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视域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四维审视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开创的现代化道路在生态建设领域存在着内源性局限,要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质性转变需同时进行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的革命性变革。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西方资本主义主导下的生态理念在价值基点、思维模式、目标诉求方面都有所区别,在思维维度上实现了从“二元对立”到“辩证统一”的生态思维模式的转化;在价值维度上实现了从“利益至上”到“以人为本”的生态价值观的扬弃;在共同体维度上实现了从“单边主义”到“共建共享”的生态治理格局的超越;在实践维度上实现了从资本主义逻辑到社会主义逻辑的生态建设路径的转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社会发展提供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全球繁荣发展相统一的中国良治,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之治的现代化生态文明道路,是中国反馈给世界的社会主义新型现代化生态理论。     

《资本论》对资本逻辑的双重阐释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主题,是在把握资本的本质及其运行规律、揭示资本逻辑的同时超越资本逻辑。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根据资本的生产资料属性和社会关系本质,把资本逻辑阐释为相互规定的两个层次：一是以利益关系生产和再生产为中心的增殖逻辑;一是以支配关系生产和再生产为中心的权力逻辑。资本在自我运动中通过攫取自然与统治自然、价值增殖与生命操控、价值实现与欲望支配,完成了对物质系统、社会系统以及欲望系统的吸纳,成为不断增殖的价值和不断扩张的权力。正是增殖逻辑和权力逻辑的相互促进,资本发展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绝对主体”,呈现为不断上升的“双螺旋结构”,并最终塑造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政治秩序和文明形态。资本逻辑所包括的文明性和自反性决定了其被扬弃和超越的命运,同时也呼唤着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文明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创造及时代超越性

西方资本主义生态现代化之路向是以全球性生态空间修复策略、时间修复策略掺杂生态霸权主义谋划而展现自身的生态叙事合法性的。它所证成的合理性,实质上不过是资本逻辑的生态隐性呈现及非正义剥夺。拒斥“资本丛林”成为新的生态文明创造的基本方向。从实践的生态本体论、认识论以及价值论出发,以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为鹄的,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创造构筑了一个“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的生态伦理共同体”逐次展开的新路径。它摒弃人与自然对立关系的思维模式,建构了作为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生态主体性,塑造了以总体性环境正义为特征的伦理样态,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生态空间生产的时代超越。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创造的包容性与发展性为其能持续引领全球生态文明提供了可能。     

中国式现代化的正义之维及其对西方的超越

正义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整个人类实现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元素。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人民为社会主体,在拓展社会发展空间、破解社会发展难题、科学利用资本以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中维护社会正义,这是对西方现代化片面追求资本增殖所造成社会正义缺失的超越。中国式现代化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过程中,始终尊重全体人民地位平等和人格尊严,注重全体人民拥有平等机会参与现代化建设,在社会财富公平分配和社会发展成果共享中实现人际正义,这是对西方现代化贫富两极分化基础上人际正义缺失的超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在生态实践中坚持人的能动性与受动性的辩证统一,在树立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科学理念、变革不合理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以及在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治理的基础上促进生态正义,这是对西方现代化以牺牲生态环境而造成生态非正义性的超越。走和平与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直面国际交往困境,坚持以文明的交流互鉴超越文明的隔阂对抗,在积极推动建立新的世界体系中维护国际交往正义,这是对西方现代化走扩张与掠夺道路的国际交往非正义模式的超越。     

超越现代性的“阿克琉斯之踵”———论全球性生态正义的实现简

资本主义无限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性本能地推动了资本的全球化,推动了现代性的过度膨胀。全球性生态危机是追求现代性的“自然”结果,而全球性生态危机呼唤马克思生态正义的“拯救之手”。全球性生态正义不能仅仅停留于“话语讨伐”。要实现全球性的生态正义,超越现代性的“阿克琉斯之踵”,应重估自然价值,增强全球性生态正义意识;改变异化现代性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确处理各方面生态利益关系;依靠法制规范生态权利与义务关系;超越制度藩篱,实现全球对话与协商,采取共同行动;追求新的生活方式,努力创造超越现代性的新文明类型。     

恩格斯生态自然观及其当代启示

恩格斯在吸取黑格尔“合理内核”和费尔巴哈“基本内核”的理论基础上，以自然-人-社会的协同演进关系作为基本问题，运用辩证思维方式，批判了机械论自然观，从思想上整合和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从行为上遏制了人类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过度掠夺与开发，阐释了生态自然观。在当代中国，恩格斯的生态自然观为构建生命共同体、建设生态文明奠定了认识论基础和方法论指引。     

“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世界意义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客观逻辑进路,不仅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案,而且为资本主义现代化利用资本提供了可资参考的蓝本。在人类现代化历史发展进程中,资本始终是绕不开的关键范畴,围绕如何对待资本形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现代化模式。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视野中,马克思贡献了扬弃资本的理论,列宁接续进行了扬弃资本的实践探索,中国共产党在顺应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基础上,以“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确立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的探索,为人类现代化贡献了超越资本轴心的文明新形态,为后发国家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现代化道路,为世界历史和平发展型塑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国际秩序,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的发展,全面彰显了世界意义。     

马克思生命观的生态意蕴及当代价值

生态危机作为资本逻辑全球扩张的结果，由于威胁到个体生命安全进而上升为全人类关切的话题，人与自然“双重异化”构成马克思生命观的批判逻辑。马克思生命观以“现实的人”为逻辑起点，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生态危机的根源，最终价值目标指向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解”，马克思生命观逻辑架构中蕴含的生态意蕴丰富了个体生命存在的内涵。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背景下，马克思生命观的生态意蕴价值体现在如下方面：关怀个体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自觉增强个体源于自然的美好生活体验；引领主体的绿色生产和生活实践。     

“一带一路”对西方现代化的超越与重构

“一带一路”倡议十年的实践表明,中国不仅深化了与共建国家在各个领域的合作,也成功探索出一条高质量发展道路。在理论意义上,“一带一路”倡议实现了对西方经济理论以资本逻辑为中心的超越、对西方生态理论以生态危机为本质的超越、对西方帝国主义理论以霸权统治为目标的超越,重构了西方现代化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帝国无序布展的世界体系。当今世界的全球化是各国共同发展的全球化,要实现“一带一路”引领世界包容性现代化进程,就要建立互利共赢发展共同体、绿色生态共同体、求同存异共商共建共同体,以推动全球治理模式和全球文明范式的发展变革。     

生态危机的资本逻辑根源探究

当下,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与资本逻辑不无关联,资本逻辑是异化生产、过度消费、理性计算和全球扩张的逻辑。资本的异化生产将自然界仅仅作为"有用物"加以掠夺;过度消费形成了对自然资源的透支;理性计算过滤掉了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全球扩张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殖民提供了契机。这四个方面的相互作用,成为现代生态危机的直接原因。消灭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是摆脱生态危机的根本手段和终极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则是走向这一目标的现实路径。     

平台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审视——以资本主义经济的“反生态性”为线索

平台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数字平台时代出场,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经济于资本增殖中无度盘剥自然的基本逻辑,表明资本主义经济的反生态性持续在场。在延续资本主义经济的反生态性的同时,平台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由于先进数字平台的技术加持,在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之中,进一步造成自然资源消耗加快、生态环境污染加深以及生态系统恢复能力的退化,必然使得资本主义生态问题加剧。资本既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限制,也是生态问题的罪魁祸首。在数字平台时代,只有超越资本增殖逻辑,促进数字平台的社会主义应用,推动构建社会主义平台经济,方能推进生态文明实现的历史进程。     

论西方文化、霸权主义与改革开放之路

“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文化在调整自身以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同时，开始走向世界；亚、非、拉美各国先后在各自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被强行纳入资本主义发展轨道，从此开始了经济全球化和各种民族文化相融合的历史。时至今日，亚、非、拉美大部分国家仍然为实现现代化而努力奋斗，他们还需引进西方的设备、资金和技术。改革开放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历史证明，扩张与掠夺是资本主义成长与发展的生命线，反对霸权主义是摆在世界人民面前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资本主义社会法治文化的一般生成逻辑审视与批判

资本主义社会法治文化中人民主权、基本人权、分权与制衡以及法治等四项原则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表现为孕育、奠基、成熟三个时期,实际上也就是法治文化的形成过程和一般生成逻辑。个人权利是资本主义社会法治文化的逻辑起点;政治权力的多元化,使分权与制衡原则的产生成为必然;对法律至上原则的信仰,使法治原则得以生成;公民社会或者市民社会是资本主义法治文化生成的社会基础。审视资本主义社会法治文化的一般生成逻辑,实现对当代中国法治文化的超越,关键在于如何在党的领导下,去伪存真,辩证扬弃,同时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文明建设。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话语逻辑体系的三维向度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理论,是一套科学严整、内涵深厚、逻辑分明的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话语体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话语逻辑体系,需要从价值立场上正确认识其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和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从战略图景上科学把握其远景目标规划与阶段性任务目标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路径实践上遵循其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开启多层次全方位的动力机制。因此,需要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话语逻辑体系中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对资本主义运行模式的整体性超越,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科学性描绘,对连接过去、当下和未来变革方案的创新性探索,从而增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绿色政治阐释潜能,强化绿色变革主体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觉。     

论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在马尔萨斯理论的影响下,西方“深绿”和“浅绿”思潮把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不承认自然的极限、经济决定论、技术决定论和生产主义,并将历史唯物主义和生态学对立起来,他们的这种观点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读。马克思、恩格斯通过超越近代主体形而上学而创立生态思维方式,形成了以人类实践为基础的自然观与历史观相统一的生态自然观,以此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资本的全球化所造成的自然环境的破坏和自然资源的衰竭以及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物质与能量交换关系的中断,提出只有破除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关系,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合理协调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真正解决生态危机。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理论对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由“价值性”批判到“前提性”批判——哲学思维方式变革语境下的马克思生态思想

马克思以异化逻辑为叙事方式，从对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价值性”批判出发，经由实践观变革综合了思维与存在的抽象对立，超越了两极对立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并且，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现实，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最终，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前提性”批判成为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理论落脚点。“价值性”批判立足于人的基础存在方式——生产劳动，从价值层面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存在事实，而尚未深入到作为资本主义存在之“形式规定”的生产关系。“前提性”批判则直指存在本质，是在资本主义“存在悖论”的事实基础上，以“解剖学”的方式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进行深入考察，在本质层面真正开显了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社会历史根源。对生态危机由“价值性”到“前提性”的批判历程与实践观变革具有深度的理论关联——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科学化离不开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从哲学思维方式变革的理论视角切入，不仅能够深化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理解，而且能够科学揭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深层的思维逻辑与实践逻辑。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辩证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三者分别表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形态、认识形态与社会结构形态，是密不可分的“三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制度，是对中国传统社会与苏联模式的变革和扬弃，是对资本主义及其它社会形态文明成果的批判、继承与超越。它既具有质的稳定性，也面临着深刻的变革。     

新时代“美好生活”何以可能？——基于资本逻辑语境的阐释

构建新时代“美好生活”不仅是人民群众的美好愿望，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时代课题。在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化背景下，“美好生活”何以可能？这是构建新时代“美好生活”亟须解决的理论问题。将这一问题置于资本逻辑语境中进行检视，不难发现，“美好生活”与资本逻辑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资本逻辑的全球扩张引发现代社会生活危机蔓延是“美好生活”命题得以呈现的历史前提；资本逻辑自我扬弃的生活向度为新时代“美好生活”构建提供了现实依据和动力支持；驾驭资本逻辑的生活回归是构建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实现路径。辨析“美好生活”与资本逻辑之间的耦合关系，有助于阐明二者之间的辩证张力，从而为新时代“美好生活”构建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文明建构模式与中西差异的根源

文明建构模式是该文明中人类创造世界所追求的基本目的与所采取的基本手段的总和、追求个人和集体生命的生存与发展这一普遍目的．在华夏文明与西方文明中有不同体现，从而造就不同文明、华夏文明的建构范式，是以社会目身生命的生存与稳定为目的，以“整体系统逻辑”和综合方法以及负反馈杜全机制为手段所构式的总体。由此而创造了“集体生有稳定型”文明、而西洋及明的建村范式，则是以个体生命的外向扩张为基本目的（以个作为本位的生存目的指向身外的彼岸世界或金钱）．以命题推理逻辑、分析方法以及正反馈社会机制为车段所构成的总体，由此而创造出“个体外向扩张型”文明。现代西方社会正是这种文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表现。     

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的历史嬗变及其内在张力

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的历史嬗变不是相互否定的颠覆式演进，而是在实现人与自然历史解放的理论主题下的接续发展，随着马克思理论视域的转换而呈现出多维理论样态。资本与劳动间的对立与调适构成了这一历史嬗变过程的内在张力，具体而言，人化自然的生成在人本主义哲学维度寓于人与自然的感性—对象性关系之中，并在对异化劳动的扬弃与实现合乎人性的自然界复归的过程中完成自身合逻辑性建构；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统一于现实的个人的物质生产，是人类史与自然史的统一；在政治经济学中，则表现为人与自然之间被资本逻辑所统摄的物质变换过程；而在科学社会主义语境中，人化自然应然形态的达成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扬弃，统一于共产主义的实现之中，其当代实践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总的而言，这一嬗变过程是一个由表及里、由抽象到具体、逐层深入的逻辑理路，论及了人化自然生成的实质、历史、现实及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