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口流动中的健康选择机制研究

利用2008年中国流动与健康调查数据,对农村留守人口、农村外出返乡人口、乡城流动人口以及城镇居民等不同流动特征群体之间的健康差异进行比较,并系统检验了我国人口流动过程中的两种健康选择机制——"健康移民"(healthy migrant)效应和"三文鱼偏误"(salmon bias)效应。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人口流动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健康移民"和"三文鱼偏误"选择效应。在控制被访者的年龄、性别、主要社会经济特征以及相关健康行为后,流动人口自评一般健康、慢性病状况、经常性身体不适和肺活量等健康指标显著优于农村留守人口,乡城流动人口患有慢性病和出现经常性身体不适的可能性也显著低于农村返乡人口。在控制相关变量后,乡城流动人口与城镇居民的健康状况(除慢性病和心率过高症状外)不存在显著差别。     

社会压力与健康不平等——基于CLHLS数据的实证分析

健康不平等长期以来受到学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控制遗传基因等与生俱来的个体异质性前提下，研究和发现外部社会环境因素对个体健康差异的影响，对于减小健康不平等、维护健康公平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基于中国长寿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的研究结果表明，社会压力与社会经济地位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相关性，较高的社会压力所对应的是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反之亦然。并且，社会压力对于健康的负面影响程度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中也存在差异，社会压力对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群体的健康的负面影响更大。社会压力对于解释健康不平等的作用应引起研究者的重视。     

不平等的再生产：从社会经济地位到健康不平等--基于CFPS2010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 ）数据,探索性分析了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不平等的两个中介机制－－健康预防机制和健康恢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健康预防机制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生活方式,进而影响自评健康水平的假设得到部分验证,其中营养水平的中介效应得到验证;健康恢复机制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医疗保健能力,进而影响自评健康水平的假设得到部分验证,其中医疗保健支付能力的中介效应得到证明。最后,分析发现,＂看病贵＂比＂看病难＂更能影响民众的健康状况。     

空气污染、社会经济地位与居民健康不平等——基于CGSS的微观证据

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基于Grossman健康生产函数详细考察空气污染、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健康的影响机制及城乡异质性,进一步识别空气污染与社会经济地位协同作用对居民健康不平等的分化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在中国18岁及以上的成年人口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群拥有更好的自评健康水平,这种群体健康分化主要来自社会经济地位正效应和空气污染负效应的综合影响。城乡居民之间的健康差异主要来自收入的绝对差异和偏效应差异以及社会阶层和教育水平的城乡差异。空气污染对居民健康不平等具有显著的分化机制,其作用途径是通过调整社会经济地位尤其是收入效应来实现的,这种分化机制在城市居民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相关政策的设计实施应该更加关注环境健康风险以及健康不平等的加剧:一是要加强环境规制,严控大气污染,降低居民整体暴露风险;二是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弱势群体应对健康风险的能力;三是要加强城乡教育培训的扶持力度,缓解收入差距和教育分化引致的健康不平等。     

流动时代的中国:族际通婚与健康结果北大核心

“流动中国”的时代背景下,基于文化适应理论、压力过程理论、社会资本理论与语言经济学视角形成的综合分析框架开展对于流动人口中的族际通婚及其所带来的健康效度的探讨,是对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之下的民族交融与互嵌研究的有效学术延展。本文立足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采用系列计量模型和因果修正方法,验证了“少汉婚姻”对于流动中的少数民族人口健康结果的影响,同时刻画了前述影响的具体路径机制。研究发现:流动人口视域下“少汉婚姻”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健康结果带来积极效应,在使用工具变量法、倾向值得分匹配等因果推断方法修正后,前述积极效应仍显著存在。在具体的影响路径中,收入回报、工作机会、社会参与、社会融入与流入地社会关系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此外,异质性检验还发现显著的健康积极效应主要体现在“受访者为农业户口、配偶为非农业户口”“受访者年龄小于配偶年龄”和“受访者教育水平与其配偶受教育水平不一致”婚配模式下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群体当中。本文在理论与实证视野下,对于“流动”与“少数民族”双重符号在身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健康进行研究,为在健康层面涵盖不同类型“亚人口”的“健康中国2030”愿景的实现提供证据。     

健康的教育梯度及其影响机制研究

当前健康不平等问题已经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成为社会经济领域重点研究的主题之一。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是造成健康不平等的根本性影响因素,其中教育的作用最为关键。教育和健康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关乎社会发展和个人福利的关键变量,同时两者关系也十分密切。不同教育水平的群体在健康水平上存在差异,从而形成健康的教育梯度。为了探究我国是否存在健康的教育梯度,厘清教育对健康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基于格罗斯曼健康需求理论、教育影响健康的群体化差异理论等,构建对数二项分布回归模型,通过分析2010—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考察中国居民健康的教育梯度及其影响机制,研究结果得到多个稳健性检验的支持。研究发现,教育对人们的健康水平产生正向促进作用,尤其在初中教育阶段最为显著,同时该影响存在性别、年龄、城乡和地区性差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了教育对健康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教育主要通过收入水平、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等物质性和非物质性中介路径影响个体的健康状况。因此,加大教育的全方位投入力度,特别是基础教育阶段的投入,以及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倡导健康生活方式、促进社会和家庭支持等政策...     

跨文化流动与健康——基于CLDS数据的实证研究

一个人的流动经历与其健康状况密切相关,这种关系不仅与迁移的地理距离有关,也与迁出地和迁入地的文化差异有关。跨文化迁移一般是通过心理压力、生活方式、收入水平和社会网络等途径对移民健康产生影响。本文选取方言、饮食和观念距离作为文化距离的代理变量,使用2014年CLDS数据分析跨文化迁移对乡城流动人口健康状况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描述性统计分析表明乡城流动人口对于流动的文化距离具有选择性,他们大多在同一方言区和饮食圈内部进行流动,流入地和流出地的观念距离也较近。基于Probit回归结果发现方言和观念距离对乡城流动人口健康状况有显著负面影响,收入水平和社会网络在其中起着中介作用,但饮食距离对乡城流动人口健康状况的影响不显著。本文为克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构建了PSM模型,同时使用地形距离这一客观变量作为工具变量,这两种方法得到的结果与上述结论基本一致。使用"诊断需住院"和"身体疼痛"两个客观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后,基本结论依然成立,具有稳健性。此外,方言和观念距离对乡城流动人口健康状况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流动持续年份、性别、流动次数、本地方言技能是导致该异质性的重要因素。     

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的流向选择及影响机制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流动人口的人员构成趋于多元化,特别是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在不断增加,与普通流动人口相比,该群体在劳动力市场具有更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及更强的竞争力。在新时代人才竞争背景下,新生代高学历群体已逐渐成为区域发展的基础和根本动力,作为年轻的创造性阶层,其未来流向选择对促进城市经济高速发展、提升国民收入水平、优化人力资源合理配置等方面具有重要影响。文章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流入地进行分析,发现该群体在流入地选择上主要集中于京津冀、江浙沪、粤闽桂、川渝黔、晋皖豫等五大区域。基于二元经济理论、人力资本理论、新劳动力迁移理论,运用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本文从个体、流动与经济层面分析这一群体的多维特征及各因素对高学历流动人口流向选择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个体因素、流动因素及经济因素均对该群体流向选择产生显著影响;家庭人口数对流向选择影响程度最高,户口性质其次。性别对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的流向选择影响显著,但影响程度较弱;流动范围对京津冀和江浙沪地区流向选择影响最显著;经济因素对于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流向选择的影响尤为显著,经济发达、月收入高的区域对于人才具有聚集效应。     

互联网使用对中老年人健康的影响研究

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使更多中老年人享受到了便捷的生活，同时互联网在中老年群体中的普及率也越来越高。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研究互联网使用对中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可以促进积极老龄化和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首先使用Logit回归模型分析互联网使用对中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并利用变量替换法和模型替换法进行模型稳健性检验，然后使用Logit回归模型对不同中老年群体进行异质性分析，最后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互联网使用对中老年人健康产生影响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对中老年人的“自评健康”“心理健康”和“健康对生活的影响”都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结果具有稳健性。异质性分析发现，互联网使用对低龄、男性、农村、非独居和教育程度低的中老年人的自评健康的促进作用相对更大。机制分析显示，互联网的使用会通过社交途径影响中老年人的健康，但不会通过休闲途径和学习途径影响中老年人的健康。     

社会经济地位对人口健康的影响——以生活方式为中介机制北大核心CSSCI

将生活方式作为中间机制研究社会经济地位对人口健康的影响相比于二者关系的检验要相对匮乏许多,已有的研究大多针对发达国家样本。论文用结构方程模型和"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考察了社会经济地位、吸烟、饮酒、体育锻炼与人口健康的关系。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不但直接影响健康,也通过生活方式间接影响健康;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吸烟、饮酒和体育锻炼对自评健康的影响大于对健康体态的影响,教育与职业是影响生活方式和健康最重要的因素,家庭收入对两者的影响较小。     

我国中老年群体健康不平等的早期根源追溯——基于机会不平等的测度与分解

机会不平等是隐藏在我国中老年群体健康不平等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促进机会平等亦是实现健康公平的焦点问题。基于Roemer机会平等理论,利用CHARLS 2011—2018年4期追踪数据,实证检验“环境”因素和“努力”因素对中老年健康的整体影响,并依托事前参数法、Shapley分解和非线性Oaxaca-Blinder模型测度与分解机会不平等程度,最后基于方差分解进一步衡量相对“努力”的贡献度。结果表明,“环境”因素中,儿童期社会经济地位、16岁以前居住在城镇地区及其社区环境对中老年健康具有长期正向影响,“努力”因素中,受教育程度的作用最为明显,能够显著改善中老年时期的健康水平;“环境”对“努力”存在偏效应,儿童期社会经济地位越好,越有可能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与“环境”相关的事前机会不平等绝对系数为0.105,儿童期家庭经济情况、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幼时父母健康是形成机会不平等的主要因素;性别、城乡、出生队列间的机会不平等差异主要源于系数效应,即“环境”对健康结果影响程度的不同;纳入相对“努力”后,生活方式和受教育程度两个相对“努力”变量对健康不平等的解释率为12.17%。关注...     

阶层跨越能够改善老年人的主观健康水平吗?——来自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微观证据北大核心

人口健康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在人口老龄化和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的背景下,如何改善老年健康、增进老年福祉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社会因果论,使用2014年、2015年和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CHARLS),通过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和对角线参照模型分析阶层跨越与中国老年人主观健康水平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通过计算流动效应区分起点阶层和目的地阶层对老年人主观健康水平影响的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当起点户口类型一致时,户口类型由农村转为城镇的老年人主观健康水平高于户口类型没有变动的农村老年人。户口类型由城镇转为农村的老年人主观健康水平低于户口类型没有变动的城镇老年人。在收入阶层方面,研究发现老年人主观健康状况在不同收入阶层存在明显分层的现象。远距离向上代际收入阶层流动有助于提高老年人主观健康水平,远距离向下代际收入阶层流动会降低老年人主观健康水平。在分样本回归中,研究发现农村和城镇老年人在收入阶层分布上差异较明显,同时农村和城镇老年人代际收入阶层流动回归结果也存在较大差异,农村老年人起点效应权重为0.64,城镇老年人起点效应权重为0.76。与城镇老年人相比,农村老年人子女所处收入阶层对老年人主观健康的影响更大。     

社区对流动人口的健康效应研究--基于住房质量与邻里构成的双维度分析北大核心CSSCI

“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意味着对流动人口健康问题应该给予更大关注,既有在探讨流动人口健康形成的研究中对社区层面的潜在影响关注不足。利用2014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C卷),构建了社区住房质量与邻里构成对健康影响的比较框架,一方面对既有研究冲突进行验证,另一方面深入揭示社区健康效应的重要因素。结果显示,社区住房质量和邻里构成都是影响流动人口健康水平的重要因素,住房质量(社区住房档次越高)和邻里构成(本地人比重越高)与流动人口健康成正比;利用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后结果稳健;从多个维度自评健康和心理健康的分析显示,相比于邻里构成,社区住房质量对流动人口健康被高估;邻里构成中本地人口比重产生更强的邻里效应,进而对流动人口健康影响作用更强;住房质量的提升对受过高等教育和已婚流动人口的健康具有促进作用,而邻里构成促进了女性、高等教育和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健康水平。研究结果支持社区经济特征对健康的影响被高估的结论,为此在从社区层面对流动人口健康进行探讨时需要关注人口构成(如:邻里构成)可能带来的隐形观念传递作用。     

心理韧性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 ——基于CLHLS(2011-2018)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2011-2018年追踪数据,本文以Cox回归模型探究心理韧性与老年人死亡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控制社会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地位、基线健康状况与健康行为的前提下,心理韧性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显著,即:相对于心理韧性水平较低的老年人,心理韧性水平越高的老年人,其死亡风...     

延边朝鲜族人口流动的特征和影响因素研究

朝鲜族是我国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之一,流动人口比例较大,跨境流动现象普遍。人口流动可以改善个人和家庭的社会经济状况,但是也给边境地区朝鲜族聚居地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本文利用吉林省延边地区朝鲜族人口流动的调查数据,分析非流动人口、境内流动人口和跨境流动人口的特征,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不同类型流动人口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表明,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外出经历是影响朝鲜族人口流动的主要因素,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同样是影响朝鲜族流动人口是否进行跨境流动的主要因素,而受教育水平、语言能力等因素对于人口流动的影响并不显著。政府应进一步规范劳务输出途径,加强流动人口职业技能培训,加大对返乡劳动者创业的扶持力度,推动朝鲜族聚居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维护边境地区人口和社会稳定。     

子女教育对中老年父母健康的影响

按照联合国标准,中国已于1999年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程度逐步加深。同时人们的受教育程度也在不断提升,尤其是年轻人群体,这使得子代的教育水平通常会高于父辈。自Grossman(1972)从理论上提出教育会对健康产生正面影响以后,国内外大量文献从实证上证明了两者的关系,但是现有研究基本忽略了子女教育对父母健康的影响。本文通过使用2015年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运用OLS和工具变量等计量方法考察子女教育对中老年父母健康的影响。考虑一个家庭可能有不止一个子女,为此以受教育程度最大的子女样本作为基准回归并采用受教育程度最小的子女样本对结果进行检验以保证结果的稳健性。结果发现子女教育对中老年父母健康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采用受教育程度最小的子女样本进行检验结果并未发生改变。异质性分析发现子女教育对父母健康的影响存在年龄异质性,即子女教育对60岁及以上群体父母健康的影响更大。进一步对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子女教育能够通过放松父母所面对的预算约束和优化父母健康行为促进其健康改善。基于以上分析,文章认为现阶段在老龄化较为严重的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以及农村地区增加对下一代的教育投资可以显著改善其父母健康。     

公共健康权益可及性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

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提高人口整体素质是关键。而流动人口公共健康权益的可获得性和可及性程度又是增强流动人口身体素质、定居意愿、城市融入的关键因素。通过分析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简称CMDS）,聚焦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公共健康权益的现状,进一步使用二分变量对数比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少数民族流动家庭公共健康权益可及性对定居意愿发生比的影响,关注家庭主要劳动力（个体）和家庭其他成员（幼童、孕产妇）公共健康权益可及性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并探讨不同特征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健康权益可及性对家庭定居意愿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一是公共健康权益可获得性、可及性程度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且影响效应存在差异。家庭成员公共健康权益的影响效应大于个体影响效应,但孕产妇公共健康权益可获得性与家庭定居意愿没有显著相关关系。二是不同健康权益项目对单个个体健康权益可及性的影响权重不同。健康档案项目对个体公共健康权益的影响效应最大,疫苗接种项目对幼童公共健康权益的影响效应最大,孕产妇四项公共健康权益项...     

营养健康水平对农民工工资收入影响的调查研究

利用北京地区的调查数据,对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营养和健康状况进行详实的统计分析,集中反映出营养和健康水平、社会保障和工作环境现状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结果发现,农民工收入与其营养和健康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即营养水平越高,身体越健康,健康意识越强烈的农民工其收入水平也越高。这一观点的提出丰富了有关农民工研究的成果,对制定旨在提高农民工社会福利水平,实现城乡和谐发展的决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贸易自由化环境中的女性迁移流动及其对生殖健康的影响

贸易自由化引致包括女性劳动力在内的大规模乡城劳动力迁移 ,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流动女性的生殖健康。通过分析社会经济相关因素以及各级政府管理、服务因素 ,本文认为贸易自由化促进的劳动力迁移对女性劳动者的生殖健康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但同时 ,户籍制度的限制、工作生活环境的压力以及生殖健康服务的缺乏也在威胁流动女性的生殖健康。由此提出 :在贸易自由化的环境中改进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生殖健康服务 ,不但有利于流动女性的健康和发展 ,也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健康素养促进对低收入家庭儿童健康的影响

低收入家庭儿童健康促进是政府、社会以及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文章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20年共6期追踪数据，借助多时点DID模型考察健康素养促进示范县建设对低收入家庭儿童健康发展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了其具体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健康素养促进示范县建设可以有效促进低收入家庭儿童生长发育、显著减少重度低体重问题；其作用途径主要包括改变健康态度、增加预防性医疗服务利用和促进健康行为。健康素养干预不仅有利于提高健康投资效益，还有利于促进健康公平。通过提升健康素养，促进低收入家庭儿童早期健康发育，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实现长期可持续的健康改善效果，实现“健康中国”发展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