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女照料对农村失能老年人精神健康的影响——来自中国家庭的微观证据

利用2013和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基于“健康资本模型”和“社会支持理论”提出研究假说,分别从情景记忆得分、精神状态得分和抑郁状况得分三个角度探析了子女照料对农村失能老年人精神健康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子女照料对农村失能老年人精神健康有积极影响,这种影响会随照料强度的增加而有所变化且对女性和中西部的农村失能老年人影响更大;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表明,子女照料可以通过增加老年人参加社会活动和进行身体锻炼的机会以及提高对子女的满意度来改善其精神健康。因此,有效利用以子女为主的家庭养老资源,构建以家庭照料为基础的多元供给服务体系,有助于提升农村失能老年人精神健康水平,助推“健康老龄化”。     

中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状况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HARLS数据

采用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CHARLS),构建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中国中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年龄、受教育程度、居住地、健康状况和医疗服务满意度显著影响中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状况(p<0.005)。结合"健康中国2030"战略,提出在"互联网+"的背景下,政府应全面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加强对中老年群体的健康管理与教育,对于合理利用卫生服务资源以及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具有重要意义。     

农村代际流动对土地流转的影响

基于农村代际流动背景,从理论角度分析农村子代人口流动对父辈土地流转影响的作用机理;借助2015年中国健康养老与追踪调查数据,采用两部分模型（Two Part Model）：Probit模型探究子代人口流动能否推动父辈土地流转行为发生,Tobit模型分析其对土地流转面积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子女受教育水平、非农户口、流入城市等级和收入水平显著正向影响其父辈土地流转;并通过分组回归发现,农村代际流动对父辈年龄差异群体、子女数量以及居住养老方式差异群体的土地流转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效果。为此,应当根据农村地区差异和实际发展水平,加强教育建设,推动社会公平,阻断社会阶层固化与贫穷代际传递,增强代际流动性,进而推动土地流转。     

子女数量对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基于城乡间和两性间的比较

多子多福作为一种传统观念在我国影响深远,特别是全面开放二孩政策正式实施后,子女数量对中老年人生活的满意程度成为热议的话题。选取子女数量对中老年的生活满意度影响作为研究出发点,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的数据,采用有序Logit模型,选取子女数量、受访者个人和家庭的基本特征、养老保险状况、居住形式以及自评健康状况等作为自变量,对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子女数量对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影响;(2)这种影响在城乡和两性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性,相对于城市而言子女数量对农村居民的影响较大,对女性的影响大于男性。最后,针对子女数量对中老年人满意度在城乡和两性之间的差异化影响,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中老年人手机支付使用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本研究基于CHARLS 2018调查数据分析发现我国中老年人手机支付的使用率仅7.9％.中老年人是否使用手机支付与其人口特征、家庭和社会经济特征以及健康状况有关,生理和心理健康上的弱势状态对中老年人手机支付的使用有抑制作用,而家庭支持、社会交往与社会经济状况上的优势则有促进作用.部分因素对中老年人使用手机支付的影响作用大小呈现出年龄上的趋势变化,即随着年龄段的增大,受教育程度、有同居配偶、社交活动参与、党员身份、职业培训经历、家庭人均年收入以及心理状态对中老年人采纳手机支付的影响逐渐增强.本研究对促进中老年人使用手机支付、推动个人完成再社会化具有重要意义.     

代际居住距离对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影响——基于互联网使用的中介效应分析

农村老年人的家庭社会网络逐渐从受限于代际居住距离的传统形态转变成信息社会下“形式核心化、功能网络化”的新形态。采用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CLASS）,借鉴世界卫生组织健康老龄化的分析框架,通过熵权法对农村老年生活质量进行测量,比较不同代际居住距离下的老年生活质量,进而,利用结构方程模型评估互联网使用对于代际居住距离与农村老年生活质量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在完全自理的中低龄老年组中,子女居住于本镇和本区的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并不弱于本户和本村的样本。（2）互联网使用在代际居住距离与农村老年生活质量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可以解释为互联网使用下催生的“主动空巢”现象。（3）互联网等新兴技术不仅打破了农村维系社会网络的居住距离限制,扩展了适度居住距离的区间,还响应了通过发展县域以振兴乡村的政策。政府应夯实乡村数字基础,充分发挥科技对于农村老年社会网络的促进作用,助力乡村振兴目标高质量实现。     

乡村振兴背景下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及机制分析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推动了农村数字化的发展，互联网已然成为影响农户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工具。利用2015年中国综合状况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显著提高了农户家庭总收入，采用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及利用倾向值匹配纠正样本选择偏差后，互联网使用的增收效应依然存在。同时，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随着农户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互联网所发挥的正向作用呈现出U型走势。异质性检验发现，青壮年与中等教育阶层家庭收入对互联网使用更敏感，互联网使用对其家庭收入的积极效应更大。影响机制发现，互联网使用通过增加农户人力资本与拓展社会资本作用于农户家庭收入。因此，不断推进农村数字化建设与提高农户互联网普及率，有助于农户家庭增收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     

夫妻议价能力差异对农村老年父母照料行为的影响--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研究

为了全面了解夫妻议价能力差异对农村老年父母照料行为的影响,借助纳什议价模型,利用2011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全国基线数据,运用Probit和Tob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夫妻在家庭资源分配上不仅存在相对权利的较量,还存在偏好差异。随着妻子教育水平、经济水平的提高,妻子更倾向于向亲生父母提供时间照料;（2）父母辈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差异对于成年子女夫妻家庭资源分配的影响不容小觑。（3）姐妹的替代照料可以有效减轻夫妻对于双方父母的照料责任。研究结果能够让我们更加了解成年子女夫妻之间的权利互动模式,进而能够宏观地了解我国农村家庭养老问题的全貌。     

农村家庭子女数量对中老年人精神健康的主要影响——对“三孩”政策出台及农民生育意愿深层分析

“三孩”政策出台后,全社会生育“三孩”的愿望并不强烈。不生“三孩”的背后,不仅是经济成本与时间成本的理性度量,更是精神压力的理性选择。将子女数量结构分为子女数量、儿子数量、女儿数量、有儿无女条件下儿子数量和有女无儿条件下女儿数量、子女双全条件下儿子数量与女儿数量等不同分类,研究子女数量对农村中老年人精神健康的影响。结果证明,子女数量的增加显著负向影响农村中老年人的精神健康,而这种影响不是在父母步入中老年后造成的结果,而是精神压力长期积累的结果。提出加强政策关注、优化公共服务、营造文化氛围和做好转移支付等对策建议。     

互联网嵌入、社会信任与外来人口乡村治理参与

工业化与乡村振兴的交织驱动,城乡二元体制的逐步消解,加速了农村外来人口的大量聚集。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变革和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日趋完善,互联网嵌入农村正不断拓展农村居民的信息流通渠道并重构其社交方式,为化解外来人口乡村治理参与中的多重困境提供新路径。文章基于福建省晋江市498份问卷调查数据,综合运用Probit、IV-Probit以及PSM等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互联网嵌入对外来人口乡村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以及社会信任在该影响中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第一,互联网嵌入能够显著提高外来人口参与乡村治理的概率,但当外来人口使用互联网时长超过25.87小时/周的峰值后反而抑制其参与意愿。使用工具变量法及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克服内生性后,研究结果依然显著。将核心解释变量“互联网嵌入”替换为“是否使用手机上网”以及被解释变量“参与状况”替换为“村庄满意度”作为衡量指标进行相应的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果依然显著。第二,异质性影响层面,发现互联网促进受教育程度较低、居住时间较长和家庭收入水平较高的外来人口参与行为作用更大。第三,解释机制显示,社会信任是互联网嵌入促进外来人口乡村治理参与的重要渠道,即互联网...     

我国农村居民自评健康状况的Logistic模型分析

运用有序Logit模型分析了我国农村居民的健康状况及其决定因素。研究发现,我国农村居民健康状况总体呈下降趋势,地区差异明显。中老年人的健康水平下降,妇女的健康水平较差。教育对改善健康有积极影响。收入的增加和家庭环境卫生的改善有助于提高健康水平。文章认为,应该从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和环境卫生设施的投资,积极宣传健康的生活方式,开展中老年人医疗保健服务,改善落后地区的卫生设施和医疗保健条件等方面改善农村居民的健康水平,促进健康公平。     

农村隔代照顾对中老年人健康的影响

农村家庭中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增多和“三孩”政策的影响，使农村隔代照顾越来越普遍。文章基于2018 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CHARLS)，运用最小二乘回归(OLS)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回归模型研究农村地区提供隔代照料对中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日常活动能力障碍和心理健康状况三方面的影响。结果发现，提供隔代照顾对中老年人自评健康没有显著影响，在日常活动能力和心理健康状况两方面均产生了积极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显示，隔代照顾对女性中老年人的影响比男性更为显著，年龄异质性主要表现在日常活动能力方面。因此，在家庭层面上，应合理发挥中老年人在家庭生活中的价值和作用，同时关注不同年龄段人群身心健康特点。在社会层面上，应完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保障制度，并出台有关中老年人隔代照顾家庭的政策制度和经济补偿措施，发挥农村隔代照顾对中老年人健康更多的积极作用。     

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行为的影响

信息技术发展和居民财富水平提高使互联网等新兴信息载体逐渐成为家庭获取金融信息的重要渠道。从非风险性金融和风险性金融市场参与的角度,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以家庭是否拥有智能手机或电脑作为工具变量进行面板数据回归,研究了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参与金融市场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能显著促进农村家庭参与金融资产配置,对非风险性金融资产的促进作用大于对风险性金融资产的促进作用。互联网使用能够通过金融知识或金融信息关注度来影响农村家庭参与金融资产配置的决定。互联网使用对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成员受教育程度高的家庭,对非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中等收入家庭。     

中西部农村居民健康状况Logistic模型分析

运用有序Logistic模型分析了我国中西部农村居民的健康状况及其决定因素。研究发现,近年来我国中西部农村居民健康状况总体有所好转。中部地区的状况要好于西部地区。中老年人的健康水平下降,妇女的健康水平较差。中学教育对改善健康水平有积极影响。收入的增加和家庭环境卫生的改善有助于提高健康水平。建议政府继续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的支持力度,重视对农村基础教育和环境卫生设施的投入,采取措施维护中老年人和妇女群体的健康水平,改善落后地区的卫生设施和医疗保健条件,促进健康公平。     

城乡差异视角下疼痛的货币化衡量与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16年中国动态劳动力调查（CLDS）数据，使用LSA估值法与工具变量法，将疼痛的幸福损失与支付意愿进行货币化衡量和城乡影响差异比较，并从生理、心理、社会融入和经济四个角度考察了疼痛带来的健康折旧效应、经济效应与医疗成本。研究结果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疼痛对生活幸福感有显著负影响。总体上人们在均值处对单位疼痛的边际支付意愿约为年平均收入的1.1～3.3倍，疼痛上升幅度越大，支付意愿越强。城乡人群的疼痛支付意愿存在差异，农村的相对支付意愿更高。（2）在影响效应方面，疼痛程度上升不仅加速个体的健康折旧，还降低个体收入和就业机会，对医疗体系、社会就业和稳定有负向影响，并且提高医疗支出成本约26.3%～54.4%。疼痛上升对农村的收入和医疗成本负向影响更大，农村为等量疼痛缓解付出的成本更高，医疗保障体系具有“亲城镇”特征。（3）社会医疗保险保障的提高与互联网使用可缓解疼痛。文章认为，在医疗保障政策改革和乡村振兴背景下，政府应重视城乡生命质量差异及其对经济社会稳定的影响，通过提高医疗保障水平及互联网等手段提高生命质量，对乡村进行政策倾斜。     

代际支持对城乡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影响 ——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CHARLS)为基础,通过构建代际支持与老年人生活质量的理论模型,运用分组的广义结构方程模型(GSEM)分析代际支持的三个方面和老年人个体特征对生活质量的影响,并检验了健康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通过提高农村老年人的健康意识和水平,可以提高代际经济支持效果;农村文化资源的匮乏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水平的提高;由于缺乏专业知识和专门的资源,农村地区子女照料效果相对较差,农村社区养老设施和人员、养老机构建设、专业护理、医疗设施和人员的规划投入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隔代照料对农村祖辈健康的影响效应及其性别差异

基于2011－2018年CHARLS四期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方法相结合的因果识别策略，实证检验了隔代照料对农村祖辈身心健康的影响效应及其性别差异，考察了居住安排模式在隔代照料和祖辈健康关系中的调节作用，并进一步探讨了隔代照料影响祖辈健康的潜在机制路径。结果显示，总体来看，隔代照料对农村祖辈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均会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与低强度照料相比，高强度照料更可能对祖辈身心健康产生显著的不利影响。隔代照料的负向健康效应在祖母群体中比在祖父群体中更高。不与子女同住但与孙辈同住会强化隔代照料的负向健康效应，而与子女同住则会显著缓解隔代照料的负向健康效应。居住安排模式对隔代照料健康效应的上述调节作用在祖母群体中更为显著。促进社会参与和增加代际经济支持是缓解隔代照料负向健康效应的重要路径。在农村祖辈参与隔代照料愈发普遍的背景下，未来可以通过下述政策措施促进农村祖辈实现积极老龄化和健康老龄化：第一，进一步提高农村公共幼托服务可及性；第二，针对参与隔代照料的祖母群体展开照料能力建设和健康干预；第三，消除制度障碍促进流动人口子女随迁，降低农村隔代家庭比例；第四，通过文化倡导和制度激励来鼓励成年子女给予祖辈更多的经济和情感支持。     

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农村家庭金融排斥的影响——基于CHFS 2017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CHFS 2017数据,实证分析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农村家庭金融排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情况显著负向影响农村家庭金融排斥,对支付储蓄排斥、信贷排斥和商业保险排斥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其中对支付储蓄排斥的抑制作用最为显著,对信贷排斥的抑制作用次之,对商业保险排斥的抑制作用最小;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农村家庭金融排斥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年龄差异和区域差异,互联网使用情况对户主为老年和东部地区的农村家庭金融排斥的影响最为显著;社会互动和信息关注在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农村家庭金融排斥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据此提出,应进一步提高农村家庭互联网使用率、拓展线上线下社会互动渠道、提升农村居民的信息关注度等,以推进农村普惠金融发展。     

农民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子女数量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社会经济地位和生育之间是相互促进还是相互阻碍的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议,为探讨当代中国农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家境）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从农民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亲生子女数量的影响和亲生子女数量对农民后来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两个角度,构建了理论模型,在2015、2016年分别对湘中和豫东农村1418、1416个户主家庭进行了调查,以各个家庭的子女数量为因变量,自变量分别为各个家庭当前社会经济地位、户主父亲以前的家庭成分、户主性别、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年限等,对这些因素进行有序probit回归和研究。研究发现,无论在湖南农村还是河南农村,家境较好的家庭子女数量也较多,反之,家境较差的家庭子女数较少;假定子女数量真的影响当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回归分析表明,子女数量对当前社会经济地位存在着正面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农村“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说法不符合事实,农民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生育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某种程度上的代际转移是一股强大的力量。     

职业类型和社会资本对农村中老年健康的影响

从职业类型和社会资本视角入手,基于陕西农户调查数据,运用有序Logit模型考察欠发达地区中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与非农生产者相比,从事农业生产的中老年人健康状况较差;社会资本对中老年健康影响显著;年龄对中老年人健康影响呈“U型”,拐点在56岁;家庭收入对健康有正效应,而医疗支出的效应为负;参加新农合的中老年人健康状况较差,说明其参合行为可能存在道德风险。由此,建议关注农业生产者的身体健康,积极应对职业分化对农村人口健康管理的挑战,加强欠发达地区农村社会资本建设,切实提高农民收入以增强中老年家庭对疾病的抵御能力,并进一步完善新农合制度建设以防范道德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