主流文化与粉丝亚文化间的互动，可以发现主流文化通过征用符号获得进入粉丝亚文化的通道，实现国家在场，同时通过约束性条件抑制亚文化的反抗性冲动；粉丝亚文化则通过借用主流精神尤其是伦理道德增强其社会合法性，形成符号嵌入，进而获得长期生存的空间。     

符号学视角下中原“福”文化的当代设计表达

中原“福”文化内涵丰富,是当下文创设计创意的重要灵感来源。不同时期中原“福”文化有不同所指。中国传统文化、造物理念、地域文化的融入,从河图洛书到青铜纹饰,从秦汉以来汉画像砖上的瑞兽到唐宋牡丹纹样,中原地区出土的大量实物图形符号都体现出强烈的祈福求吉思想。一部中华造物史就是一部“福”文化发展的历史,也映射了不同时期人们祈福的心路历程。“符瑞”是中原“福”文化诉求的核心所指,根源性、连续性是中原“福”文化的特点,其图形表现与展示方法也为当下文创产品设计提供了优秀范例。用符号学的方法重新审视“福”文化,寻找当下幸福所指,“福”文化将继续成为联系全球华人的共同精神信仰与纽带。     

符号创造:一种形式层面上的文化生成

论述作为一种能动性的符号行为,文化在信息化的今天必然要求其在现实性上是一种突显深度符号化的文化创造;而在此创造过程中,符号自身的特殊性、人类自身的为我性以及人类历史性的文化实践活动本身,决定了符号创造在一定程度上是作为一种形式层面上的文化创造而存在,其重要性也将随着我们对信息型文化实践活动研究的不断深入而得到更加充分的证实.     

文化与空间:历史街区复兴实践中城市文化资本的转换与反思——以福州市三坊七巷为例

以文化资本推动城市空间再造是现今世界城市发展的重要手段，这种文化导向型的发展策略缔造多方共赢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困扰，尤其是对地方源文化形成冲击，造成空间的变异和文化的危机。文章以历史街区为实例对城市文化资本转换的失效性进行分析，认为建设一个真正与文化相连、不同于资本逻辑主导的良性发展的城市，关键是要对城市空间进行一种规范，突出城市文化资本的范式铸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互惠共生的复兴理念，为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空间、地方性资源的转换和城市精神的融合提供了全新的分析向度。      

民族旅游舞台表演中的符号化生产及其互动——以三江侗族自治县程阳八寨为例

文章以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程阳八寨为例,运用符号互动的理论,分析了民族旅游舞台表演的符号化生产过程,舞台表演过程中的互动模型及其出现的各种问题,指出要实现舞台表演互动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消解建构新的文化符号时出现的各种紧张关系,必须在尊重当地文化逻辑的基础上进行,让村民成为文化符号建构规则的制定者。     

论汉语对人与历史的建构(下)

三、人与文化的建构(一)前文所描述的这一语言太极图是世界上诸多语言类型的共同运作模式。在这个模式中,笔者借用了索绪尔的两个著名概念:能指与所指,但用法与原始概念不同,索绪尔把“读音———书写符号”作为语词的能指,把语词的“概念”、“意义”作为所指,能指与所指结合,共同形成一个语词符号。笔者将这两个概念大而化之,把某一种语言类型(譬如汉语)的语言规则,即存在于此语言类型中的普遍的形式规律———语音与语言符号层面的二元对立规律看作“能指”。笔者认为这是纯粹的真正的“语言”,或可称之为“元语言”———第一级二元对立…     

陶器在电影环境中的特定所指意义探讨

陶器作为文化符号,有其固有的所指意义,同时,作为不同环境、不同文化场域中的陶器又具有其特定的所指意义。将陶器置身电影环境,作为电影道具的陶器,其特定所指意义大致可以分为叙事功能转变、沟通性功能转变、性格功能转变等,文章以《黄土地》、《新龙门客栈》等影片为例,论述陶器在电影环境中的几种特定的所指意义。     

“道”的别样话语存在——论卫礼贤对《论语》“道”的语义解读和迻译

鉴于“道”所包含的“仁道”和“天道”意蕴在德语语境中的缺省和上世纪初德语读者对中国文化预知的缺乏,卫礼贤在翻译《论语》时,用诠释性的替换翻译,寻求“道”的“所指”与德语词汇符号“所指”的交汇,从而使无中国文化前见的德语读者根据自己的文化习惯理解“道”的意蕴.和而不同,译释并举,使“道”在德语语境中重现时,通过诠释性翻译,使这一符号的“所指”与“能指”在德语的语境中产生转移,同时保留了译文的异质文化的显著特征.卫礼贤对《论语》中“道”的迻译,体现了在创造与忠实、归化与异化间达到平衡的努力,也使“道”在德语语境中获得了一种独立的话语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