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对乡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影响及提升策略分析——基于安徽的调查分析

基于安徽省443个调研数据对村民乡村人居环境治理现状认知和参与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意愿响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基础设施供给数量和质量不均衡问题依然存在,基层卫生保障条件水平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治理水平相对偏低,互联网在乡村人居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开始显现。大部分村民愿意以出资方式参与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水平提升行动,村民对村庄环境提升作用认识、对村干部信任程度对他们的出资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建议在乡村人居环境治理中关注乡村人居环境内涵建设,多措并举提升乡村人居环境治理质量。     

农村居民参与人居环境治理行为研究——以皖北地区为例

本文以农村居民参与人居环境治理行为为研究对象,基于计划行为理论,运用实地调查数据,构建二元logistics模型探究了影响农村居民参与行为的因素。结果表明：对村庄环境质量评价越高,越是意识到环境治理会提升村庄环境或促进村庄发展,受到邻居朋友影响越大,闲暇时间越多及对自己的能力越自信的农村居民就越愿意参与治理。对村庄环境质量评价越高,受邻居朋友影响越大及闲暇时间越多的农村居民越会产生实际治理行为。此外,农村居民距集镇越近越愿意参与治理,居住越久越会产生参与治理意愿和实际行为。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促进农村居民参与治理的建议,以期提高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效率。     

新时代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法治保障研究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既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美丽中国的重要内容,也是开展乡村振兴战略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举措。虽然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依靠中央文件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如何巩固现有整治的胜利成果并形成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长效机制却离不开法治保障。当前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存在法律制度供给不充分、权责界定不清晰、法治意识不觉醒和监督机制不到位等问题。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要走向法治化轨道,需要不断完善农村人居环境立法,运用系统思维和整体思维制定农村人居环境单行法律;明确政府的职责,建立乡镇政府直接责任、县级政府主体责任和省级以上政府领导责任的职责体系;强化村民的义务,引导村民参与建设并自觉守法;增强法治思维,强化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主体法治意识;健全监督问责机制,从权力约束权力的角度完善环境监察和问责制度,从权利制约权力的角度完善大众参与监督机制。     

农民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行为的触发机制

在实地调查中发现,很多发展较好的农民合作社在参与乡村治理方面并不积极主动。基于21家典型合作社的深度访谈资料,运用扎根理论法系统地揭示影响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与深层逻辑。研究发现：合作社的经济和政治动机、参与能力、合作社负责人的家乡情怀等内部因素,是触发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行为的前置要素和重要动力源;政府支持、乡贤支持、村民支持、治理平台等外部因素是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行为的催化剂和重要外部力量;外部因素多维度地影响“内部因素—参与行为”的转换进程。为破解不主动参与难题,需要着重激发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的经济动机与政治动机、培养合作社负责人家乡情怀、构建有利于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的科学评价体系、推进政府承担协调和督促等职责。     

环境素养视角下的农户人居环境整治参与行为

基于陕西省893份实地调研数据,运用Logit-ISM模型系统分析环境素养、非正式环境对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意愿和行为的共同影响机理.结果表明:在环境素养方面,参与渠道、主动监督意识、整治责任意识对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高意愿低行为现象发挥显著影响;在非正式环境方面,村内整治工作受重视程度、个人贡献受重视程度、村组织支持力度、村内参与氛围同样发挥显著影响.其中,个人贡献受重视程度、村组织支持力度、村内参与氛围等非正式环境因素是深层根源影响因素,环境素养因素是表层直接影响因素.据此,建议加强环境整治知识培训和媒体宣传,提高农户环境素养水平;采取因地制宜、因类施策,鼓励通过群众管护、承包管护、社会化管护、制度管护等方式,创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长效管护机制;落实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长效激励机制,激发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内生动力.     

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双重认同”逻辑以云村人居环境治理实践为例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不仅需要政策层面的引导及配套资金投入，更需要农民的支持与参与。引导农民充分参与，既是推动乡村人居环境改善的必要条件，也是改进乡村治理的有效路径。基于云村人居环境治理案例，指出引导农民参与是复杂的动态过程，涉及国家组织动员与个体行为选择的匹配与耦合。摆脱了基本生活压力的农民，参与行为不仅受利益逻辑的驱动，也受到认同因素影响：一方面是对国家政策理念和人居环境本身的价值认同，重新评估人居环境治理的价值；另一方面是对乡土秩序和伦理关系的情感认同，重建与村庄之间的联系。建立以认同为核心的农民参与机制，不仅有助于破解实践中“政府干、农民看”的难题，而且有助于农民主体性的生成。     

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的多层分析

近几年,环境行为研究逐渐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国内外研究者较多关注公众个体日常环境行为及其影响机制,往往忽视了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基于CGSS2013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构建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嵌套模型,对中国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从微观和宏观层面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在微观个体层面上,居住在农村的居民环境治理参与行为较多,教育水平较高的公众实施较多环境治理参与行为。媒体使用、环境污染感知、政治参与及政府信任对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有促进作用。在宏观省级层面,经济发展、产业比重合理调整可以激发地区公众平均环境参与行为,在经济稳步增长的前提下,垃圾清运量的增加和PM2.5浓度升高,会促进地区公众平均环境治理参与行为。     

集体行动逻辑视角下的农村环境治理研究

采用集体行动逻辑为视角对我国当前农村环境治理困境进行分析,原因有:"搭便车"导致村民环保意愿与环保行为的悖离;村集体规模制约着村民治理环境的协同一致;村委会缺乏农村环境治理的博弈动力;乡镇企业实际上是一个分利集团。对策是:突破"理性-经济人"假设,以现代乡贤为支点促进农村环境治理;实行"微自治",提升村民集体环保行动的有效性;采取选择性激励,激活村民参与环境治理的动力源泉;强化制度创新,以供给侧改革推动农村环境治理可持续发展。     

基层组织嵌入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理论契合、路径选择与改革方向

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是农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之生态宜居的客观要求。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稳步推进,国家顶层提出基层组织作为基本单位治理农村人居环境的治理结构。研究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从优势、治理嵌入以及制度安排方面阐述基层组织治理农村人居环境的理论契合,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框架,梳理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制度困境及其路径选择,提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未来的改革方向,为基层组织有效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政策参考。     

新时代我国乡村人居环境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研究

乡村人居环境治理一直是社会基层治理的重要议题。广东省Y市Z镇通过贯彻落实“三清三拆三整治”行动方案,其人居环境治理取得了积极成效。但在治理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政府的宣传工作与村民认同感培养的衔接问题;政府的环境治理政策与企业发展的协调问题;企业注重成本效益原则与村民小农思想的协调问题。从这些问题可以看出,我国乡村人居环境治理在多元主体的协同关系上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政府、村民和企业分别作为治理过程中的“引领行为者”“参与行为者”和“守护行为者”,更应该形成联动共治、互助共建、共赢共享的,强调公共利益、村民参与的,多元主体共治共建共享的新关系和新格局。     

乡村振兴背景下长三角地区农村环境治理实证研究

推进农村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是“五位一体”总布局在农村社会的体现。长三角地区农村社会经济较为发达,城镇化程度高,但环境问题日益突出。通过对问卷调查获得的数据进行AGIL模型分析后发现：长三角三省一市整体存在村民环境治理认知与行为背离、环境治理政策执行不到位等问题,皖、苏地区农村环境治理各类资源存量相对不足,浙、沪地区农村环境治理资源整合及利益链条不完整。针对问题,提出解决策略：强化环境治理动机,整合环境治理资源;健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体系,提高政策执行力;调整农村经济产业结构,耦合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出台配套政策措施,形成农村环境治理常态化。     

乡村振兴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法治化路径探析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是推进乡村生态振兴建设美丽中国的题中之义,是实现乡村振兴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措施之一,那么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法治化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要求,法治化是实现治理有效的基本方略和促进乡村社会生态宜居的必然选择.当下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战"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如若要想在巩固此成果的基础上取得更大胜利,则须走一条长效治理的法治化之路.当下治理的法治化却面临着法律体系缺失、权责界限模糊、参与主体法治意识淡薄及法律监督机制缺位等现实困境.于此需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整体思维完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法律体系、明确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参与主体的权责界限;增强参与主体的法治思维,提升其法治意识;健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法律监督管护机制.     

农村环境治理中的公众参与激励机制优化路径探讨

公众参与农村环境治理是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力量。基于调查研究发现,广西河池市宜州区从清洁乡村、美丽乡村到生态乡村的环境治理实践中,积极引导和激励公众参与到乡村环境治理过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党领民办,群众自治”的环境治理工作模式,公众参与初显成效。同时,因公众参与激励机制不够健全,出现了村民参与内部动力不足、“搭便车”现象等难题。应借鉴波特-劳勒综合激励模型的精髓,关注努力程度、工作绩效、内外奖酬、满足感等因素对激励过程的影响,从目标驱动机制、绩效评估机制、奖惩激励机制、监督反馈机制等方面系统完善激励机制, 形成激励→努力→绩效→奖励→满足等激励链的良性循环,优化公众参与农村环境治理激励机制。     

农户参与农村环境治理意愿影响因素及关联路径研究——基于ISM-MICMAC模型

推动农村环境自治是乡村振兴战略能否实现的重要环节,准确识别农户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其作用机理,构建影响因素体系,对提升农户环境治理参与意愿极其重要。通过已有文献研究,筛选20个影响农户环境治理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并运用ISMMICMAC(解释结构模型-交叉影响矩阵相乘)方法来对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及影响结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社会网络是影响农户参与环境治理意愿的最重要深层因素,其中社会网路会受到年龄、外出务工、家庭人口数量的影响。根据可达矩阵计算依赖性和驱动力大小,可将20个影响因素分为:自主因素、依赖因素和具有关联因素和驱动因素特征的调整因子,需要根据依赖因素来促进调整因子对整体系统的影响程度,提高农户整体环境治理参与意愿。     

城市居民垃圾分类行为干预体系构建——基于行为改变轮理论的实证分析

自2017年国家全面推行垃圾分类以来,一直存在居民参与率不高的问题。为了解决该问题,可基于行为改变轮理论,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索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行为来源,并提出正向干预措施。研究表明：(1)机会和动机能够对分类行为产生正向的直接影响,而能力与行为之间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2)能力通过动机对行为产生的间接影响要大于机会通过动机而产生的间接影响;(3)对行为的总影响大小依次为机会、动机和能力。依据行为干预措施与行为来源之间的对应关系,为提升居民垃圾分类的机会采取的干预措施包括实现、限制、社会重建和建模。     

居民参与社区环境治理的行为研究

推动居民参与是社区环境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治理理论在社区层面应用的前提,但居民参与行为及影响因素这一重要问题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基于环境社会治理视角提出居民行动力度的概念,采用太原市和昆明市1 896份调查数据,构建“情境—过程—影响”的理论框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居民参与社区环境治理行动力度、影响因素及可能产生的影响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居民平均行动力度偏低,参与层次不高,尤其在公共领域参与程度不足、决策性行为参与较少;（2）“情境”因素对居民参与力度和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社会资本和治理要素的影响效应高于制度环境的影响;（3）居民参与力度对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在“情境”因素对满意度的影响中具有显著中介效应;（4）居民参与社区环境治理的“情境—过程—影响”路径关系中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受教育程度及城市特征差异;（5）培育社区治理情境、提高居民行动力度是推动治理理论有效落地和社区环境治理良性运行的核心举措。研究结果对理解居民参与行为及治理理论的适用性具有重要意义。     

网络制度、网络领导与城市社区网络治理效能——以网络参与动机为中介变量

通过对我国53个社区的调查资料进行分析，文章构建了网络制度、网络领导、参与动机与治理效能之间的研究假设模型，并借助Mplus7.0统计软件和Bootstrap方法对四个潜变量间的结构性关系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网络参与动机对治理效能有显著正向影响；网络制度和网络领导高度相关，且对治理主体的参与动机有显著正向影响；网络参与动机在网络制度、网络领导对治理效能的正向影响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结合实证研究结果，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优势搭建社区网络治理运行平台，通过发展社区公共空间、培育公共精神，激发治理主体的网络参与热情，以规范化、标准化助推社区网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主观感知、制度约束与农村环境治理参与意愿

农村地区严重的环境危机已经成为影响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主要障碍,基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探寻有效的环境治理模式是村社善治的客观要求。借助中国(江苏)民生发展指数调研平台,通过建构"个体特征+主观感知+制度约束"的指标体系,采取田园式调查方法,以江苏省8地市的288个农户为研究对象,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农户参与农村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认为:主要从事工作类型、个人效能感知、垃圾桶发放情况、环境质量满意度评价、责任认知、政府或者村中开展环保宣传教育情况和环境权利认知对农户参与环境治理意愿有显著影响。提出通过农户公共精神培育、基础设施建设、环保权赋予和优化农村产业结构等方面促进农户参与意愿提升的策略。     

工程科技工作者工匠精神的形成机制：模型与实证

弘扬工匠精神已经成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回答“如何培育”的问题需要追溯工匠精神形成的本源。在MOA理论框架基础上,提出基于工作动机、工作机会、工作能力和创新素质的工匠精神模型,解释工程科技工作者的工匠精神微观机制。运用偏最小二乘法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得出如下结论：工作动机、工作机会和工作能力作为独立要素均正向显著影响工匠精神的形成;在纳入创新素质作为调节变量后,工作动机对工匠精神的作用加强,工作机会对工匠精神的作用减弱,而工作能力的影响没有变化;工程科技工作者的工龄与职称等外部因素与工匠精神的形成没有明显关系。     

我国政府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价值结构研究

我国政府颁布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体现了安全性、保健性、便捷性、舒适性、可持续性等价值选择。以政策文本为载体研究政府行为的价值内涵及其结构,是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理论揭示政府运行规律及绩效生产的重要前提。本文通过构建我国政府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价值结构二维分析框架,从治理价值选择维度和人居环境价值要素维度两方面对58份核心政策文献进行量化研究。从价值结构横向来看,呈现出以可持续性优先、安全性匮乏的价值要素特征。从纵向来看,尽管政策价值选择分布已较为全面,但仍存在不均衡的现象。此外,便捷性、保健性、舒适性紧紧围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两大政策领域,不同农村人居环境价值要素在政策领域占比差异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