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和谐消费伦理 建设生态文明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并首次把“建设生态文明”写入党代会报告。社会和谐包含消费和谐，消费和谐是一种科学、人文、协调和健康的消费理念，它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还涉及到政治和伦理问题。构建和谐消费伦理，建设生态文明，需要教育引导，树立和谐的消费理念；制度约束，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规；科技支撑，引导合理的生活消费，规范生产消费等。     

高校扶贫:目标取向、帮扶模式及提质增效对策

高校是教育扶贫的重要生力军。高校之所以把扶智赋能作为扶贫的根本目标取向,是因为教育亏欠导致困难群体能力贫困、就业半径收窄、精神自我设限及贫困代际传递,也制约着现代农业及新型职业农民的成长培育。经过几年的探索实践,高校已经摸索出“扶业”“扶智”模式、强师帮教双助模式、培才“扶医”送健康模式、“学历+技能双提升”模式及全口径赋能帮扶模式等行之有效、特点各异的帮扶模式。但也存在认识不到位、行为短期化;校地沟通衔接不顺畅,资源整合利用程度低;帮扶缺抓手、培训内容方法不够接地气等问题。要使高校扶贫提质增效,充分彰显大学服务社会功能,应一体谋划,统合系统内资源;着力打好产业帮扶科技牌、立体培训组合拳;拓展“互联网+”帮扶链;把教研课题带到地头田间;充分发挥政府在校、地、企之间的穿针引线作用。     

构建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的GICL治理体系

“双碳”目标下，我国倡导绿色消费，努力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绿色低碳消费转型成为一场极其深刻的生产生活方式的革命。现有广泛应用的治理策略大都强调消费者的个体能动性，政府、企业、媒体、社会组织等利益相关者努力引导，根本目的是通过改变消费者（如态度观念、消费习惯等）来改变消费行为，而忽略了消费决策是社会性、集体性的产物并且受到结构性的约束。GICL治理体系强调系统性和结构动力，旨在发挥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媒体、社会组织、消费者等多个主体的能动性，激活社会治理、社会创新、社会文化营造和社会生活方式构成的结构动力系统，通过促进绿色低碳消费从而推动整个系统高质量发展。“去中心化”的系统配置强调发挥多个主体能动性、多重实践协同，既不同于以消费者为“核心”的治理体系，也不同于以政府为主导的治理体系。该体系也具有较强的实证性和应用性，能够与现有的低碳消费治理思路和治理体系对话，促进我国低碳消费治理体系不断完善，有助于构建基于我国发展实践的低碳话语体系。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三级联动”

目前山东省临邑县有60岁以上老人8．61万,占全县人口总数的16．1％。去年以来,临邑县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思路,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努力构建“9073”养老服务格局（即：90％的老年人实行居家养老,7％的老年人社区养老,3％的老年人机构养老）,在全国率先建成覆盖城乡、普惠民生的“三级联动”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生产性服务业何以赋能乡村产业振兴——基于组态效应的分析

以我国27个省份为研究对象，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从组态效应分析入手，探究金融、供应、农机、科技、销售、信息等6类生产性服务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组态构型及作用方式。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无法通过单项服务达到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目的，而是以组态形式发挥作用；农机、科技和信息服务是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核心条件，在不同组态路径中起到主导作用；生产性服务业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路径可归结为：科技+信息主导型、农机+科技+信息主导型、科技主导型、农机+信息主导型。     

东西部协作教育组团帮扶的模式转向与本土建构

东西部协作背景下的“组团式”教育帮扶，意指由对口协作的东部地区根据西部贫困县教育帮扶需求，组团选派支教团队和培训指导团队，通过按需帮扶、协同用力的方式，专门针对一个贫困县或一所薄弱学校实施管理输入、示范引领和培训指导，进行“重塑性”和“植入式”帮扶的模式。此模式摒弃了单打独斗的传统帮扶弊端，能够实现帮扶理念从单独到合作、帮扶主体从一元到全员、帮扶内容从支教到管理、帮扶目标从扶智到志智双扶、帮扶结果从输血到献血的转向，并从“好组织+好党员”“好机制+好团队”“好老师+好学生”“好资源+好平台”四个层面对中国教育帮扶的运行逻辑进行建构。随着东西部协作的深入推进，为进一步助推受扶地提升教育治理能力、实现教育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一方面要从帮扶团队、帮扶对象、帮扶周期、帮扶效应方面优化已有的帮扶模式，另一方面要站在更高的层面，关注东西部之间“组团式”教育帮扶的协同治理。     

发展消费逆向物流的思考

发展消费逆向物流对循环经济有着重要的意义。当前我国的消费逆向物流系统尚未建立，主要原因是缺乏强有力的实施主体和市场失灵。发展消费逆向物流要以政府为主导，在生产、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加以约束，综合实施相应对策，加强教育和科研投入，逐步建立起我国的消费逆向物流系统。     

产业振兴：村集体产业主体的融合发展机制分析——以安龙县红旗村发展红托竹荪产业为例

村集体产业发展主体包括政府、村集体组织、企业和农户。在欠发达地区，村集体产业多源自政府产业扶贫项目，前期主要由政府主导发展。对安龙县红旗村发展红托竹荪产业的研究发现：在乡村振兴阶段，必须依靠多重主体融合发展才能实现乡村产业发展。具体体现为：政府要转变角色和职能，由主导发展变成辅助发展；村集体要充分发挥主人翁意识，强调自主性；产业发展要依靠市场运作，企业市场经营是产业发展的动力；发挥农户参与经营可以避免产业发展方向出现偏差，强调农户在乡村产业振兴中的主体性地位。     

新时代农业高校科技特派员服务乡村振兴路径创新研究

科技特派员已经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力量，新时代实现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必须进一步突出农业科技的支撑引领作用。研究提出新时代高校科技特派员工作面临新挑战：农业和农村发展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创新驱动加速现代农业变革；新型农业生产方式变化巨大。研究总结提出高校科技特派员工作深入推进面临诸多问题，迫切需要推动高校科技特派员工作转型：科技特派员从服务向“服务+创新+市场”转型；科技特派员来源从高校科研院所专家向社会各阶层各类人才转型；科技特派员从服务产业振兴到推动全面振兴转型。研究以沈阳农业大学为案例总结新时代农业高校科技特派员工作创新的具体路径，探讨提升高校科技特派员工作质量的保障对策。     

新发展阶段“双一流”高校资助育人的逻辑转向与实践路径

新发展阶段,为了顺应国家对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提出的新要求,“双一流”高校资助模式应从“助人+育人”模式转向“高质量育人+成才”模式。破除资助认定过程“不够精确”、资助管理效能“不够显著”、资助育人帮扶“不够全面”等弊病,需要构建综合大数据平台,完善精准资助认定机制;进一步整合育人新理念,构建多维资助模式;丰富多元帮扶机制,引导受助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数据时代开启消费者保护多元共治新格局

从互联网走向物联网极大推进了数字经济向纵深发展，特别是在信息通信技术和数字数据技术深度融合的场景下传统的从生产到消费的科层式结构出现了变化。当前，以数据为核心的消费(者)主导模式正在形成。从“互联网+”到“区块链+”,去中心化和扁平化已经成为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样态和行动路向。在这一过程中，以消费(者)数据为核心和中心的消费者社会已经到来，传统的以政府为主导的单一倾斜保护的消费者保护模式正面临严峻挑战。产消者及其团体的出现和发展促使传统消费者保护模式改革，具体体现为“科学合理增减政府治理消费者保护的功能和职权”“鼓励和推动消费者与生产(经营)者共同参与彼此权利保护”“构建以政府为引导，消费者(团体)和经营者(团体)为中心的多元合作保护”等。以“主动之举”避“被动之困”,充分释放法治创新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实现数据时代消费者保护的良法善治。     

中国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治理失效的多种组态及纠偏路径——基于15个警示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分析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治理失效的多种组态是解决失效问题的基础。基于目标管理理论，建立了包括责任落实、政策执行、过程监管的内部因素以及政社协同、媒体监督的外部因素的分析框架，借助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生态环境部公布的15个警示案例进行了分析，发现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是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治理失效的必要条件。应对产生失效的三种组态，需要建立目标责任机制、终身责任追究机制、政策执行与环保理念耦合机制、社会组织参与“委托-代理”机制、“双重顾客满意度”评价机制以及“媒介融合”监督机制等纠偏路径。地方政府要在强化主体责任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的问题情境对生态环境采用不同组合机制进行有效治理。     

西部高校贫困生就业问题对策研究

目前，西部高校贫困生的就业问题日渐突出，这不仅加剧了大学生就业难的状况，而且直接影响到贫困生的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建设。解决西部高校贫困生的就业问题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政府、社会、高校和贫困生个人都要发挥应有的作用，其中“政府主导”是前提和关键，“高校主动”是重点环节，而“社会帮扶”是有效的补充和配合，“学生能动”则是全部工作的基础和核心。只有“四位一体”，形成合力，协调推进，才能更快更好地解决西部高校贫困生的就业问题。     

乡村数字治理效能的影响因素与提升路径——基于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

如何提升乡村数字治理效能是政府和学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依据我国62个县域乡村数字治理案例，运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csQCA），基于TOE框架，探究设施支撑能力、政府引导能力、财政支持能力、社会协同能力、农民参与能力对提升乡村数字治理效能的联动作用及路径选择。研究发现，单一条件并不构成乡村数字治理效能提升的必要条件，各条件有效结合的5种路径促进乡村数字治理效能提升；与东北、中西部等非东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乡村数字治理效能提升路径更加多样化。建议各县域根据自身发展需求和实际情况，树立整体性思维，因时因地选择合适路径，采取针对性措施，提升乡村数字治理效能，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实现乡村治理有效。     

宁波市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长效机制研究

由于传统的农村基础设施管理模式存在供给责任不清,政府投入不足,体制不顺、基层财政困难,对多元投融资激励不足,造成农村公共服务短缺,管理效率低下。因此,需要积极探索建立政府主导、农民主体、部门配合、社会资助、企业参与、市场运作的多渠道、多层次、多元化的建设管理运营模式。按照“明晰所有权、放开建设权、搞活经营权”的原则,积极鼓励社会资本和农民筹资建设管理,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规范运作,切实解决目前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管理比较薄弱,管护体制不够顺畅,重建轻管等问题。     

扶贫产业落地中“精英帮扶”的实践及内在机理——以辽宁省Z县A村养殖业为例

在产业扶贫过程中，除了各级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外，村庄精英也有着重要的影响。辽宁省Z县A村实践表明，在关注“地方性知识”并依照贫困户特有“惯习”的基础上，村庄精英在产业定位、资金筹措、技术传授、市场开拓等环节给予贫困户以重要帮扶，能大大提高产业扶贫的效率。研究发现，在基于自保与自利理性形成的利益共同体中，政府、精英与贫困户的相互需求依赖以及熟人社会的场域基础是促成“精英帮扶”的重要因素。为确保并提升“精英帮扶”的效度，需要加强监督并注重思想引导，加大扶持力度，进而在精英与贫困户之间建立起稳定的帮扶关系。     

3·8 捂紧你的钱包

这是一个提倡消费的经济时代，作为社会生活“半边天”的现代女性，在社会和家庭生活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可支配的消费资金也越来越多。她们不仅在化妆品、珠宝首饰、食品、保健品等消费领域支撑着消费市场，成为消费的主导力量，在汽车、商品住房等消费领域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成为支配家庭经济的主导者。     

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与提升路径研究——基于我国30个省份的fsQCA分析

文章立足系统理论与组态视角，构建了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模型。运用fsQCA方法，分析了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驱动途径及各要素间的协同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经济发展基础、信息化发展、互联网发展以及数字交易发展等单一前因条件均无法独立地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信息化和数字交易发展的不足是形成低组态的关键因素；（2）数字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表现出“非对称性”和“多重并发”的特征。高质量发展水平的驱动类型包括：“信息化-政策支持”驱动型和“互联网-数字交易”驱动型。低组态驱动路径有三条，与高组态驱动路径具有非对称关系；（3）各地区在数字经济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高组态表现上呈现显著差异，这些差异源于经济发展基础、信息化发展、互联网发展以及政策支持和投资环境的差别。为因地制宜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各地区需根据自身特点制定策略，充分发挥在经济发展、信息化、互联网和数字交易等方面的优势，优化政策支持和投资环境。     

政府在农家乐发展中的作用——以安康市为例

作为地方政府，应该以贯彻落实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为契机，坚持实践科学发展观，抓住西部大开发和“南水北调”工程的历史机遇，以发展绿色生态旅游为主线，以水资源开发为重点，以人文资源为补充，以建设旅游精品和名牌产品为目标，坚持“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原则，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相统一，大力推动乡村旅游深入发展。     

发展型治理：中国式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建构及其运行机制

集体经济的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案例村集体经济“两因素三阶段四主体”的考察，发现集体经济治理的独特规律在于“发展型治理”，即发展优先治理，治理服务发展。具体而言，在集体经济兴起阶段，各主体以发展为第一追求，并形成产权模糊和政府支持的状态。发展阶段村民的权利诉求并不一定能打破村级组织与地方政府的二元合作主导状态。但是，随着中央价值引导以及对产权清晰化的推动，倒逼集体经济进入治理体系变革阶段。“发展型治理”的实现得益于三大机制的有效运行，即中央与地方政府在不同阶段的错位支持，集体产权在不同时段的差异性配置以及国家对社会价值的强势性政策引导。未来，需要进一步正视农民权利诉求，转变政府支持方式，推进集体经济组织内生能力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