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居民参与人居环境治理行为研究——以皖北地区为例

本文以农村居民参与人居环境治理行为为研究对象,基于计划行为理论,运用实地调查数据,构建二元logistics模型探究了影响农村居民参与行为的因素。结果表明：对村庄环境质量评价越高,越是意识到环境治理会提升村庄环境或促进村庄发展,受到邻居朋友影响越大,闲暇时间越多及对自己的能力越自信的农村居民就越愿意参与治理。对村庄环境质量评价越高,受邻居朋友影响越大及闲暇时间越多的农村居民越会产生实际治理行为。此外,农村居民距集镇越近越愿意参与治理,居住越久越会产生参与治理意愿和实际行为。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促进农村居民参与治理的建议,以期提高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效率。     

新时代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法治保障研究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既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美丽中国的重要内容,也是开展乡村振兴战略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举措。虽然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依靠中央文件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如何巩固现有整治的胜利成果并形成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长效机制却离不开法治保障。当前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存在法律制度供给不充分、权责界定不清晰、法治意识不觉醒和监督机制不到位等问题。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要走向法治化轨道,需要不断完善农村人居环境立法,运用系统思维和整体思维制定农村人居环境单行法律;明确政府的职责,建立乡镇政府直接责任、县级政府主体责任和省级以上政府领导责任的职责体系;强化村民的义务,引导村民参与建设并自觉守法;增强法治思维,强化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主体法治意识;健全监督问责机制,从权力约束权力的角度完善环境监察和问责制度,从权利制约权力的角度完善大众参与监督机制。     

行政引领自治：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实践与机制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湖北省梅村采取了“行政引领自治”模式,其核心是设置村落理事会激活村民自治,在组织框架内树立农民的主体地位。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通过建构思想引导与民主协商机制、精英吸纳与带动示范机制、知识融合与因地制宜机制以及自主服务与社会规制机制,将国家的“硬规则”以柔性方式导入农民生活实践,取得了良好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效果。这表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要尊重农民生活实践,通过赋予基层组织一定的自治权,引导和组织农民自主建设美丽家园。     

乡村振兴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法治化路径探析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是推进乡村生态振兴建设美丽中国的题中之义,是实现乡村振兴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措施之一,那么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法治化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要求,法治化是实现治理有效的基本方略和促进乡村社会生态宜居的必然选择.当下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战"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如若要想在巩固此成果的基础上取得更大胜利,则须走一条长效治理的法治化之路.当下治理的法治化却面临着法律体系缺失、权责界限模糊、参与主体法治意识淡薄及法律监督机制缺位等现实困境.于此需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整体思维完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法律体系、明确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参与主体的权责界限;增强参与主体的法治思维,提升其法治意识;健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法律监督管护机制.     

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的变迁路径及其动力机制——基于间断—均衡理论的解释

为明晰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的变迁路径与内在逻辑,文章以1949至2022年中央层面颁布的194份政策文本为数据基础,运用间断—均衡理论模型并辅之以政策文献计量方法,将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变迁划分为3个均衡期和2个间断期,剖析政策变迁的动力因素。研究发现：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经历了群众健康安全保障→基本生活条件改善→村容整洁→美丽宜居乡村建设的变迁。在中央决策主体注意力转移自上而下推动与焦点事件自下而上驱动共同作用下诱发政策图景变革和政策场域开放,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辩证关系的转变也对政策变迁起到重要作用,集中显现为均衡调适与突变革新相交替的非线性演进逻辑。研究验证了间断—均衡理论对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研究的适用性和本土化路径,并对未来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发展提出展望。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问题与展望——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随着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的全面实施,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也从污染治理导向的基础设施建设阶段进入以环境全面改善为导向的管理提升阶段,在此进程中会面临着新的要求和挑战。本文以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起步较早、投入较大、经验较为丰富且成效较为显著的长三角地区为例,阐释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多样化内涵及其动态演变,并从治理主体、治理对象、治理范围、治理目标、治理手段5个维度构建分析框架,阐释在乡村振兴与城市化进程的双重影响下,长三角地区农村人居环境的阶段特征和主要挑战。基于此,新阶段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需要促进多元共治,强化需求导向和规划引领,构建上下协同、内外协同、目标协同的协同治理机制,加强市场参与和科技赋能,形成以权利和责任分担的公平性、公共财政投入的高效性、治理体系的可持续性为核心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体系。     

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双重认同”逻辑以云村人居环境治理实践为例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不仅需要政策层面的引导及配套资金投入,更需要农民的支持与参与。引导农民充分参与,既是推动乡村人居环境改善的必要条件,也是改进乡村治理的有效路径。基于云村人居环境治理案例,指出引导农民参与是复杂的动态过程,涉及国家组织动员与个体行为选择的匹配与耦合。摆脱了基本生活压力的农民,参与行为不仅受利益逻辑的驱动,也受到认同因素影响：一方面是对国家政策理念和人居环境本身的价值认同,重新评估人居环境治理的价值;另一方面是对乡土秩序和伦理关系的情感认同,重建与村庄之间的联系。建立以认同为核心的农民参与机制,不仅有助于破解实践中“政府干、农民看”的难题,而且有助于农民主体性的生成。     

基层组织嵌入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理论契合、路径选择与改革方向

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是农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之生态宜居的客观要求。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稳步推进,国家顶层提出基层组织作为基本单位治理农村人居环境的治理结构。研究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从优势、治理嵌入以及制度安排方面阐述基层组织治理农村人居环境的理论契合,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框架,梳理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制度困境及其路径选择,提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未来的改革方向,为基层组织有效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政策参考。     

全球环境治理机制与中国的参与

全球环境治理机制是国际治理机制的一部分,主要通过结构主体、议题领域、作用渠道、原则规范、操控方式来构成和运作。中国作为环境大国、地区和世界大国,采取多种参与方式,以建设性和负责任的积极姿态出现于全球环境治理的重要场合。但中国对该机制的参与在对自身及国际社会带来积极效果的同时,也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利的负面影响,因此会导致双重效应。     

农村环境治理中政府主导与农民参与良性互动的实现路径——基于行动的“嵌入性理论”视角

在政府主导的农村环境治理中,如何动员农民参与始终是基层政府不得不面对的治理难题。农民为什么不参与村庄环境治理行动？行动的“嵌入性理论”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框架。在这种解释框架下,农民行动是嵌入在多重依赖关系之中的。农民对国家的依赖性越强,越能回应国家（通过地方政府）需要的参与行动,农民对国家的依赖性越弱,越容易陷入自主性行动。通过NN市乡村清洁运动的案例深描,揭示国家主导与农民参与实现良性互动的关键是形成利益一致的依赖关系。因此,实现农村环境治理中的政府主导与农民参与的互动共振,必须重建政府与农民的利益关联,并通过政党嵌入和激励嵌入,为农民参与提供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和源源不断的持续动力。     

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的多层分析

近几年,环境行为研究逐渐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国内外研究者较多关注公众个体日常环境行为及其影响机制,往往忽视了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基于CGSS2013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构建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嵌套模型,对中国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从微观和宏观层面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在微观个体层面上,居住在农村的居民环境治理参与行为较多,教育水平较高的公众实施较多环境治理参与行为。媒体使用、环境污染感知、政治参与及政府信任对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有促进作用。在宏观省级层面,经济发展、产业比重合理调整可以激发地区公众平均环境参与行为,在经济稳步增长的前提下,垃圾清运量的增加和PM2.5浓度升高,会促进地区公众平均环境治理参与行为。     

村民自治中农村流动人口的数字化参与

农村流动人口参与村民自治是实现村民自治"治理有效"的题中之义。基于浙江A县的"乡村钉钉"案例,对村民自治中农村流动人口数字化参与问题展开探讨,研究发现村民自治中农村流动人口的数字化参与主要是将参与场域由传统的物理空间转换为依托互联网技术塑造的数字空间,打破了物理空间在时空条件上对农村流动人口参与村民自治的限制,实现了农村流动人口在身体缺场情形下参与村民自治目标。数字化参与的实现主要缘于治理逻辑、技术逻辑与数据逻辑的有机耦合。相较于传统参与方式,数字化参与具有多维特征和重要价值,但也具有适用事务类型有限、面临技术等各种风险及难以纳入全部参与主体的局限,未来应当厘清数字化参与方式的适用事务类型,规避数字化参与风险,妥善处理数字空间与物理空间衔接问题。     

农村环境治理中的公众参与激励机制优化路径探讨

公众参与农村环境治理是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力量。基于调查研究发现,广西河池市宜州区从清洁乡村、美丽乡村到生态乡村的环境治理实践中,积极引导和激励公众参与到乡村环境治理过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党领民办,群众自治”的环境治理工作模式,公众参与初显成效。同时,因公众参与激励机制不够健全,出现了村民参与内部动力不足、“搭便车”现象等难题。应借鉴波特-劳勒综合激励模型的精髓,关注努力程度、工作绩效、内外奖酬、满足感等因素对激励过程的影响,从目标驱动机制、绩效评估机制、奖惩激励机制、监督反馈机制等方面系统完善激励机制, 形成激励→努力→绩效→奖励→满足等激励链的良性循环,优化公众参与农村环境治理激励机制。     

生计资本对农户参与村庄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水平与结构的双重视角分析

提升农户环境治理参与积极性是推动我国生态宜居乡村建设的重要社会基础。本文基于福建、河南、四川3省820户农户的调查数据,采取生计资本水平与结构的双重理论视角,运用熵值法对生计资本进行量化,并构建双栏模型实证研究了农户生计资本状况对其参与村庄环境治理意愿(包括环境参与意愿和环境支付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农户生计资本禀赋在水平与结构上存在不均衡现象,生计资本总量的增加以及生计资本结构的优化有利于农户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提升,其中人力资本对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的影响最大。据此,本文认为提高农户生计资本水平,重点通过人力资本优化农户生计资本结构,是提升当前农户参与村庄环境治理意愿的重要举措。     

村民自治与中国农村政治稳定

村民自治制度,实质上是市场经济背景下我国农村的资源分配机制改革,它不但拓宽了中国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途径,培育了他们的民主意识和能力,而且压缩了农村政治权力过度介入资源分配的制度空间,有利于缓和现阶段农村的利益矛盾,从而有助于保持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政治稳定,为国家深化改革奠定坚实的基础。     

制约村民参与村务治理积极性的因素与对策研究

村民参与村务治理的积极性不高，经济滞后是深层次的原因，也有文化、利益和制度方面的原因。在农村自治中村民参与村务治理的成熟程度是伴随着农村经济发展而发展的。应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重塑公民资格，明晰角色定位，处理好党支部与村委会间的关系，强化制度建设，增加政治透明度。     

主观感知、制度约束与农村环境治理参与意愿

农村地区严重的环境危机已经成为影响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主要障碍,基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探寻有效的环境治理模式是村社善治的客观要求。借助中国(江苏)民生发展指数调研平台,通过建构"个体特征+主观感知+制度约束"的指标体系,采取田园式调查方法,以江苏省8地市的288个农户为研究对象,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农户参与农村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认为:主要从事工作类型、个人效能感知、垃圾桶发放情况、环境质量满意度评价、责任认知、政府或者村中开展环保宣传教育情况和环境权利认知对农户参与环境治理意愿有显著影响。提出通过农户公共精神培育、基础设施建设、环保权赋予和优化农村产业结构等方面促进农户参与意愿提升的策略。     

农民参与农村环境治理的行政法研究

目前,农村的环境污染不断加剧,如何更好地治理农村环境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在政府主导型环境保护模式下,由于地方政府职能以及农民参与权的缺失等原因,导致农村环境问题不能得到很好的治理,频发的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就是例证。因此,农民参与农村环境治理是必要的,并且农民参与农村环境治理具有法律基础与现实基础。在此基础的分析之上,从行政法的角度出发,以农民参与权为基点,建议在农村环境治理的行政立法、行政决策、行政执法和行政法制监督等方面吸收农民参与进来,以期实现对农村环境更好的治理。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地方实践——以贵州厕所革命为中心的讨论

人居环境治理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厕所革命是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基础,体现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调研发现,农村厕所革命开展以来,贵州改厕数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村居住环境与居民生活质量得到明显提升,这些成功经验与完善顶层设计、强化组织领导、多方筹集资金、加强监督指导的做法密不可分。调研显示,进一步推进农村厕所革命仍存在资金筹措压力较大、基础设施建设薄弱、技术模式科学性欠缺、区域内发展不均衡等问题,进而提出：应在“多渠道”“多方位”“多途径”“多方式”对策的观照下深化与完善贵州农村厕所革命,打造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贵州样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