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博弈走向共治: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多元协同治理——以浔龙河生态艺术小镇为例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随着优化农业经营体系的进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快速崛起,多元利益主体博弈的多中心供给格局逐渐形成。对标公共行政治理理论中的政府与市场、社会、公民的关系,以浔龙河生态艺术小镇建设为案例,研究发现：在政府作为公共治理核心和主导的“元治理”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社会、农民等多元主体的力量,以基层政府为平台,整合多方力量的“政府+”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模式能够有效促推乡村振兴发展。     

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协同治理的规范构造探析

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的国家公园建设起步较晚,但是具有后发优势和鲜明特点,是成果最丰富、进展最迅速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领域。在国家公园的建设和管理过程中,因其多元的治理主体和复杂的治理内容的实践需求,要实现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的高质量发展目标,协同治理是唯一可行的路径。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元协同治理模式及其构造,涵盖了多元主体、多元方式、多元治理机制3个主要方面。其中,多元主体在我国国家公园协同治理中处于基础地位,这些主体涉及处于领导地位的政党、各级政府、国家公园管理机构、一般社会公众以及包括特许经营企业和社区居民在内的特定社会主体。在治理方式上,多元主体之间在推进国家公园治理过程中,通过管理机构与所在地方政府、社区居民、社会公众的横向协同,以及政党与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纵向协同,进行互动、交流、协调,形成治理的合力。在治理机制方面,我国国家公园的协同治理机制主要由沟通协调机制、利益平衡机制、信息共享机制以及约束监督机制等核心机制构成。     

基于三维空间的城市社区韧性治理——以W市D社区的经验为例

韧性是为了应对复合型灾害风险而产生的治理理念。由于灾害或风险往往都是在社区层面被首先感知，因此理解社区韧性治理对有效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将社区视为由物理—社会—信息组成的三维空间，通过深入分析D社区应对某突发公共事件治理行动，识别基于三维空间的社区韧性关键要素，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社区韧性治理机制。主要结论如下：第一，“物理空间保证硬件水平”和“社会空间约束服务目标”使信息空间得以拓展，并为多元主体提供了新的合作治理空间；第二，以“党建引领+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三维空间耦合式协同发展是中国城市社区韧性治理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共享经济背景下社会养老服务协同治理模式研究

面对我国日趋严重的人口老龄化现状,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社会养老服务已成为政府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和促进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举措之一。然而,在社会养老服务协同治理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供需不匹配、协同治理主体间职责不清等诸多问题。为了破解这些问题,提高社会养老服务协同治理的有效性,借鉴共享经济中的组织管理理念和方式,并基于SFIC模型尝试构建一个共享经济背景下社会养老服务协同治理框架。在这一治理框架下,政府可以采取转变治理理念、构建激励与约束机制、拓展多主体治理联动共享机制,以及强化协调和监督机制等策略推动社会养老服务的发展。     

乡村治理的组织基础:一个分析框架——基于安徽钟鸣镇“村企发展联合党委”案例的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在乡村结构转型和社会变迁背景下,乡村振兴面临内生性能力不足的挑战,需通过共建共治共享的合作性治理凝聚乡村振兴合力。合作性乡村治理以乡村社会多元主体的利益联结为前提。通过对安徽省铜陵市义安区钟鸣镇“村企发展联合党委”的考察发现,基层组织重塑重构了乡村社会秩序、信任机制和公共领导力,这对促进多方参与的合作性乡村治理具有基础性作用,而联合党委作用发挥的关键在于实现了村民生产生活目标、企业的营利性目标、基层政府的公共目标与组织目标的利益联结。本文由此尝试构建了“组织重塑—利益联结—合作性乡村治理”的分析框架。在此框架下,实现合作性乡村治理要注重组织基础,通过组织重塑合理界定与规范基层政府利益、尊重与实现企业利益、保障与发展村民利益,可以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带动乡村富民产业发展,构筑多元一体和互利共享的利益实现机制等,这些共同构成了多元主体共同繁荣发展的合作性乡村治理的基本框架。     

网络舆情泛道德化：伴生危害、形成逻辑与治理策略

在互联网加持的快信息时代，重大突发事件容易引发网络舆情的泛道德化，给国家治理带来危害，包括加剧公共治理难度、弱化公众理性思考力、导致舆论监督失焦等。泛道德化是思维、环境、机制等多方面要素在网络舆论场中互相影响的产物，其表征为当事人身份标签化、叙述表达偏见化、评价标尺非理性化、情绪抒发负面化等。公众心态受失德事件引发、媒介推波助澜而走向群体“极化”,技术机制的缺陷造成网络舆论的弱把关，最终形成网络舆情的泛道德化现象。应建立由政府主导、纳入公众参与、增强多元协同的治理机制，包括：增强治理主体多元化，寻求泛道德化舆情治理的价值共识；搭建多元主体德育交流平台，建立泛道德化舆情协同治理机制；构建智能化道德引领平台，合理开拓泛道德化舆情治理中的技术赋能。     

粤港澳大湾区跨域协同治理创新模式研究——基于前海、横琴、南沙三个重大合作平台的比较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是“一国两制”框架下的跨域治理范畴。作为探索粤港澳大湾区跨域治理创新的三个重大合作平台，前海、横琴、南沙在治理主体、治理手段和治理机制三个方面表现各不相同，形成了强调法定机构治理的“前海模式”，强调政府政策工具的“横琴模式”以及强调社会复合主体治理的“南沙模式”。对三大平台跨域治理实践模式的比较分析表明，权责定位和利益关系、任务型功能治理、政府注意力差异性，决定了三大平台跨域治理实践的主体、手段和机制各有侧重。因此，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跨域治理模式创新，需要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跨域合作治理体系，需要创新运用行政、法律和市场综合手段的治理模式，需要建立从政策制定到执行再到评估的系统完备治理机制，还需要深化前海、横琴、南沙三个重大合作平台协同联动，推动粤港澳全面合作向纵深发展。     

多元主体评估模式：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发展方向

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而由政府、利益相关者和第三方等主体构成的多元主体评估模式是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必须坚持的发展方向,它对增强稳评主体的独立性、实现稳评过程的民主化、提高稳评结果的科学性具有重大意义。然而,建立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多元主体评估模式在实践中还面临着政府自闭性与其他主体稳评意识不强、多元主体稳评能力不足、制度保障缺乏等现实障碍。通过重塑政府治理理念和强化其他主体的稳评意识、提高多元主体参与稳评的能力、健全多元主体参与稳评的制度体系,可以有效构建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多元主体评估模式。     

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补偿政策：农户偏好及其社会福利分析

基于农户偏好设计和优化多元化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补偿政策是有效激励农户参与回收的关键。利用陕西省4个县8个乡镇1060户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选择实验和随机参数Logit模型分析农户对多元化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补偿政策的偏好，并且评估纳入农户偏好的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补偿政策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表明：农户愿意接受多元化的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补偿政策，并且偏好补偿方式为补偿现金、更高的额外工时补偿、任意补偿依据、有精神奖励和相关技术指导的多元化补偿政策；不同农户对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补偿政策内容的偏好存在显著差异；年龄越小、受教育年限越长、家庭耕地面积越少、家庭年收入越多、家庭兼业程度越高的农户更偏好于选择参与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补偿政策；实施农户偏好的多元化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补偿政策后，陕西省农户的平均补偿剩余为193.19元/户·年，社会福利整体增加14.8亿元。提出未来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工作可以考虑与农业技术培训项目相结合；尝试多种补偿形式/依据的耦合运用，提高补偿政策的效率和降低执行成本；优先鼓励部分农户参与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产生一定示范带头作用；参考社会福利评估结果进行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     

“开放政府”理论与实践对中国的启示——基于社会协同治理机制创新的研究视角

通过系统分析美国"开放政府"有关理论,具体研究美国"开放政府"实践的一个典型案例——"公众专利评审"项目,从项目产生的现实背景、项目的运作机制两个方面考察政府在协同治理中的作用与定位,并进一步总结出在开放公共数据情境下多元社会主体协同治理的机制规律,即有效激励与多元协调。中国创新社会协同治理机制的关键,在于加强五个方面的顶层设计,即开放机制、激励机制、协调机制、保障机制、评估机制,五个方面统筹推进,分布实施。强调当前中国社会协同治理协同机制创新的实质,就是要应用互联网技术平台,变革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推进社会信息公开,实现由社会广泛参与和多元合作的"多元治理",改善政府在多元治理结构中的宏观调控作用。     

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应然逻辑、政治博弈与实现机制

协同治理是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以及公民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有效沟通、良性互动、积极回应与通力合作形成的治理格局。然而,由于有限理性、利己主义等原因,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过程中蕴含着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及社会公众等治理主体间的政治博弈,这必然将给协同治理的实现带来一定的阻碍。实现生态环境的协同治理,必须在各治理主体之间的政治博弈中寻求动态平衡,需要构建有效的承诺与合作机制、信誉机制、信息沟通机制、激励机制以及监督机制。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框架下的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适应行政民主化潮流和公共管理主体多元化发展趋势的必然产物,是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而协同学理论和行动者网络理论为推动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形成机制应着力于从主体互动机制、资源整合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监督惩罚机制和制度保障机制等五个方面进行系统构建,并从理念、机制和行动三个层面对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实现路径进行系统设计,即通过培育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理念,建立健全多元主体利益协调机制,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绿色绩效考核机制和全面推进多元主体环境信息公开共享等路径来推动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     

生态环境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三重逻辑分析

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发挥党委的领导作用和政府的主导作用,也需要发挥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等治理主体的重要参与作用,积极推动实现生态环境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完善生态环境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体系,构建多元主体间紧密联系、相互配合、彼此信任的生态环境治理共同体,凝聚生态环境治理合力,是实现生态环境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必然要求。生态环境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蕴含着科学的理论逻辑、深刻的实践逻辑和强大的价值逻辑,只有牢牢把握这三重逻辑,才能激发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生态环境治理新格局。     

乡村有效治理的微观实现机制研究——基于乡村危房改造项目的案例分析

治理有效的实现前提是找到适合特定组织环境的治理结构安排。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发挥主要受制于相关主体间的资源互动关系、基层政府的差异化约束和村治当家人的动员积极性。其中,不同要素发挥作用的大小因不同的地方治理结构而有明显差异。为此,需要在城乡共治的治理结构下构建基层治理单元与村级治理单元在国家纵向治理体系中的“协同制衡”关系,通过改善城乡共治框架下的治理结构,协调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建构多元主体主动参与的激励机制,提升乡村内生发展能力。     

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的危机学习-协同治理机制研究

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是我国“十四五”时期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重要内容之一,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特别是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中发挥了“协同增效”的特殊作用。社会组织在应急状态下如何进行危机学习以快速实现新的环境适应,如何与政府部门及专业机构合作,以协同形成应对突发事件的有效治理机制,这些都是应急管理和社会治理研究中需要关注的重点内容。以危机学习理论和协同治理理论为基础建立分析框架,系统研究了B市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的X社工中心“服务型”和Q基金会“资源型”的“危机学习-协同治理”机制。研究发现,多元主体领导机制及时调整是社会组织适应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件的前提,坚持需求导向、资源的精准对接是协同防控的关键,信息化危机学习与角色定位可有效提高应急处置的效率。当前,统筹协调机制尚不健全、政府职能部门的响应速度不够快、相关长效工作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影响应急管理中多元主体的良性互动和资源的有效配置。基于此,在制度建设方面,需建立社会组织应急响应机制以提高公共危机中政社协同的应对能力;职能发挥方面,应利用好社会组织的人才专业优势,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三方联动的应急管理协同治理格局。     

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形成机制

促进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有效合作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已有研究表明，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存在策略性特征，但尚未厘清达成合作的基本条件与形成机制。组织学理论普遍强调，组织间有关合作议题信息知觉的清晰性以及行为意向的一致性共同构成的“共识性认知”是实现合作目标的前提。温州市苍南县政府与当地印刷包装行业协会、印刷企业合作治理大气挥发性有机物（VOCs）的相关实践证明了上述理论推断。达成有效合作治理的条件在于，多元主体根据组织间有关合作议题的认知结果，自觉实现组织间规范结构和行为结构彼此嵌合、相互支撑。作为治理目标的利益相关方，合作行动过程中的多元主体通过秩序构建、意向生成、优势整合与行动调节四个机制，最终形成信息互通、知识互享、情感互融、行动互补、价值互惠的治理共同体。     

青少年社区矫正多元主体协同创新机制研究

鉴于青少年社区矫正的复杂性与艰巨性,随着青少年社区矫正的全面推广,其多元主体协同创新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多元主体协同创新机制的建立,需要在社会治理理念引导下,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社区多元主体的协调共同参与.具体而言,以社区矫正立法为核心,建立各部门之间的工作协调机制;建立立足社区的青少年社区矫正个人负责机制;建立政府购买的矫正工作服务供给机制.     

互惠共生:政府与农民互构式治理机制

政府与农民的互构式治理意味着乡村治理现代化和长期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实现,需要“自上而下”的政府治理与“自下而上”的农民参与双轨道有效耦合。研究以社会互构论为认知范式,以“互惠共生”关系为视角,以红岩村“村民议事会”作为案例,政府和农民的互构式治理过程呈现“强政府-强农民”的良性互构模式,以此化解乡村治理困境、创新基层民主治理,通过互构主体、互构动力、互构方式、互构域四个要素相互作用以达到互构式治理机制运行最佳效能。未来互构式治理机制的优化路径,需要坚持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实现赋权增能、强化政府治理与村民自治互动、加强文化和情感建设。     

乡村多元治理的规制困境与机制化弥合——基于软法治理方式

在多元共治的治理结构下,乡村治理的主体拓展至包括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农村社会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内的政府、农民、市场、社会等四维治理主体。随着治理环境多样、治理主体多元、治理关系多维,各主体间的利益协调关系也会变得更为复杂。多对利益关系间的交互形成了多种利益矛盾：社区自治与政府管理间的博弈、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抵牾、乡村治理文化与法律规则间的冲突。协调这些利益,单靠法律治理是不够的,需要将软法治理引入到乡村治理的实践中,选择自治、德治、法治相统一的治理价值,进而形成软法治理的双重参与机制、效力约束机制与耦合衔接机制,用以弥合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规制困境,进而推进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实现。     

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的构建与创新

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充分调动生态环境治理利益相关者的治理热情,协调多方要素,才能形成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合力,实现“政府主导—利益相关者的治理”模式的稳健运行。实现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必须在各治理主体之间的政治博弈中寻求动态平衡,完善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公众参与机制,使公众在参与中升华生态文明情感,践行生态文明理念。构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反馈机制,有效推进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与公众生态意识提升两者之间的优化与平衡。建立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监督机制,通过政府监督、企业监督和公众监督,以有效保证环境决策的有效贯彻实施。优化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传播机制,有效运用现代化传播话语体系,实现生态文明传播者与公众之间信息的互动共享,提升生态文明传播的实效性。健全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法律保障机制,构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法治保障“制度链”,为促进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司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