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制与农村公共品供给“最后一公里”难题

后税费时期,国家向农村输入大量财政资源,通过项目制度向农村供给公共品。项目制度使得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筹资方式从“制度外”转向“制度内”,并且强化了公共品供给自上而下决策体制。自上而下决策体制使得国家无法通过项目制度有效获取农民的公共品需求,项目制度的利益协调功能和监督功能受阻,进而加剧了农村公共品供给“最后一公里”难题。项目制度的优化路径是改革资源输入方式激活基层组织,建立自下而上决策机制,化解农村公共品供给“最后一公里”难题。     

合作生产赋能农村环境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机制探讨——基于四川省D镇巷道环境整治的案例研究

农村环境公共服务有效供给是实现乡村生态振兴、推进共同富裕进程的基础。实践中农村环境公共服务供给面临着“国家悖论”下可及性短缺、内生性微弱、持续性不足等多重有效性困境,亟需“国家-社会”共同在场的机制创新以应对。通过对D镇实践的个案分析,发现作为赋能型供给工具的合作生产成功实现了对巷道环境的“良善治理”。其机制展现为：利用合作决议构建基于共识的供给价值场域,在推动纵向与横向价值关系整合与责任关联的基础上,激活主体参与供给的内生性动力;通过合作交付对服务资源开展结构化、捆绑利用和信息共享,实现资源有序编排格局,从而提升服务供给的可及性;通过合作管理创设“治理剧场”,将合作供给行为延伸至日常生活,实现服务供给成果的可持续性治理。研究启发实践应强化组织引导和行为助推,加强资源赋能与协作交付,推动制度嵌入与惯习塑造,从而实现农村环境公共服务有效供给。     

赋能式治理:乡村治理有效的实践逻辑与优化策略--以川南林镇为例CSSCI

基于川南林镇的治理创新实践,结合授权赋能理论,从结构赋能、心理赋能与领导赋能三个维度阐述乡村治理有效的实践逻辑与优化策略。研究发现:基层政府通过结构赋能即优化治理模式、重塑治理方式、创新治理理念和打造治理平台,为其实现有效治理提供制度支撑;通过心理赋能,将外在激励与内在激励有机结合,以增强各主体的效能感及其参与治理的内在动机;通过领导赋能,提升多元主体的治理能力,以促进其自主能动性的发挥。应从优化治理结构、强化治理激励、增强治理能力等维度进一步促进基层政府有效治理。     

旅游型村庄的制度赋能、社会资本和自治有效——以陕西省袁家村为例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和乡村旅游的不断发展,旅游型村庄越来越多,但其如何才能自治有效尚未得到充分讨论。构建了制度赋能-社会资本激活-自治有效的递进式分析框架,并以陕西省袁家村为例对所构建的框架进行验证。研究发现,旅游型村庄自治有效的实现离不开制度对社会资本的激活,被激活的社会资本能提高村民自治主体的积极性、自治过程的效率以及自治结果的效能：党建引领、协商决策和监督保障的政治制度能加强村庄内部主体间的信任;有序竞争、科学分配和共享互助的市场体系能打造村庄利益共同体,从而赋能规范;强化个体培训、培育社会组织和实施村规民约的社会治理机制极大地推动了村庄人际网络的建设。     

资源丰裕型地区文化赋能的发生逻辑——以广德市的发展转型为例

部分资源丰裕型地区面临发展瓶颈,充足的资源禀赋难以转化为经济产出和治理绩效,内生动力匮乏。文化作为一种隐性力量可能成为解释路径之一。从区域文化的结构来看,社会文化和行政文化构成文化赋能的2种进路。行政文化的培育不但在微观层面的科层结构内部发挥效率优化的作用,还在宏观层面引领社会文化的发展,进而激发社会活力。行政文化与社会文化在区域内部相得益彰,互为补充,形塑了同构性的区域整体性文化,这一过程展现了文化赋能的行政逻辑、政治逻辑和整合逻辑。区域内部形成的内生动力使得人的能动性、创造性得到充分激发,经济发展绩效得以提升。     

文化资源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路径探析——以肇庆古蓬村古祠建筑群为例

乡村要振兴,文化是灵魂,文化赋能可以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内部驱动力和哺育支撑。乡村文化资源作为优秀乡村文化的外化象征物,对其保护与利用是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肇庆市古蓬村是广东省重要古村落之一,深具文化资源赋能潜力,在对其古祠建筑群文化资源进行SWOT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文化资源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路径方案,找到文化资源与乡村全面振兴的同振点,激活二者间的实践路径,为新时代美丽乡村蓝图的绘就增添文化助力。     

依赖与自主：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创新实践与逻辑建构——以北京市C区社会组织发展服务中心为例

枢纽型社会组织是中国特色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以北京市C区社会组织发展服务中心为例,探讨了枢纽型社会组织以策略性自主超越结构性自主,推动对称性、共生性依赖的均衡基层社会系统建设的创新实践与逻辑建构。C组织的多元策略核心在于通过组织培育、社区增能、商业协同、科技支撑等方式与基层社会紧密相连,尤其寻求与国企之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由此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政府权力优势主导的政社关系,成为政府、社区、企业之间的中介,并联合三者形成合作制衡态势。未来要进一步推动均衡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理想模型是建立党的社会组织管理部门,协调政府相关部门给予行政支持,依托枢纽型社会组织建设专业社会组织体系和互助合作-社会经济体系,实现党领导的更广泛的居民共治。     

结构嵌合与关系重塑: 数字技术何以有效赋能城市基层治理——以 S 市 Z 街镇 “一网统管” 为例

数字技术的快速迭代和创新应用推动了城市基层治理变革，数字技术如何作用于城市基层治理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基于技术嵌入理论视角建构_“结构嵌合-关系重塑_”的分析框架以揭示数字技术赋能城市基层治理的底层逻辑，并结合S市Z街镇_“一网统管_”的治理实践进一步剖析数字技术赋能城市基层治理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技术通过结构嵌合重塑权力运行机制、柔化条块分割边界缓解城市基层治理的结构性困境；通过关系重塑链接政社边界及联通部门界限促进基层协同共生网络的形成。此外，综合S市_“一网统管_”赋能基层治理的调研材料发现，数字技术在赋能城市基层治理过程中还存在数字_“悬浮_”及_“政民互动_”实效不足等现实困境。     

摆动型生计：生计能力视域下的生存策略选择——以重庆市M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为例

易地扶贫搬迁背景下,生计能力显著地作用于搬迁户生计策略的选择。作为集主动性与反抗性于一体的分析范式,生计能力源于脆弱性与可持续生计研究中关于适应能力的探讨,是内生能力与外在资源赋予能力的结合体,是由能力与过程组合而成的能力结构。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发展中,生计能力成为影响搬迁户脱贫致富的重要机制。搬迁户虽面临无土安置与行动能力低下的生存挑战,但易地扶贫搬迁提升了他们的自主选择能力。在选择与调适的过程中,受限于生计能力,搬迁户选择钟摆式流动的生存策略。通过此种方式,他们以生产性要素的“复制”与“转化”应对生计困境,较好适应了新环境,形成一种摆动型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