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汉学家与香港《译丛》的中国文学编选及译介

香港《译丛》是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与国际传播的一个典范。在其主创出版者与撰稿人群体中,海外汉学家是一支重要力量。在文学编选方面,他们的跨文化身份明确了域外读者的阅读期待,他们的学术关注点又将选材进一步聚焦,最终选定代表性的中国文学篇目。而且,在具体的文学翻译实践中,近乎直译的汉学翻译方法与相关研究性文本相结合,是一种全方位深度传译的“丰厚翻译”模式。因此,在中国文学“走出去”进程中,海外汉学家群体的地位与作用亟需得到学界的肯定。     

译笔瑰奇：哈罗德·阿克顿的《四则训诫故事》

哈罗德·阿克顿是英国的历史学者与汉学家,也是20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哈罗德·阿克顿选译冯梦龙“三言”小说,并结集为《四则训诫故事》,既是其生平第一部汉学著述,又寄托了他的中国文学理想。《四则训诫故事》的译笔雅俗并举、瑰奇生动,被誉为“东方《十日谈》”。在注释环节,阿克顿以严谨的史学研究态度,引证大量汉学典籍为该书作注,向英语读者呈现了西方文化“他者”视角下的“中国故事”汇编。同时,阿克顿通过强化楔子部分的归化翻译,彰显了冯梦龙“三言”作为通俗小说的伦理性色彩,擢升了译本的训诫意义。而阿克顿对译作篇目的甄选与编排,在不同章节间形成复调,与冯梦龙的创作动机相契,并与阿克顿对中国通俗小说的创作期待融合,汇通了中西文人的文学理想。     

从书场献艺到报纸连载——张智兰、庄耀亭、尹箴明的“评讲《聊斋》”

评书《聊斋》历来由说书艺人在书场演出，从1909到1932年，张智兰、庄耀亭、尹箴明等报人以评书形式、用北京方言演述《聊斋》故事，23年的时间内，在北京的报纸上连载了300多段，是近代史上一次大规模的《聊斋》白话传播活动，也是《聊斋》传播形式的一次转变。     

跨文化视阈下科尔沁叙事民歌英译策略研究

科尔沁叙事民歌记录了蒙古族人民的历史、文化和生活方式，是蒙古族口头传统文化的珍品之一。英译科尔沁叙事民歌有助于促进蒙古族文化的传播，同时也有利于推动国际文化交流和旅游业的发展。本研究基于科尔沁叙事民歌的英译现状梳理，以《陕北民歌》《阿诗玛》与《玛纳斯》等民族典籍译介成功案例为参照，紧密结合科尔沁叙事民歌的演唱形式以及歌词特点，探讨科尔沁叙事民歌的翻译策略，提出了从“底本选择”“团队翻译”和“归异结合”的翻译策略，旨在助推更多的蒙古族文学典籍走向世界，进一步促进民族文化研究的国际化。     

《荀子》英译自传播价值取向探析

《荀子》英译传播经历了从基本忽视,到部分、整体价值发掘,并渐成热潮的发展历程,可分为早期单篇英译、中期节译选译、后期全译三个主要阶段。早期两个单篇英译对荀子思想持否定和肯定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中期节译选译根据译者各自偏好重点译介,后期两个全译本则分别采取专业型学术化详尽译介和面向大学生的普及型大众化译介两种不同价值取向,共同推动了西方荀学热潮的形成。《荀子》英译传播未受源出国主流机构推动,以西方学者为主体,受众自主选择、翻译、传播、吸纳,并不断扩散,呈明显“自传播”特征。其文化特异性新颖性和独特价值是其英译传播的文化内因,西方读者对中国视角中国文化的内在需求是其英译传播的文化外因,西方荀学热是《荀子》文化价值吸引与西方文化内需完美契合的结果。     

“忠实”与“叛逆”——以葛浩文《生死疲劳》英译本为例

在文学翻译界“忠实”与“背叛”一直是一个争议性的话题，直到“创造性叛逆”概念的产生，较为有效地解决了这个纷争。“创造性叛逆”把人们的视角引向对“文化”的关注。《生死疲劳》是莫言的代表作之一。美国翻译家葛浩文的英译本使得该作品在英语世界里广泛传播。文章以“创造性叛逆”的视角，选取《生死疲劳》英译本中典型的例子，从生态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和语言文化等五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阐释因“文化隔阂”而产生的“忠实”和“创造性叛逆”现象及其所用的翻译手法，旨在揭示其文化价值，为文学翻译提供参考。     

从集体无意识的角度看《红楼梦》翻译中的言象意转换

《红楼梦》中的“意在言外”“言不尽意”“言近旨远”等言象意特征体现了中国文化形简神远的思维方式,是中华民族特有的集体无意识对文学创作者的熏陶.在《红楼梦》翻译中,杨宪益采用了异化为主的言、象、意转换策略,达到了尽量传播中国文化的翻译目的;而霍克斯则采取了归化为主的翻译策略,实现了其迎合西方读者口味的目的.究其根本,《红...     

“创造性叛逆”:莫言《生死疲劳》英译特点及启示

中国当代小说家莫言作品在海外得以传播，并于201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其译者功不可没。选取受西方读者欢迎的《生死疲劳》英译本为个案研究对象，探究莫言“御用”英译者葛浩文的个性化翻译。翻译是一种创造性叛逆，文学作品被引入一个新的接受环境而导致了“叛逆”，翻译的“创造性”赋予了作品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使得原作跨越国界得以传播。个性化翻译是创造性叛逆的一种表现形式，通过研究《生死疲劳》英译本中的个性化翻译，包括对原作的背叛、删减等，指出该英译本的英译特点和风格，并非有悖于传统的“忠实”原则，而是一种深度忠实，是现阶段中国与西方国家文化接受不平衡这一形势下的必然选择。     

古代印度《鹦鹉故事》在土耳其的翻译传播和本土化

古代印度《鹦鹉故事》先传入波斯,更名为《鹦鹉传》,又经由波斯传入土耳其。土耳其编译者不断翻译、编订和加工,使土耳其语《鹦鹉传》得到不同时期多元文化的共同滋养,增加了伊斯兰教文学的宗教故事,融会了苏菲教派的信念,吸纳了中亚地区的动物寓言,形成了将多元文化融会整合的风格特质,成为古代印度《鹦鹉故事》跨地区、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具备独特文化价值的一环。     

“符际翻译”视角下《白蛇传》的演变与对外传播

近年来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和鼓励中华文化“走出去”.《白蛇传》历经千百年的洗礼,传诵至今,魅力无穷,有很深的文化价值.本文从雅各布森“符际翻译”理论视角研究白蛇故事的演变与对外传播,探讨意识形态对翻译策略的影响,以便加深读者对“符际翻译”理论的理解,更好地开发中国民间传说,把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丰富世界文化内容.     

"透明翻译"与"零位信息"补偿

美国著名《圣经》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提出的“零位信息”(zero message)功能补偿翻译理论和策略,不仅促进了《圣经》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翻译和传播,而且也为跨文化交际中文化语词的翻译提供了足够的理据和实例。然而,“零位”补偿与“透明”翻译一样,采用的都是“归化”策略,它不仅掩盖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而且也消解了翻译本身。     

略谈《聊斋志异》的语言艺术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以下简称《聊斋》）,代表了我国古代文言小说创作的最高峰,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它虽用文言写成,但却植根于民间文学的土壤,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几百年来,在地方戏曲和民间说唱文学中,《聊斋》故事始终是我国观众最喜爱的题材之一,以至人们在街头巷尾相聚闲谈时,“说聊斋”也成了一时的风气．《聊斋》何以会有如此长久的生命力？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除了那丰富的想象、奇特的构思、曲折的情节以及生动的形象吸引着读者之外,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这就是它高超的语言艺术．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     

后殖民语境下《红楼梦》两译本的文化与翻译

上个世纪80年代,翻译研究领域发生的“文化转向”使得人们对于翻译本质的理解更为深刻、全面。翻译是一项复杂的文化交流活动,作为使者,译者在面对出发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时,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和沟通方式,是翻译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后殖民语境下分析《红楼梦》两译本的文化与翻译,对当下的中外文化交流,特别是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对外传播,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辞海译丛》第一辑出版

致力于传播"大科学文化"的上海辞书出版社近日在京召开了《辞海译丛》首发式暨出版座谈会。《辞海译丛》遴选兼具知识性、思想性、学术性和普及性的国外优秀科学文化著作,第一辑包括物理学、     

幻象世界的独特创造──论《聊斋志异》的奇幻和构思

用西方文学观念解释中国古代文学是常见的文化现象。研究《聊斋志异》（以下简称《聊斋》）的论著常将其创作归入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的条条框框之中，不免给人削足适履之感。本文提出《聊斋》创作的主要特点在奇幻二字，认为没有奇特的想象、奇特的幻想和奇特的情思，就不会有《聊斋》．并从研究狐鬼精魅群象的特质入手，探讨其独特的艺术构思和艺术表现方法，多方面论述《聊斋》的奇幻特质。     

中国文学与翻译

作为中国文学传播的重要手段,翻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得到更广泛实施的新时期,有必要对中国文学“走出去”过程的翻译进行再认识,包括对翻译的作用的再认识,以及对译介内容、译者选择和翻译策略等方面的再认识,从而更好地促进承载着中国文化的中国文学在国外的传播。     

从中华茶文化看《红楼梦》“茶”的英译

茶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是中华文明的象征。茶是文学中的重要题材，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孕育产生了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中华茶文化。本文通过剖析阐释《红楼梦》中“茶”的文化蕴涵，挖掘其传统文化意义，探究其在英译本中的不同表现，指出把语言现象与文化传统结合起来，会对跨文化交际和外语教学、以及翻译研究的深入和中华文化的传播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敦煌叙事文献《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英译的描写研究

“目连救母”是对中国民间习俗、戏曲文化等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文化故事。《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并序》是敦煌出土的载述该故事的唐五代时期文献。二十世纪中期以来,汉学家们先后对该文献进行了英译,其成为在西方文化语境讲释“孝道”这一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文字载体。通过双语语料的描写与对比,收集可观察的文本数据,可探究汉学家英译重构敦煌“救母”叙事过程中的决策机制和特点,以便为多语文化语境中“中国故事”的翻译与传播提供理论参照。     

蒲松龄生平述论

从“聊斋”到“磊轩”“聊斋”是蒲松龄的书斋名。蒲松龄长孙立德在《聊斋志异》的跋语中说:“先大父讳松龄,字留仙,号柳泉。聊斋,其斋名也。”后来又转而成为蒲松龄的别号。但何时起以及何以命名为聊斋,在蒲氏的诗文中却未见著录。从康熙已未(1679)撰《聊斋自志》的年代推算,那么至少在蒲松龄四十岁以前,就已把他的书斋命名为聊斋。后来也曾有人释斋     

《射雕英雄传》英译本翻译与传播的成功实践论析

《射雕英雄传》英译本的成功并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是通俗性娱乐性作品翻译传播成功的例子,是翻译(译者身份、翻译理念与翻译策略)与传播内容(故事情节)、传播环境及渠道(海外出版与宣传销售)、传播受众(读者定位)相互配合与协同运作的结果,而非原著翻译加出版发行两个独立的步骤.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必须符合传播的基本规律,才能促成文化对外传播.翻译选材的内容适于传播,是传播的必要条件;翻译作为文化对外传播的手段和方法是前提条件,以文化传播为目的;有利的传播环境与渠道是文化走去的充要条件,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