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股东压制救济的公司立法完善

《公司法》为少数股东提供诸如股权回购、查阅权之诉等单项权利受侵害的救济措施,第20条“禁止滥用股东权利规则”也为股东侵害救济提供一般条款。但在复杂的公司治理面前仍显不足: 一般条款未能对侵害股东复合型利益、合理期待利益等股东压制情形提供兜底性保护机制;诸如司法解散之诉等切断矛盾根源手段尚不能适用。以此次《公司法》修订为契机,可以将“股东压制”的概念引入《公司法》第20条,作为“滥用股东权利”的下位概念,并将“股东压制”导致的公司人合性障碍治理失灵列为提起司法解散之诉的法定情形之一,予以终局性救济。如此,《公司法》第20条“禁止滥用股东权利规则”的内涵得以完善,且股东压制的救济机制更为有效。     

《行政诉讼法》修改的基本方向——以《行政诉讼法》第1条为中心

《行政诉讼法》第1条是立法目的之"灵魂条款",是《行政诉讼法》修改无法绕开的一个"路障"。对《行政诉讼法》第1条的理解主要有"保权说"、"维护监督说"、"平衡说"三种观点。基于对这三种观点的分析,"权利救济"才应是行政诉讼的立法目的。如是,《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就应当遵循实效性、权利保护和无漏洞权利保护的原则。     

论个人信息权益滥用的私法规制

个人信息保护是当前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议题，但呈现保护有余而限制不足的现象。个人信息权益限制存在权利构成限制和权利行使限制两种模式，现行法主要采取的权利构成限制模式面临现实困境。以《民法典》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为依据的权利行使限制模式对于限制个人信息权益具有必要性、可能性和优越性。个人信息权益滥用情形包括违反目的、利益失衡、矛盾行为、滥用形式瑕疵以及滥用诉权等多种表现形式。为合理构建个人信息权益滥用的判断标准，应将利益相关第三人纳入信息主体行使权益侵害对象之范围，将个人信息保护中的公共利益限定在合理范围，并构建以合理性和合法性为要素的权利行使行为的可苛责性分析框架，严格遵循司法救济的前置程序，并采取区分判断的方法。     

既有住宅增设电梯的规范冲突与选择适用

既有住宅增设电梯本是一项方便居民生活的政策,然而其实施过程中却往往导致邻里关系趋于紧张。此类纠纷源于各地政府出台的指导意见对增设电梯的投票主体及适用规则未形成一致,对损害补偿不均亦未予回应。既有住宅增设电梯的投票主体应限缩于存在利害关系的本栋业主间,投票比例的确定应在《物权法》第76条和第97条之间进行衡量。选择附条件的“双三分之二比例”更有利于破解现实难题,损害补偿则应体现业主间的差异化需求,如此方能保护少数业主的权益。     

违法建筑拆迁利益被侵占权利人主张返还法院是否应受理

当事人对于自己占有的他人建设的违法建筑，在遇征收时与房屋征收主管部门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获得的征收补偿利益侵害了违法建筑建设者的占有利益，因占有利益收到侵害时，受害人有权选择法院救济权利。     

《合同法》第51条价值论

《合同法》第51条的立法本旨是,通过赋予权利人对无权处分合同的追认权和否认权,救济和保护权利人之权利,从而达到保护财产静态安全的目的。于解释论而言,第51条中的处分应包括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即将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一体把握。但是,一体把握与我国的交易实际不相符,同时也与我国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以及《物权法》确立的区分原则发生了冲突,结果使得第51条的立法目的落空。     

未注册商标私法救济的问题解析与制度完善

在商标法的第三次修改过程中,未注册商标的私法救济问题始终是一个难点,在保护的必要性、理由、实现方式等问题上,一直以来都存在着不同意见。在自愿注册原则下,未注册商标属于未上升为权利的法益,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但是,规范分析发现,扩充解释《商标法》第31条中“在先权利”无法对普通未注册商标提供保护,而《反不正当竞争法》第5条第2款的解释适用也无法对普通未注册商标提供保护。《商标法》的第三次修改应当细分普通未注册商标与注册商标、商号等其他商业标记发生效力冲突的可能情形,明确其在哪种情形下受到保护以及受到何种程度的保护,完善对普通未注册商标的保护规定,充分发挥商标法律制度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提升作用。     

我国宪法救济制度的完善

胡锦光在《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上发表文章认为，法定化的权利分为宪法权利和法律权利，相应的法律上的救济分为宪法救济和法律救济。宪法救济是与法律救济相对应的概念。我国已建立了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等普通法律诉讼制度，以及公民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救济公民的法律权利。但关于宪法救济却只有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     

刑事司法领域信息自决权研究

信息自决权是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利，其与个人隐私权、通信秘密权等传统的隐私性权利不同。我国《民法典》确定了独立的个人信息权利，《刑法》规定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我国刑事司法领域规定对个人信息的保密与保护义务，但缺少对干预信息自决权的前提和违法干预后法律后果的明确规范，不仅有侵害被追诉人权利的风险，而且可能导致司法实践对违法干预所获得证据的证据能力意见不一。公安司法机关在侦查犯罪过程中需要干预信息自决权时，应当遵循合法性、比例性、最后手段性与安全性原则，并采取外部审批程序、履行通知义务、促进权利人实现其信息查询权利等保障措施，同时，违法干预的侦查行为还应当受到程序性制裁。     

《民法典》背景下误认抚养中的财产损害赔偿

误认抚养纠纷的财产损害赔偿并非典型的婚姻家庭纠纷,亦非纯粹的抚养费用返还,其涉及诸多的价值衡量判断。既有纠纷解决路径均立足于偏差的法律概念,导致实践效果存在规制范围狭窄或缺乏妥当请求权基础的适用困境,该论断同样可见于中国相关裁判实务的累积。通过修正误认抚养纠纷的法律概念和规范内涵、考察抚养人被侵害的权利属性可以发现,抚养人的财产损失系经过亲子身份关系传递或触动所致,实际上源于亲子身份关系的侵害。因此抚养人被侵害的原权利为身份权,恰当的救济路径应为身份权保护的侵权法路径。《民法典》第112、第1 001、第1 045和第1 182条共同构建起身份权侵权请求权体系,为抚养人的财产损害赔偿提供适宜的请求权基础,该体系兼具理论自洽性与实务可能性,能够为抚养人救济提供妥当的法结论。     

论我国高校自治权运行的宪法规制

高校凭借《教育法》第28条和《高等教育法》第11条的授权依法取得自主办学权，其外在表现就是对学生和教师行使管理权和处分权，如此一来，就形成了高校教育权与学生受教育权之间的博弈。自治权的不断扩大，必然带来公民权利的缩水，从近几年不断上升的高校侵权案件中就能窥视一二。学生受教育的权利基于宪法所得，对其权利的保障也应从宪法入手。通过宪法保留实现对权力的制约，同时从违宪审查和内部申诉着手完善对权利的救济。     

论民事证明妨碍及其排除——兼论《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5条

证明妨碍行为使得承担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举证困难或举证不能。基于对权利进行救济的需要，应对证明妨碍行为予以排除，这是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中极为重要的体现，也是公平与效率司法目标得以实现的重要制度保障。许多国家和地区均在民事诉讼法中对证明妨碍及其排除作出了具体的规定，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实施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5条虽然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部分地确立起该制度，但其本身存在诸多缺陷，亟需进一步加以改进和完善。     

房产“限购令”的合法性及其救济途径探析

政府运用公权力干预市场秩序的抽象行政行为,应当符合宪法、法律的规定,并确保行政相对人享有完善的救济体系,这是现代法治国家的根本要求之一。从行政法治角度审视,"新国五条"、"新国十条"等房产"限购令"作为抽象行政行为,违反了宪法及若干行政法的基本原则。鉴于现行抽象行政行为的救济途径均存在缺陷、可行性较低,试提出完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补偿的若干建议,以保障被房产"限购令"侵害的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论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中人格权禁令的适用

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行为系融合网络元素异化出的典型人格权侵权行为,包括损害后果实时型与损害后果非实时型。人格权禁令的引入为我国快速及时制止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行为创新了渠道,但《民法典》第997条关于人格权禁令的表述较为抽象,且未制定配套司法解释,致使该制度存在适用困境。基于此,针对该行为适用人格权禁令时,应明确申请主体一般应限定为权利主体本人,仅存在特殊事由时才能扩展至近亲属、法定代理人等民事主体;应明确人格权禁令与避风港规制没有先后适用顺序;在胜诉可能性和难以弥补的损害的认定上,应适用区别于普通侵害人格权案件的特殊审核标准;裁定生效的人格权禁令不会终局性地确定各方权利义务关系。     

民法典对侵权责任保护范围的准确界定——对《民法典》第1164条含义理解的进一步厘清

《民法典》第1164条规定了侵权责任保护范围是"民事权益",在具体界定上,应当进一步厘清,侵权责任既保护民事权利,也保护民事利益即法益。侵权责任保护的民事权利是"7+N",即《民法典》总则编第五章规定的人格权、身份权、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继承权、股权以及其他投资性权利,和其他法律规定的民事权利。侵权责任保护的民事利益即法益,包括其他人格利益、胎儿人格利益、死者人格利益、其他身份利益以及其他财产利益。民事主体的这些民事权利或者法益受到侵害、造成损失的,应当依照《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规定确定承担侵权责任,救济民事主体受到损害的民事权益。     

《民法典》人格权侵害禁令溯源、性质及其制度构建

为满足及时制止人格权侵权行为的规则供给需求，《民法典》第997条增设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但尚待修改的《民事诉讼法》没有为之提供配套的程序，《民法典》也未进行相应的规定，有必要分析如何构建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构建制度的前提是明晰其性质，而学界目前就人格权侵害禁令的性质尚未形成共识，多数观点认为是临时禁令，少数观点认为是永久禁令。鉴于这一制度借鉴自国外制度，借鉴对象的性质及相应规则对于分析我国人格权侵害禁令的性质及制度构建具有重要意义，因而本文从制度溯源开始，结合借鉴对象的性质、功能以及我国的本土语境，分析我国人格权侵害禁令的性质，并提出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完善建议。我国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源自英美法上的禁令制度，而非直接来源于罗马法上的禁止令状或令状制度。英美法上的禁令制度既包括永久性救济，也包括临时性救济，还包括其他法官发出的命令；既有财产保全的内容，也有行为保全的内容，还有行为给付判决的内容。多数观点主张将人格权侵害禁令作为临时禁令的理由并不充分，且不独立于诉讼的禁令制度与我国既有制度相重复。较为妥当的方案是使人格权侵害禁令独立于诉讼，使其具有相对独立的制度功能；基于效率与公正的平衡，使法院既可以迅速发出临时性的人格权侵害禁令，也可以及时发出永久性的人格权侵害禁令，并且在同一程序中，可以先发出临时性禁令要求当事人在程序结束前停止行为，在程序结束时以永久性禁令取代之。基于人格权侵害禁令的内部差异，人格权侵害禁令的审查程序内部也应当具有相应区分。总体而言，人格权侵害禁令的审查程序应当介于诉讼程序与非讼程序之间，情况紧急、作出临时禁令的应当接近非讼程序；其他情形则应当接近诉讼程序。法官审查人格权侵害禁令的申请时需要判断行为人是否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害其人格权的违法行为，以及不及时制止是否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同时将公共利益纳入考量范围。人格权侵害禁令送达后即生效，对裁判不服的当事人可以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复议，复议期间禁令仍然有效。人格权侵害禁令生效后被申请人不履行的，法院按照行为执行的规则实施强制执行。     

完善我国法官惩戒制度的几点意见——兼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第十一章的修改

根据法律保留原则以及我国《宪法》与《法官法》的有关规定,法官惩戒属于法律绝对保留之事项,排除法律以外的规章对其进行的规范。然而我国《法官法》第十一章对法官惩戒制度的规定仅仅只有四条,我国与法官惩戒有关的规定多散见于法律以外的规范性文件。因而为了维护公平正义、实现权力制约、保障司法独立,应当在法律保留原则的指导下,通过比较借鉴其他国家的惩戒制度、结合我国基本国情,从惩戒原则、惩戒机构构成、惩戒责任认定、惩戒程序、惩戒措施以及法官权利救济几个方面对《法官法》第十一章进行修改。     

论我国不可量物侵害救济制度之完善

我国可以规制不可量物侵害救济的现行法律仅有《物权法》第90条、《民法通则》中侵权行为条文和《环境保护法》中不可量物环境污染条文,但这些规定并不能为不可量物侵害中的受害人提供合理而及时的救济。我国应从不可量物侵害的概念、不可量物侵害的构成要件、不可量物侵害的类型及不可量物侵害的救济方式等方面完善现行的不可量物侵害救济制度,以利于不可量物侵害纠纷案件的解决。     

网络洗稿行为的法律性质与规制路径探究

网络洗稿行为以信息网络为依托、“高级抄袭”为手段、以“恶性竞争”为结果。在著作权法上,网络洗稿行为应构成对作品的改编而非复制,并且还构成汇编行为;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上,网络洗稿行为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二条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在规制路径上,除适用有关的著作权民事救济外,还应当采取行政规制手段,具体而言,《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行政规制手段存在局限性,有关机关可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对网络洗稿行为施以适当的行政规制。     

《侵权责任法》36条适用中表达自由的保护

《侵权责任法》第36条适用中会产生对表达自由侵害问题。当前网络侵权规则适用困境表现在具体案件中表达自由无确定保障和自由的行使无替代途径。形成原因包括宪法性权利和自由的侵害无有效的救济途径、36条规则设计忽视了表达自由的保护和法条实施效果容易造成对表达自由的侵害。走出困境的路径有五个方面。包括着力构建司法解释统一条件下的二元模式、在法律解释中体现对表达自由保护的三原则、注重特殊主体利益保护和区分不同场合保护表达自由等。问题的根本解决还要从宏观入手,理顺宪法性权利和自由与民法上权利的关系,加强行业自律以保护表达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