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介化证券担保交易法律制度研究

中介化证券担保交易制度,是跨国证券交易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介化证券实体规则公约》为协调各国的证券担保制度,制定了一套特别的中介化证券担保交易规则。它规定了质押担保和所有权让与担保两种担保方式及担保权的实现途径;担保权人对中介化证券的使用权和要求担保人补充担保以维持担保物价值的权利;担保人替换担保物的权利。《公约》的相关规定与我国现行证券担保制度存有差异,不能直接适用,但为我国相关立法提供了指导和借鉴。     

我国动产融资担保制度的检讨与完善

国际经验表明,动产融资担保制度的构建以便捷动产担保交易、提高动产融资效率为目标。以此为标准考量我国相关制度,不足及缺失之处较多。动产担保物的范围应当尽量扩大,相关立法方法应予修正;动产担保权的公示应当建立统一的登记机关,简化登记内容与登记事项;动产担保物上竞存权利之间应依“先公示者优先”确定其优先顺位;动产担保权的实行制度应引进自力救济途径,同时完善公力救济途径。     

个人健康医疗数据可携权的本土化

数据可携权的提法源自欧盟2016年《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出于健康医疗领域数据来源者权利保护与数据资源共享的需求，我国也存在设立个人健康医疗数据可携权的现实必要性，但该权利设立面临立法、司法与数据安全方面的障碍。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四十五条第三款首次规定了个人信息携带权，但仅作原则性规定，为个人健康医疗数据适用该条款留下了解释空间。信息与数据虽然存在内容与形式的区别，但根据有关理论与实践，将个人健康医疗数据归入可携权的客体范畴具有一定合理性与可行性。因此，建议参照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个人信息携带权的规定，并通过部门规章和司法解释明晰个人健康医疗数据可携权的行使条件和健康医疗数据安全保障义务，从而推进我国个人健康医疗数据可携权的设立及保障。     

数据可携的双重路径探析 ——以个人数据保护法与竞争法为核心

数据可携不仅是个人数据保护法的调整对象,也是竞争法的调整范围。GDPR数据可携权是个人数据保护法下数据可携的典型立法例,包括接收权和传输权;权利主体是自然人,义务主体是所有数据控制者;其权利范围明显异于数据访问权,行使该权利不会自动触发被遗忘权的适用。数据可携权与竞争的关系较为复杂,其对竞争的不利影响可从竞争法下的数据可携借鉴经验。欧盟和美国均已将缺乏数据可携作为竞争法的规制对象。竞争法使企业可以请求数据可携,填补了个人数据保护法只适用于自然人的空白。我国可探索《个人信息保护法》与《反垄断法》下数据可携的双重路径。     

论数据权利的法律实现

关于数据权利的定性学界存在分歧。数据权利的法律实现,应以数据中的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为基础,以利益平衡理念为导向,分别确定数据权利。数据中的人格利益来源于其所承载的信息,并体现为个人对于数据的信息权利。数据的财产利益由企业所取得,表现出不同于传统财产权的有限支配性。数据之上个人信息权与企业财产权的交叠反映数据权利的双重属性,也揭示两种权利支配数据时所产生冲突的必然。基于利益衡量的具体规则,一方面,个人信息权凭借其内在价值的优位性,优先于企业数据财产权受到保护。企业对数据的处理以满足个人信息权为前提。另一方面,阿列克西公式明确不同场域下数据的“匿名化”标准,为合理划定个人信息权与企业数据财产权的边界提供指引。     

企业数据权益法律保护的模式探索

企业数据权益的法律保护存在几种不同理论方案，可以概括为沿用现有法律体系保护和设立新型数据权利保护两种思路。文章综合评析几种代表性方案发现，企业数据权利化保护是可行的。设立企业数据财产权具有促进数据资源优化配置、保护范围广、保护门槛低等诸多优势，但也面临数据垄断、权利属性不明确等困境。文章提出了解决困境的理想方案，即以企业数据可以成为独立权利客体作为立论基础，将企业数据分类为基础数据和衍生数据。基础数据兼具财产属性和人格属性，宜采取行为规制方式；衍生数据仅具财产属性，可确立数据财产权加以保护，同时明确该新型权利并非具有绝对性，受到使用范围、主体资格、义务承担三方面的限制。     

《民法典》视域下居住权设立实证研究

中国《民法典》正式规定了居住权制度,但其内容多为原则性规定,对于居住权设立还存在许多可以补充的空间。在现行法律规定及司法实践中,存在通过双方意定、订立遗嘱、生效裁判文书确认三种途径设立居住权的情形,而对涉居住权协议的规范形式、权属登记的具体流程、权利享有人的范围并无明确规定,致使司法实践中缺乏统一的认定标准。同时,居住权作为一种用益物权,其不仅应当满足特定人居住的权利,还应发挥其“物尽其用”的功能。建议设立居住权时签订单独居住权合同,完善居住权登记模式和登记效力,以增强居住权设立的规范性;权利人认定方面,扩大实际居住人的范围,将居住权人近亲属及关系密切的人员认定为有权居住的人员,进而提高房屋效用,充分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     

宅基地资格权的权能定位与制度因应

乡村振兴背景下，宅基地逐渐由“二权分立”向“三权分置”转变，资格权成为其“三权分置”的关键。通过分析其现实状况及区域特色模式，宅基地资格权的制度应用存在主体认定不明，权利内容与登记制度不健全，行使制度与救济制度等困境，需要从制度与实践层面完善其主体制度，健全其权利内容与登记制度，明确其行使制度与救济制度等，以期促进我国宅基地法律体系的完善，规范宅基地“三权分置”工作的开展，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保证金账户担保若干问题之探讨——兼评《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第70条

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第70条将保证金账户担保定性为非典型担保,同时又规定担保权人对账户内的资金享有优先受偿权,该规定与非典型担保为债权性质担保的属性相冲突,保证金账户担保实为典型担保中的权利质押。作为权利质押的一种方式,保证金账户质押应当满足质押客体特定化和质押账户外观化的要求。就特定化而言,账户内的保证金债权虽然可以浮动,但不得突破预先设定的最低限额,这是确保保证金账户担保客体特定化的当然要求。就外观化而言,设立专门的保证金账户并加以明确标识,这一公示方法既符合账户质押的特点,也便于司法实务判断账户质押是否达到“合理识别”的标准。     

论我国个人信息可携带权的客体范围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5条第3款确立了个人信息可携带权,但权利客体范围尚未明确。个人信息可携带权客体范围的判断,应结合我国设立可携带权的立法初衷、数据的权属界分、关涉主体的利益平衡等因素综合考量。个人信息可携带权客体范围的具体设置上,应采取普适性规定与弹性处理相结合的方式。普适性规则下,可从“个人信息定义”“信息主体提供”“禁止损害第三方权益”等方面对可携带权的客体范围进行多层次限定,建立具有可操作性的最低标准。同时,可由个人信息控制者在最低标准的基础上拟定自治细则,报行业协会和有关部门批准后实施,并通过实践经验总结,对可携带的个人信息范围进行动态调整。     

购置款抵押权优先顺位规则的限制性研究

《民法典》第416条引入购置款抵押权的目的在于保障新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使其摆脱在先担保权人的“位势垄断”，提升债务人的融资担保能力，促进物尽其用。购置款抵押权突破既有的公示公信原则，对其理解与适用应当施加必要限制。优先顺位规则的适用不应局限于先浮动抵押权，在没有正当且充分理由的情况下，理应给予不同身份的融资担保权人以同等的保护。债务人在获得融资担保前对购置物不得享有财产权利，否则购置款债权无法优先受偿。若购置款债权人为出卖人，为保护先担保权人的利益，其与买受人之间不能存在直接或者间接的控制关系。购置物仅限于将有动产，而购置款债权应当以购置物价款为限，并且二者之间必须存在关系。抵押合同是设立购置款债权的原因行为，当事人在订立抵押合同后，购置物必须在宽限期内交付并办理抵押登记。     

文化企业著作权质押融资法律问题研究

著作权质押融资是文化企业有效的融资方式。除了评估体系和风险担保机制不完善外,我国物权法、担保法以及著作权法中有关规定的不合理也是造成著作权质押融资困境的重要原因。应针对著作权自身特点,明确著作权质押关系中各项权利的优先保护顺序,适当限制著作权的精神权利。质押登记不应作为著作权质权设立的前提而只产生对抗第三人的作用,质押登记机构应该以形式审查为主。为保护有关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应该设立著作权质押登记的异议程序。     

民法典物权编的发展与展望

"以人民为中心,切实回应人民法治需求"是民法典物权编的基本指导思想。物权编增设了无居民海岛所有权、居住权等新的物权种类,完善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相关规则,并对物权的设立和行使作了符合绿色原则的限制。用益物权分编反映了新一轮土地制度改革的成果,将承包地产权结构界定为"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经营权",明确了土地经营权的权利内容,并赋予其登记能力;删除禁止耕地抵押的规定,为农地金融的发展提供了可能;修改"二轮"承包之后的延包规则,给予承包农户稳定的土地经营预期。基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需要,担保物权分编扩充了担保财产的范围,允许担保财产的概括性描述,为未来财产进入融资担保领域提供了前提;删除了具体担保物权登记机构的规定,为建立统一动产和权利担保登记制度留下了空间;丰富了同一财产上竞存担保物权的优先顺位规则,增加了担保交易的确定性。     

新闻采访权探析

记者的权利主要指采访权和报道权。报道权的行使以采访为前提条件。如何实现记者的新闻采访权,是新闻立法首先应解决的问题。一、广义采访权及其分类及内容按权利涉及的范围可将采访权划分为广狭两义。广义“采访权”指“为保证连续采访的实现而设定的权利”。1.设立采访机构权在我国是不允许个人设立新闻采访机构的,但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拟订的《新闻法》文稿曾触及这一点,它规定个人有办私人报纸的自由。无论个人是否有权设采访机构,但一个新闻媒体是必定拥有这种权利的,它可以设立自己的记者部、采访团、记者站、通讯社、联络处等采访…     

平台经济规范发展中的公民数据权——兼析“数据公共物品”

平台经济规范发展需要对公民数据权进行保护。公民数据权包括公民数据人格权与公民数据财产权。其中,公民数据人格权由数据知情权、数据同意权、数据修改权、数据被遗忘权构成;公民数据财产权由数据采集与使用权、数据可携带权、数据收益权构成。公民数据权与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同步,随社会条件变化而变化,是场景流变中的权利束。平台经济的内生性特质、网络平台公正性诉求及平台数据算法正义为公民数据权提供了正当性。平台经济发展中公民数据权的可能性是通过保护公民数据权来实现的。“数据公共物品”是指将公民数据权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物品,并强调对其的保护是全过程的与全覆盖的。数据公共物品应该是网络平台多边主体合作供给的结果,其供给过程中的集体行动困境可以通过算法伦理设计来解决。     

购置价款抵押权之优先顺位效力解释论

作为英美法系功能主义担保立法的产物，购置价款抵押权之优先顺位效力与我国法中的“先登记者优先”规则已生抵牾。其中，登记之“宽限期”作为购置价款抵押权优先顺位效力的外现，具有提高交易效率的制度价值。在权利竞存层面，击破浮动抵押权之“位势垄断”是购置价款抵押权的创设初衷。由于购置价款抵押权对购得标的物具有基础性贡献，其还可优先于在登记前已设立的固定抵押权与质权，但仍不得对抗购置前已登记的抵押权和标的物交付后成立的留置权。此外，为贯彻实质平等并促进融资，购置价款抵押权之间发生竞存时理应适用“比例清偿”规则。可见，购置价款抵押权实质上赋予了登记以溯及至标的物交付之时的对抗力，并进而形成了“层次化”的权利架构模式，但也对物权公示公信制度构成了事实上的突破。     

物权变动理论分野下我国不动产物权期待权的体系完善

我国《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28条至30条中赋予买受人的不动产物权期待权援引于《德国民法典》中土地及其附着物物权期待权的规范条款,但是我国的法律适用样态却与德国呈现权利受领人法律地位稳固性与物权期待权处分权能领域的差异。追根溯源,是我国民法体系与德国民法体系所适用的物权变动理论不同。我国采“修正的债权形式主义”,以“债权合意+支付价款”为物权期待权的成立基础,德国采“无因的物权形式主义”,以“物权合意+登记意思”为成立基础。在我国现实情境下,以“和缓的债权形式主义”指引我国物权期待权体系的构建更为适宜,具体包括确立物权期待权“准物权”的法律性质来稳固权利受领人的法律地位和确立功能边界、设立双层合意模式来完善处分权能规范体系。     

应收账款质押若干法律问题辨析

《物权法》将应收账款明确列入了可质押的权利的范围，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也于物权法之后出台，但需要进一步澄清与之相关的更为复杂的问题。应收账款质押属于权利质押的范围，与普通债权质押有联系也有区别，其设定须满足签订书面合同、通知第三债务人、交付应收账款债权证书等条件。应收账款质押债权的效力范围及于标的债权、利息以及附随的担保权，其对质权人和出质人均具有一定的效力。对于应收账款质押，需结合实践作更深入的探讨，以构建我国《担保法》完整的理论体系。     

共同担保人受让债权的法律效果

在共同担保中,某一担保人受让债权的行为被《担保制度解释》第十四条明确认定为承担担保责任,但由担保人受让债权产生的法律问题也日益显现。司法解释排除其他法律性质的理由不充分,其规范效果存在只能约束担保人的缺陷,未能释明是否继续适用债权让与的规则,这些解释,造成《担保制度解释》第十四条在实践中的适用存在一定争议。现行结论的合理性从解释论的角度补充说明,应扩大解释受让主体的范围、强化规制效果、约束担保人的关联人受让债权,以保护其他担保人的利益,保留债权让与的规则。同时,遵从程序性要求,由受让人及时通知债务人及其他担保人。     

基于数据主权与数据权利的学术期刊数据权保护

数字时代背景下,数据权保护是学术期刊进行信息网络传播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学术期刊数据权可分为两大类别,即国家所享有的数据主权与数据作者、研究单位、资助单位、学术期刊及网络出版平台等所享有的数据权利。在数据主权方面,我国在中外合作期刊方面存在数据控制风险;在数据权利方面,学术期刊数据的生成与流转存在权属争议和被侵权风险。数据安全问题导致我国学术期刊数据的流转存在障碍。鉴于此,应通过规范数据跨境流通,明确中外合作要点以保护国家之数据主权;通过探索多层级标准化保护规则,完善数据流通中各环节的协议内容与技术保障,保护私主体之数据权利,形成学术期刊数据权的体系化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