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诗歌在西方的译介与传播——以阿瑟·韦利译介《洗儿戏作》为例

20世纪英国著名汉学家阿瑟·韦利自1918年推出英译中诗选集《汉诗一百七十首》后,便在西方一举成名。在该集170首古诗中,韦利只译介了宋代文学家苏轼唯一一首诗歌《洗儿戏作》,这与苏轼本人在世界上的文学地位极不匹配。原来这与阿瑟·韦利所处的20世纪初期英国译介中国古诗的情况、与他本人对中国古诗的主观见解、译诗标准等因素密切相关。分析韦利译苏诗的特点,挖掘其只译介苏轼《洗儿戏作》的原因并梳理韦利译本的流传情况,便于窥见20世纪早期的英国甚至整个西方对中国古诗的译介倾向,以更有利于中国古代诗歌在当代走向世界。     

《剑侠传》和《续剑侠传》

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中,侠义小说是一个重要方面。而《侠剑传》和《续侠剑传》两部文言短篇侠义小说集,则是研究古代侠义小说的渊薮,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     

转型期文学译介的文化选择意向和模式——《新小说》和《译林》的个案分析

清末和改革开放时期是小说翻译的重要转型时期。《新小说》(1902—1906)和《译林》(1979—1989)分别作为两个时期的代表性期刊,在翻译过程中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为了展现特殊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的微观生态,揭示两者差异的根本原因,对两者在源语国选择、译介类型、译入文体和译介策略四个方面所表露的文化选择意向和翻译模式进行对比分析是非常必要的。这有利于正确评价两个时期文学翻译的功绩和缺陷,丰富中国的文学翻译史,同时对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融合和以后文学翻译的发展也具有借鉴作用。     

多丽丝·莱辛太空小说在中国的传播与研究

太空小说《南船座中的老人星：档案》是多丽丝·莱辛的重要作品,在国内外都备受争议,不受国内学者重视。太空小说在国内的译介、简介与传播,以及由此引发的研究与接受,是莱辛与中国文学界对话的组成部分。2000年后,中国学界逐渐认识到莱辛太空小说的重要性,英国文学史等专著相继介绍了莱辛及其太空作品;2008年后,国内学者开始关注这些小说,出现译介,相关研究逐渐展开。但国内莱辛太空小说研究存在不足,期待更多关注。     

谭恩美在中国的译介及研究概况

华裔美国文学的杰出代表谭恩美,是最早被译介到中国的华裔美国作家之一。自从谭恩美的小说《喜福会》被引入中国以来,中国学者对谭恩美的研究持续不断,但是对谭氏作品的译本进行系统翻译研究的工作尚处于萌芽状态。目前还没有学者对谭氏作品的译介历程进行详细的梳理与评述的先例,本文拟对谭恩美作品在中国大陆包括台湾地区的译介及其研究情况进行系统的回顾,包括考察译介数目、出版社、译者、译介特点及接受情况,勾勒谭恩美在中国的译介图谱,进而探究华裔美国文学翻译存在的问题,以期拓宽研究视界,引起学界关注。     

意识形态作用下译作的变形——《格列佛游记》在中国的译介

英国讽刺大师乔纳森.斯威夫特创作的《格列佛游记》是一部公认的政治讽刺小说代表作。然而,这部小说自20世纪初被译介到中国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误认为是儿童文学经典之作。以翻译操纵学派代表人物安德列.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为基础,对《格列佛游记》在中国的译介情况进行梳理,可发现促成译作变形背后的社会意识形态因素。     

中国古代历险记小说论纲--以《西游记》为中心

我国古代同样存在着历险记小说类型,它的发生与游记有密切关系。《西游记》、《西洋记》、《镜花缘》在历险记小说演变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小说家根据文献记载来虚构和想象异域风土人情,寄寓对中国现实的思考与讽谕。与西方同类小说不同,我国古代历险记小说常写群体历险,多采用人物连缀故事的结构方式。     

略谈《世说新语》的文体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世说新语》的文体争论不休,有学者认为它符合现代小说的标准,应归属于现代意义上的小说;还有些学者认为它是中国古代小说,导致这个争论的根本原因是古今对小说的概念有不同的认知,以及《世说》本身所具有的非单一性的文体特征。本文将从中国古代小说的概念和现代小说所具备的要素来分别说明《世说》的文体,归纳出它不具备现代小说的基本要素,明确它应归属于中国古代小说。     

《桃花源记》与小说源流

陶渊明一生创作了大量恬淡自然的田园诗和被人称颂的散文。他似乎在小说创作方面没有留下具体篇什，“陶渊明与小说”这个课题极少有人涉足。事实上，陶渊明对古代小说创作产生过一定影响。本文以《桃花源记》为例作一探讨。     

李渔《十二楼》与吴敬梓《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之比较

讽刺艺术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着重要的位置。本文将两部古代小说：李渔的《十二楼》与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作一比较，寻觅其间的异同。     

生活史视阈下的中国古代小说史书写——熊明先生《中国古代小说史论》述评

自"小说界革命"以来,在现代学术立场下,学术界出现了众多的中国古代小说史著作。这些小说史著,因理念局限,几近千篇一律,实际上没有完整、准确地呈现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历史。熊明先生的《中国古代小说史论》,在生活史视阈下重写中国古代小说史,以重返中国古代小说产生、发展的历史现场为书写理念,以中国古代小说的特殊品格的发生与演变为重心,通过多角度、多线索的立体考察与研究,书写出一部全新的中国古代小说史。     

宾为霖《天路历程》汉译评介

宾为霖是英国长老会第一位来华传教士，他的《天路历程》官话和文言译本采用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译介方法，其译介目的是向中国读者介绍书中所描摹的一种理想的人生追求模式，译介态度友善而认真。     

近代来华传教士对《三国演义》的译介——以《中国丛报》为例

作为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英文期刊之一,《中国丛报》刊载了大量译介中国古典文学的文章,其中便有对《三国演义》的译介。从原始资料的考察与细读入手,详细分析包括郭实腊、美魏茶等在内的来华传教士对《三国演义》有关内容的译介,能够进一步探讨其译介特点及译介意义。     

《呐喊》与西方文学小说文体特性比较

鲁迅在对外国优秀文学研读、译介的同时，博采众家，取其所长，形成自己独具一格的小说文体。本文从《呐喊》小说文体的诗歌性、散文性和戏剧性三个方面透视外国文学对鲁迅的影响和启迪，并指出鲁迅小说文体的创造性和超越性。     

从肉体之欢到灵魂之爱——中国古代爱情小说的三大里程碑

崇高的爱情观不是一个民族天生就拥有的,而是在民族发展中逐渐习得的。中国古代诗歌中虽有歌颂爱情的不朽篇章,但与政治诗、山水诗相比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而且因抒情文体的限制,不如小说中表现的爱情叙事规模宏大、淋漓尽致。《金瓶梅》《聊斋志异》《红楼梦》是中国古代小说中充分展现爱情观念的三部巨作,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金瓶梅》大力宣扬了一种肉体之欢、感官的盛宴,其间流露的真情散发出了人性美的光芒。《聊斋志异》中展现了爱情中肉体之欢与灵魂之爱的冲突与较量,虽然前者比例大,但不乏痴情之人的光辉形象,充满对真情的歌颂与追求。《红楼梦》完成了对中国古代爱情观的大力提升与终极塑造,展现出优美、纯净、高尚的灵魂之爱。     

评《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女性问题研究》

研究妇女问题既具有学术价值，同时也具有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女性问题研究》以中国古代小说为基础材料，对中国古代女性的不幸命运和涉及女性的诸多问题，进行了相当全面、深入的评述和研讨，具有以史为鉴的作用。     

拂去历史的沉沙——纪德的《访苏归来》与中国

法国著名作家安德烈·纪德的作品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被译介到中国。并且颇受关注。但解放后30多年一直销声匿迹,直至80年代才有复苏。在纪德与中国的这种文学关系中，他的游记《访苏归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文体论三部曲——川本荣三郎的《儒林外史》研究

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日本学者往往有独特的视角和方法。本文主要对川本荣三郎关于《儒林外史》文体研究的三篇论文进行介绍和评述,认为他的研究观点虽然不是很新,但是在研究中的三种意识对我们的古代小说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一是语言意识——文体研究与语言分析的结合;二是历史意识——文体研究与纵向比较的结合;三是文体意识——思想解读与文体分析的结合。     

中韩政治小说译介的同异——以中韩译本《经国美谈》比较为中心

20世纪初,中韩两国译介政治小说蔚然成风,两国有志之士出于政治主张的需要译介了大量的政治小说。从具体内容看,中韩译介的政治小说《经国美谈》在比较研究方面具有一定可比性。两国除了出于功利主义的文学观翻译了该小说之外,还根据各自的历史情况,增减删改了部分内容,因此我们有必要系统地研究中韩译本《经国美谈》之异同,这有助于促进对中韩政治小说各自特色的理解及其原因的解释。     

论阿瑟·韦利《诗经》翻译中的人类学探索

在西方,阿瑟.韦利(Arthur Waley)的译本在《诗经》的7个英语全译本中,是视野较为独特而影响较大的,在世界上几乎与英国传教士理雅各的译本齐名,在我国翻译界也被誉为《诗经》翻译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之一。韦利的独到之处,在于其在翻译过程中广泛采用了文化人类学视角,故诸多译文读起来颇有新意。与此同时,这一视角也使得他对部分诗篇内容过于穿凿,致使不少译文出现了失误。这种现象很有翻译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