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主任受教育程度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

村主任受教育程度既关系到基层人才队伍质量,也影响着农民生产生活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基于2014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面板数据,分析村主任受教育程度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当更高受教育程度的人当选村主任,能显著提高农民家庭的人均总收入,并且在农民收入多元化发展和农民群体内部异质性并存情况下,村主任增收渠道和效应产生了不同的受益群体,能够显著增加种植大户的人均农业收入和低收入农民家庭的人均非农收入。在山区等信息封闭的地区,更高受教育程度的人当选村主任对农民家庭收入及结构影响更明显,能增加山区农民家庭人均非农收入和人均财产性收入,减少其人均救济低保收入。建立健全农村人才引进与激励机制、对不同资源禀赋和区位条件的农民家庭分类施策、因材施策,对于乡村人才振兴与减少相对贫困、提升农民家庭收入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为农村居民带来“数字红利”了吗?——基于长三角县域的实证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技术相结合的产物，是衔接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桥梁。基于2014-2020年县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长三角地区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通过推动县域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加；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存在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的非线性影响，呈正相关且边际递增的关系；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较高收入组存在“数字红利”,但是对较低收入组的影响不显著。研究的政策启示主要有：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满足农村“尾部群体”的金融需求；充分发挥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三产融合发展的作用。     

邻里效应对农民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基于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通过构建贫困脆弱性测量模型和Manski社会互动效应模型实证研究邻里效应对农民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整体上我国农村地区贫困脆弱性处于较低水平，2017年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较2015年有所提高，同时呈现不同区域和个体具有显著差异、非贫困群体中存在高脆弱性群体的特征；贫困具有邻里效应，邻里效应对农村居民当期贫困状态和未来贫困状态均产生显著不利影响，个体关联效应与社区情景互动效应对贫困与贫困脆弱性发挥不同程度的影响；邻里效应对农村居民提高家庭人均纯收入发挥显著阻碍作用，对低收入群体发挥的阻碍边际效应明显高于高收入群体；邻里效应对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影响存在明显区域差异，东北地区邻里效应对贫困脆弱性不具有显著影响，在西部地区邻里效应对贫困脆弱性加剧边际效应高于其他地区。     

我国连片特困地区人力资本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

本文研究了我国连片特困地区农民人力资本对家庭收入的影响。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结果表明:农民个体层面的受教育程度对收入具有最大的正向影响,同时农民的健康状况对收入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民家庭层面的劳动力人数对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而老人数和小孩数对收入影响显著为负;从农民收入来源看,仅以种植业和"子女赡养"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民收入显著低于其他来源的农民收入;同时贫困地区的自然条件和基础设施对农民收入影响显著。     

收入对老年人抑郁水平的非线性影响研究——来自CHARLS数据的经验证据

文章采用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实证分析收入对老年人抑郁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收入的增加，老年人的精神抑郁水平显著降低。多重门槛回归估计结果表明， 收入对老年人抑郁水平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收入的影响呈现非线性，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收入对老年人精神健康的影响水平降低。进一步研究显示，城市老年人和男性老年人具有更高的收入门槛值，同时农村老年人和男性老年人表现出更加复杂的非线性变化。建议提高老年人保障水平，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开发老年人力资源，保障低龄老年人群体再就业；鼓励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提供非现金方式的社会支持。     

共同富裕视角下数字基础设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目的/意义】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推动城乡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视角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决策支持。【设计/方法】基于数字鸿沟的视角分析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构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指标评价体系，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考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机制及异质性。【结论/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并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深入分析其中的机制发现，由于存在数字鸿沟，数字基础设施有利于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但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促进效应还尚未显现。对全国分地区样本检验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在西部地区、非沿海地区更为显著，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沿海地区不存在显著影响。最后，采用门槛模型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存在非线性效应，当教育达到门槛值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当农村金融发展低于第一门槛值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当达到第一个门槛值和第二个门槛值之间时，数字基础...     

农民工子女初中后阶段教育需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随机调查学生样本数据,选取一般多元Logit模型对农民工子女初中后阶段教育需求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工子女进城方式和进城上学目的,农民工子女家庭决策者文化水平、月收入、就业地区和职业,农民工子女就读学校教育条件、城里学校老师重视程度等,成为影响农民工初中后阶段教育需求的重要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应提高农民工收入水平,提升农民工文化水平,改善农民工职业流动,加强对农民工子女的关爱和重视等政策建议。     

用水协会对农户家庭收入影响研究

基于江西省307份入户调查数据,运用处理效应模型克服农户参与用水协会的选择性偏差问题,分析用水协会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第一,用水协会能显著增加农户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参与用水协会的农户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显著高于未参与用水协会农户的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第二,校正了选择性偏差后,用水协会对农户家庭收入的促进作用更大。第三,家庭劳动力数量、经营规模对农户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均有显著影响,其他因素的影响存在差异。     

子女数量对农村妇女非农就业的影响——基于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分析

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模型,从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维度实证研究具有不同子女数量的家庭对农村妇女非农收入的差异化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技能、照料帮助、地区效应等变量外,子女数量依然严重影响农村妇女的非农收入。组群差异结果表明：子女数量增加对农村妇女非农收入的提高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独生子女家庭的农村妇女收入是多个子女家庭的1.57倍;多子女家庭的农村妇女非农收入比独生子女家庭的低14.27～16.14个百分点,两个子女家庭比独生子女家庭低12.61～13.34个百分点;每增加一个子女,农村妇女非农收入下降8.7个百分点,两个子女家庭比独生子女家庭低7.3个百分点。     

农户产权抵押借贷行为及对家庭福利效果影响分析

文章以我国西北地区产权抵押试点地区农户2013年的调查数据为样本,研究分析农户产权抵押融资借贷及其福利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农村产权抵押借款对于农户家庭的福利效应显著,农户借款促进了农户家庭收入的增长并带动了农户家庭生产支出的增加;目前我国西部地区形成的两种产权抵押融资模式对于农户福利水平的影响不同,农户自发、自下而上推动的抵押融资模式对农户家庭农业收入及年收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政府主导、自上而下引导的抵押融资模式对于农户非农收入具有显著拉动作用;此外,土地规模化经营模式能有效促进农民增收。     

城镇化、工业化促进城乡收入差距收敛了吗?——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检验

基于Hansen的面板门槛模型,采用中国1997—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构造非线性面板门槛模型,可研究城镇化、工业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关系。结果表明城镇化、工业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特征,在城镇化水平低于较小门槛值时,城镇化的发展会显著地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但是当城镇化水平越过较高门槛值,达到高城镇化水平时城镇化发展则会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低工业化阶段工业化的发展显著地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当工业化发展到高工业化区间时会显著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因此,城镇化、工业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均呈现出"倒U"型关系,在初始阶段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是随着城镇化、工业化发展水平的提高终将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并且收敛效应会逐渐增强。     

子女性别对家庭房产配置的影响——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年数据，利用工具变量、基于Tobit模型探讨了子女性别对家庭房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每多抚育一个男孩，家庭持有房产套数将显著增加，且家庭房产价值额及持有房产面积同步显著增加。基于家庭男孩比例指标展开的回归结果亦一致、稳健。子女性别对家庭房产配置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有18~34岁适婚成年子女的家庭和中等收入家庭。动因分析表明，相较于子女教育，男孩越多或男孩比例越高的家庭以子女结婚为目的新购住房的比例显著增大。应警惕由子女性别差异引致的房产增持降低家庭资产多样性，进而引发家庭短期抗风险能力下降。     

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基于湖南省革命老区的实证检验

基于互联网OTA平台景区销售数据综合测算县域旅游发展水平,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探究2019—2021年湖南省革命老区县域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区域异质性。结果表明：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扩大-缩小-扩大”的“N型”趋势双重门槛效应;在同一发展时期,旅游发展对农村居民的增收效应要略高于城镇居民;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直接作用于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经济发达县旅游发展更利于缓解城乡收入差距;县域旅游发展水平差异导致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也具有差异性,旅游发达县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作用更明显。据此,地方政府应因地制宜制定旅游发展规划,积极探索多元化产业振兴机制并培育壮大特色产业,发挥旅游联动效应,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数字金融改善了收入不平等状况吗？——基于创业的收入与就业效应研究

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金融所推动的金融普惠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重大且深远的。从家庭（个体）与地区层面出发,探讨数字金融对家庭收入不平等与群体收入不平等（Theil指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有助于家庭开展创业活动,通过创业的收入效应显著改善家庭收入不平等;数字金融有助于地区创业活跃度的提升,通过创业的就业效应显著改善群体收入不平等。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更有助于农村家庭开展创业活动,实现了创收机会均等化,尤其是更有助于高人力资本或低社会资本的农村家庭通过创业实现家庭收入不平等改善。以创业的收入改善效应与就业带动效应为切入点,研究数字金融的收入分配效应,有助于推动我国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乡村振兴背景下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及机制分析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推动了农村数字化的发展，互联网已然成为影响农户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工具。利用2015年中国综合状况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显著提高了农户家庭总收入，采用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及利用倾向值匹配纠正样本选择偏差后，互联网使用的增收效应依然存在。同时，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随着农户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互联网所发挥的正向作用呈现出U型走势。异质性检验发现，青壮年与中等教育阶层家庭收入对互联网使用更敏感，互联网使用对其家庭收入的积极效应更大。影响机制发现，互联网使用通过增加农户人力资本与拓展社会资本作用于农户家庭收入。因此，不断推进农村数字化建设与提高农户互联网普及率，有助于农户家庭增收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     

新农保对中国农村家庭收入的促进效应

基于微观调查数据,对新农保制度能否促进农村家庭的收入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参加新农保和参保人数越多都会使得中国农村家庭的纯收入与人均收入显著增加。基于异质性考虑的研究发现,无论是纯收入还是人均收入,收入越低的家庭,参保对家庭收入的促进效应就越大;而且参加新农保缩小了不同收入家庭的收入差距。     

农村家庭收入差距与农民子女教育获得——基于“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运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数据，针对农村不同收入群体，解读农民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因素。得出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对子女教育获得影响有差异。农村家庭收入的提高，可以降低父母因素、性别偏好和健康因素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但不能降低区域间教育资源不均产生的教育获得差异。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要瞄准重点群体，对准关键要素，通过提高农村家庭收入、促进区域间教育资源均衡发展、健全学生教育资助制度，去除农民子女教育获得代际传递的恶性循环。     

土地流转与农村家庭收入差距：家庭发展视角下的经验探讨

土地是农村家庭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土地流转是农村家庭在城镇化进程中生计转型的重要标识,直接影响其收入。基于产权调整逻辑与家庭发展理论,利用课题组2018年全国农村调查数据,以及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采用倾向值得分匹配、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检验了土地流转对农村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整体而言土地流转的制度设计对缩小农村家庭收入差距具有积极作用,土地转出显著缩小了农村家庭收入差距。同时,土地流转对家庭收入差距的作用受到家庭发展特征的影响。家庭发展目标、代际联系与家庭生命周期从不同的路径影响了土地流转缩小收入差距的积极作用。探讨土地流转对农村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需要结合自上而下的产权路径与自下而上的家庭发展路径进行综合考量。     

决策行为视角下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来自湖北省东部9县(市/区)的证据

基于湖北省东部9县（市/区）的农户调研数据,分别运用经济学模型、逻辑回归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模型解释农村土地流转的动因,分析农户土地流转决策的影响因素,并检验农村土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收入水平与收入结构的影响。研究表明：户主文化程度、土地经营面积、农业劳动力人数、政策认知和产权认知对农户转入土地从事规模经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户主年龄、经营类型、养老保险和政策认知是农户转出土地从事非农活动的主要诱因。土地转入和转出均有利于提高农户家庭收入,与非流转户相比,转入户和转出户的家庭收入增长率分别为12.74%和7.57%。农地流转的增收效应在转入户和转出户之间具有显著的结构性差异,前者的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对家庭增收的贡献率分别为62.87%、26.24%、9.05%和1.84%,后者的贡献率分别为-52.41%、86.99%、25.09%和40.33%。由此提出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的政策建议：提高土地产权制度激励效应、培育农村多种新型经营主体,并针对不同经营类型的农户采取多元化的农地流转和劳动力扶持政策。     

收入不平等、有效需求与区域创新——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为考察收入不平等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在线性关系、非线性关系和存在空间效应的假设下分别估计了固定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得出了以下研究结论：1收入不平等并不直接对区域创新产生影响，而是通过有效需求间接影响区域创新；2现阶段，收入不平等已经对区域创新产生了不利影响，而这一不利影响主要是通过需求规模传导路径实现的；3收入不平等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单一门槛效应；4区域创新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但即使考虑空间效应，本文的结论依然稳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