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精细化”到“精准化”:乡村公共服务供给的逻辑转向

“项目进村”是国家力量嵌入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变量，也是重塑国家资源分配体制的重要渠道。现行资源下乡体制下，乡村公共服务“项目制”供给构筑了一整套“精细化”的公共产品分配、管理和输送体系。这在确保国家意图高效率投射乡村的同时，也因过度技术性的流程把控削减了对乡村实际面向的关照，从而出现产品供需脱节、服务目标替代、内生服务能力削弱等“公共服务弱化”的意外后果。对此，厘清涉及“需求识别”“定向配置”“长效管理”等价值的公共服务“精准化”供给逻辑，对改善“项目进村”效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时下乡村公共服务“精准化”供给不仅应推动现有服务资源供给评价方式和多元参与模式的改良，也应促进公共服务数字赋能和内生机制的革新，实现“过程精细”和“结果精准”的有机结合。     

营商环境优化中基层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结合的运作逻辑——基于湖北省C街道“联企服务”的案例研究

基层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结合是实现营商环境优化的关键。基于赋能理论与湖北省C街道“联企服务”实践案例,提出一个“组织赋能”的分析框架,即基层政府通过组织供给与制度配套,凭借个体能力培育的组织优势来实现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结合,最终赋能营商环境建设。研究发现：“组织赋能”框架下,基层政府“有为”边界在于组织支撑与主体责任界定下的权力规范,“有为”保障基于共享平台与资源集成匹配下的资源统筹,“有为”动力在于能力培育与正向强化机制下的目标激励。“组织赋能”依托组织优势发挥来提升政府“有为”,从而推动营商环境优化,实现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结合。     

行动者网络视域下农村公共服务的多元合作供给

提升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和质量是推进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内在要求。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通过构建农村公共服务多元合作供给的“行动者网络”分析框架,对当前影响我国农村公共服务多元合作供给质量的现实原因进行详细阐释,并提出优化农村公共服务多元合作供给网络的重塑路径。从农村公共服务多元合作供给的公共服务基础条件、多元供给主体行为模式和多元合作供给关系三个维度来看,正是农村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的服务支持能力与多元合作供给资源困囿,主体的转译行为与公共服务合作供给目标失谐,主体间竞争不完全、效能不确定与多元合作供给功能挑战等多重因素影响,掣肘农村公共服务多元合作供给的服务质量。因此,需从加固多元合作供给网络的结点网络、激活活动网络、疏通关系网络三方面着手,重塑农村公共服务多元合作供给网络。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人居环境韧性治理：机制与路径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一环，传统刚性管制治理向韧性治理转型，是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选择。在韧性治理的框架下，分析了农村人居环境系统在生态资源、产业经济、治理结构、社会网络、基础设施、组织制度六个维度韧性的互动机制。当前农村人居环境韧性治理面临着生态资源粗放式开发利用、农业经营格局失衡、政府治理路径依赖、社会资本缺失萎缩、基础设施供给与管护不足、公共规则弱化失序等多重困境。加快实施农村人居环境韧性治理，重点在于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加强多元主体合作，引进高质量社会资源，加快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制度创新与供给。     

整体性治理框架下农村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有效性关乎到社会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通过对当前农村公共服务碎片化供给的历史演变考察,提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整体性治理的应然性。进而建构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整体性治理框架,梳理了整体性治理的三大机制,探求并分析影响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整体性治理机制的变量关系。借助于样本区域的调研数据,诠释了整体性治理机制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关系模型。同时结合非结构访谈的实践内容,厘清了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在整体性治理理念下的现实盲区,通过提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路径的建议,进一步提升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有效性。     

自主治理：农村互助养老发展的模式选择

从“村庄本位”角度提出农村互助养老发展关键在于自主治理。美国“村庄”互助养老的本质特征就是“老年群体本位”自主治理,其通过“在地化养老”目标统领、自主组织引领、适应性规则供给、以老年人为基础的资源供给、全过程监督等保证互助养老福利的合作生产与有效供给。深化中国农村互助养老自主治理,需要树立人本主义与合作生产理念,建构以自治基础的合作治理体制,培育自主组织引领的参与式治理方式,完善资源保障、制度供给与多元互助的长效治理机制,从而形成内外协同、上下互动的“发展术”,保障农村互助养老发展的持续性与有效性。     

超越“二元博弈”：行政与自治均衡视角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不应局限于治理主体的价值二元博弈结构关系,而要立足行政与自治均衡的治理统合关系。调研发现,村庄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行政统合与自治缺位弱化了村庄内生性资源嵌入村庄生活治理的活力,也无法回应国家现代化治理规则主导的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行政与自治均衡状态下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践,以行政资源输出强化了地方规则的共同体意识,并且激活群众参与的主体性,达成了均衡性的双轨治理结构和机制,实现了村庄人居环境整治的低成本和高效益治理。从行政与自治均衡关系视角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要在增强国家治理能力与弹性村庄社会结构的张力之间寻找行政与自治的均衡秩序,外引基层治理现代化规则嵌入村庄人居环境整治,内以整合内生性资源激活乡村社会活力,提升治理效能,促进乡村生态文明建设。     

区块链赋能营商政务环境建设的价值阐释与实现进路

区块链作为数字时代的底层支撑和关键技术，不仅能为营商政务服务提质增效，在营商治理上也有助于推动信任模式与管理机制的重构与优化。在区块链赋能的技术诠释与功能识别基础上，从区块链多中心属性促进营商政务环境的秩序重构、共享属性促进营商政务环境的理性进化、信用属性实现营商政务环境的法治规范以及数据整合属性推动营商政务环境的治理协同等四个方面，阐释和梳理区块链在营商政务环境建设中的先导性价值，明确区块链在营商政务环境中的场景建构逻辑，即内外协调一致的底层逻辑、资源利用的效率逻辑和风险控制的监管逻辑。从理念与实践的双重角度出发，提出达成跨层级的区块链共识性意见、建立多元参与的区块链合作治理机制、加快区块链技术标准化建设的速率演进、释放区块链赋能相关制度体系的创新供给等区块链赋能营商政务环境的可行进路，以期推动政府角色和职能在营商政务环境中的转变，促进营商治理结构扁平化改革，提升营商政务服务效率。     

数字技术赋能的协同治理——基于“工业固废精密智控预警平台”的分析

作为一个复合性治理问题，防治工业固废污染环境势必要通过创新治理工具，优化治理机制，形成一种价值共识，提升协同治理行动能力。对“工业固废精密智控预警平台”的个案考察，旨在回答数字技术撬动并赋能协同治理的内在机理：一是以信息驱动赋能多跨协同；二是以整体智治赋能跨部门联合行动；三是以“事”为中心赋能“条”“块”协同。在未来实践中，数字技术赋能的协同治理需要谨防技术空转、协同表象和内驱力不足等问题。     

城市公共环境服务“云”供给机制研究

城市公共环境服务供给是实现公共环境服务优化配置的重要环节。针对目前日益增长的城市公共环境服务需求与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提出了基于城市公共环境服务的产品属性和供给主体“有限理性人”假设的研究视角,借鉴“云”思想,揭示了自组织供给城市公共环境服务的运行机理;构建了由供给动力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协商共治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和监督反馈机制组成的城市公共环境服务“云”供给机制;论证了该机制具有合理性、关联性与整体性的优势,旨在依据自组织运行规律盘活公共资源供给中所涉及的各种要素,最大程度地提高城市公共环境资源供给效率与效能。     

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社会基础与实践逻辑

随着数字乡村建设的持续推进,数字技术在乡村治理中的应用越来越普遍,农村人居环境依靠传统手段难以解决的治理困境将有望借助数字赋能来化解。数字治理与环境治理双重政策势能的释放、“新基建”背景下数字设施与农村人居环境设施的融合以及村民数字素养与环境意识的同步提高为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提供了社会基础。借助数字技术的协同性、整合性、共享性、参与性,通过数字赋能治理协同、数字赋能资源整合、数字赋能沟通渠道和数字赋能社会动员,实现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从“信息孤岛”到信息互联、从“二元鸿沟”到城乡融合、从“单向价值”到多元表达、从外部输入到内生驱动的转变。     

环境正义视角下的农村垃圾治理

农村垃圾治理凸显了我国城乡有别的差异性基础设施供给和基本制度,反映了城乡之间的环境非正义关系,暴露出农村垃圾治理资源分配失衡、农村垃圾治理决策程序缺失以及农民承受的垃圾治理责任不公平的问题。防范农村垃圾污染的发生,必须将环境正义理念贯彻到农村垃圾治理工作中。首先,通过健全农村垃圾治理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机制和长效监管机制实现环境分配正义,消除治理工作中的制约瓶颈。其次,通过推进农村垃圾治理主体多元化和决策程序合理化实现环境程序正义,提高农民参与积极性。最后,通过加强农村垃圾治理法治建设和农民环境权益保障实现环境矫正正义,确保农民享有适宜的人居环境。     

不同理论视角下的农村公共服务研究述评

学术界对农村公共服务研究的理论视角主要包括经济社会结构转型论、供给需求化、福利多元主义论。公共财政论、社会资本论以及乡村治理论等。这些研究涉及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背景、供给主体、供给目标以及影响供给效果的经济、社会、政治等因素,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同时,在如下几个方面需要深入探讨：加强农村优势月受务资源的挖掘;加强服务输送过程的动态研究;加强服务可及性的研究;加强服务质量需要满足的研究。     

社区志愿服务“项目制”运行的困境、原因、优化路径

社区志愿服务“项目制”虽然有效消解了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中的政府失灵，但是在现实中面临着制度性和管理性的双重困境。在制度性运行方面，“项目制”导致了“一刀切”式服务供给、项目稳定性弱、“弱合作”社区嵌入、社区公共服务发展之间“马太效应”等现象的发生；在管理运行方面，“项目制”暴露出志愿组织项目开发能力不足、项目管理机制低效、项目绩效评估僵滞、项目推广效应弱等缺点。项目供给不足与社区需求旺盛之间的矛盾、项目分配过程中的公共价值偏离、项目监督弱化、科层治理与项目治理双重逻辑影响下的政府寻租，是导致社区志愿服务“项目制”遇到双重困境的主要原因。对此，要从强化群众满意价值导向、增强政府部门全过程统筹、搭建项目嵌入社区工作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积极促成资源整合五条路径来优化社区志愿服务“项目制”运行。     

农村公共品供给方式与基层善治

通过对农村不同公共品供给方式实践的考察,发现了两种不同的供给理念。作为一种典型的“输入”式供给方式的项目制,因为忽视地方政府和基层社会的自主性,导致资源浪费和治理失效的问题;成都市推行的公共服务资金政策,通过将决策权下沉到议事会的方式,实现了公共品供给方式从“输入”到“嵌入”的转变。研究发现,普惠性的资金分配和弹性化的使用规则、需求表达和组织回应的制度化、村庄治理资源和治理手段的组织吸纳、群众参与和基层监督机制这四个层面的实践机制保证了公共服务资金具备公共性、权责性、合法性和透明性四个基本特征,从而体现了基层善治的基本要求,是善治理论在基层治理中的具体实践。     

重大突发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农村应急合作的演化博弈分析

面对重大突发疫情,治理情境的复杂性及治理主体的局限性倒逼农村应急合作。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农村应急合作易出现治理疲惫,诱发治理主体非合作博弈行为。针对农村应急合作中的非合作博弈行为,运用演化博弈方法,以村“两委”与基层政府为研究主体,分析农村应急合作策略组合的演进路径及其影响因素,并进行模拟仿真分析。研究发现,影响基层政府、村“两委”应急合作策略选择的因素分别为监管成本、应急成本与奖惩力度,农村应急合作路径为自治力量推动行政力量介入的“自下而上”型。基于实证结果提出了建立“县、乡、村”三级协调联动机制、完善农村应急监管机制和惩戒机制、赋能农村应急治理、减负基层政府的政策建议。     

共享视角下乡村公共服务供给的作用机制

乡村公共服务供给正逐步向着高质量供给方向发展,但在供给主体、供给能力和供给方式等方面仍然存在问题。共享经济强调有效利用闲置资源,倡导“使用而不占有”理念,邻里互助共享具有稳定性的长效机制,可以在乡村养老服务、公共安全服务等领域发挥优势。共享经济通过互联网平台,以最低成本将碎片化的闲置资源合理匹配整合,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不同类型的平台共助共享共同成为推动乡村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载体。大众共建共享的乡村公共服务供给要重视大众参与过程,重视价值追求,激发村民参与意愿;要通过乡村社会组织等组织化形式,完善配套机制,提升乡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水平。     

如何提升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合作治理绩效？——基于资源不对称依赖与控制权共享的视角

借鉴资源依赖理论和控制权理论,以嘉兴市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文化有约”项目为研究对象,通过个案研究分析互联网情景下多元合作治理的深层逻辑。研究发现,多元合作中资源不对称依赖导致公共价值缺失,仅实现公共服务“供给生产社会化”;控制权共享能够降低资源不对称依赖程度,实现“供给责任社会化”,促使多主体化优势资源的发挥,合作关系质量的改善,增强了合作绩效;控制权共享源于政治机会窗口的出现和互联网平台的创新应用,为此,政府要为多元合作提供制度空间,善用互联网治理工具,构建合作网络生态系统;非政府主体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等,实现合作治理绩效的提升。     

关于城市社区公共服务智慧化的理论再探索

面对智慧城市、智慧社区等概念的出现及运用,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不断推动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社会治理方式的转变,对我国公共服务以及城市社区治理方式提出挑战。城市社区公共服务在管理、需求、供给等方面因未及时关注智慧集成技术的新变化,导致公共服务智慧化供给质量堪忧。作为公共服务智慧化应用的承载者,城市社区为其提供广泛开展的现实场域,借助服务的“智能化”、社区居民的“智慧化”创新社区公共服务的提供机制、精准获取社区居民的公共服务需求,从而实现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的善治善为。     

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价值审视与现实困境

文章通过文献资料等研究方法审视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价值,提出供给导向和需求导向下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政府与民众之间主客体的协调。基于价值审视,研究发现现阶段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供给陷入困境:供给的政策制度实施效果欠佳;供给的主体单一、参与不足;供给的供需失衡现象突出;供给的普适性泛滥,地域性缺乏;农民的需求表达不畅、参与机制不足。针对以上困境,提出我国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跨越式发展:对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价值扶正;通过社会力量的引进机制、搜集需求与传达的沟通机制和供给的绩效评体系,整合并优化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运行机制,提高运行机制的系统性;基于地域文化,凸显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地域性;建立并完善农民体育需求表达、参与机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