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宇宙场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变革趋向、潜在风险及有效应对

元宇宙以技术新成就、思维新变革、方法新拓展将重塑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存样态，加速思想政治教育驱动变革和要素重构的进程。具体来说，推动教育主体由单一肉身主体转向多元虚拟主体、教育客体由身体在场转向具身体验、教育载体由平面叙事转向立体叙事、教育环体由物理时空转向数字时空，思想政治教育将呈现新的发展模式。元宇宙在创构思想政治教育新图景的过程中，也面临着价值失序、技术成瘾、虚实混淆的现实挑战和安全风险。因此，要在匡正元宇宙技术应用边界、坚守元宇宙场域育人之道、规避虚拟现实的补偿效应、构建元宇宙良性数字生态中，理性引导元宇宙技术发挥积极作用，有效规避伦理挑战、技术风险和安全隐患。     

媒介技术对学习场域中身体真实的再生产——基于补偿性媒介理论视角

媒介技术、身体真实与学习三者之间是互相联系的,即身体与学习不可分割,媒介技术在学习场域中的运用需要身体的参与,媒介技术的不同与身体参与的程度又决定了身体真实的层次类型。基于“补偿性媒介理论”,从媒介技术的变迁出发考察身体真实可以发现,从印刷媒介技术到电子媒介技术再到数字媒介技术,身体真实相应地呈现出“去身真实—具身真实—拟身真实”的变迁过程。在此过程中,新媒介技术弥补了旧媒介技术的缺憾,通过对身体真实进行生理上、心理上与时空关系上的补偿,以一种新的尺度改变着学习者感知世界的方式和理解环境的框架。因此,人们应该认识到媒介技术对身体真实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需要正确处理媒介技术与学习变革的关系,并充分发挥媒介技术的补偿性价值,推动学习智能化范式转型。     

认知传播的产生、发展与繁荣

认知传播是以“人”为核心的信息传播活动。自从人类诞生以来,人类的大脑和感觉器官就是认知传播产生的物质基础,“人”就是最初的媒体形态。人类认知传播经历了前口语传播、口语传播、文字传播、电子传播和互联网传播等发展与繁荣时期。在技术工具的支持下,人类不断地延伸着感官媒介的触角,探索着无比丰富的客观世界和充满奥秘的人类主观世界,形塑着社会形态和个体心智。在这历史进程中,最原始的身体感官媒介自始至终是引导人类传播活动跨越时空的主动力,左右着人类社会的传播活动。     

从媒介形态变化看媒介文化发展

迄今为止 ,人类经历了三次大的媒介形态变革 :印刷媒介、电子媒介以及现在尚未完全定型的数字媒介 ,口头传播—书面语言—电磁波语言—数字语言 ,是这几场革命的主要催化剂 ,正是它们带来了人类传播史上的三次媒介形态大变化。印刷媒介扩大了信息接收的时空范围 ;电子媒介以可视可感的形式传播信息 ,强化了人们对图形信息的接受能力 ;数字媒介几乎改写了传播的全部面目 ,网络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之一 ,对社会经济、文化都可能发生深远的影响。当前 ,我们正处于这种媒介并存的混合媒介时代 ,媒介文化也因此带上了“混合媒介文化”的特征 ,而且还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期。     

“数字遗民”与数字赋能：数字时代技术伦理的困境与出路

技术智能时代已经到来,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境遇加速了现代社会的数字化转型,使日常生活更加依赖于数字智能。数字化生活在帮助我们更好防疫的同时,也带来了技术拒绝的困境,再加上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数字化与老龄化并行产生了大量被技术拒绝的“老年数字遗民”。新冠肺炎疫情时期数字生活的常态化解构了传统社会生活的伦理结构,人的整全性遭到了破坏,人类难以在一起。面对技术成为拒绝主体而引发的伦理问题,应该从技术本身的价值重构和社会实体的适应性变革两个维度做出调整,让“数字遗民”能够重新进入共同体生活,使“我”重新成为“我们”。     

后人类视域下数字孪生人的“认知弥补”与伦理规制

基于数字孪生技术，拥有“去物质化”身体的数字孪生人逐渐受到关注，并构建出全新的后人类审思场域。一方面，数字孪生人弥补了人认知自我的主观、感知和时空的局限，从而极大地增强了人认知自我的能力；另一方面，数字孪生人也带来一些诸如实时与放大的隐私伤害、数据控制与透明化社会、量化与单一的人类、更加严峻的数字鸿沟之类的伦理隐忧。对于数字孪生人带来的伦理隐忧，我们需要有一定的超前意识，从隐私的保护与让渡、数据控制的批判与反抗、对生命本质的反思、弥合鸿沟等几方面进行必要的伦理规制，以使数字孪生技术和数字孪生人更好地向善发展。     

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技术逻辑、演化趋势与实践路径

文化技术变革是推动文化产业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变量，技术逻辑构成了实现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种理论解释。正是工业革命带来的文化技术变革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产业。文化技术变革催生文化新动能，解构并建构新的文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数字文化技术则是人类文化技术史上的又一项关键技术创造，推动了数字文化产业的兴起，某种意义上开启了文化产业新时代。新时代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演化趋势呈现“机械复制—数字复制”的生产变革、“静态文字—动态影像”的业态变革、“真实空间—超真实虚拟”的空间变革。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质是建构一种与数字文化技术相适应的新文化经济。这种新文化经济在发展目标上导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在生产资料上寻求传统文化的创新回归，在生产方式上倡导消费创造生产，在生产关系上构建新的文化交互关系，持续重塑具有强大包容性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实现新时代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由技术逻辑向实践逻辑的转换。     

数字化转型下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理性边界与未来进路

对于高校课程思政建设而言,数字化转型既是机会又潜藏危机。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当前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必然趋势,并引发其在课程建设、实践教学、技术媒介等方面的逻辑转向,表现为从集群化“思政课+专业课”到数字化“大思政课”,从思政知识“口耳相授”到数智思政“具身沉浸”,从思政课堂“云上平台”到课程思政“数字生态”。其间,亟待澄清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主体理性、内容理性与过程理性,秉持课程思政教育思维与数字思维,兼顾思政理论知识与虚拟仿真体验,协同“三全育人”与思政数字治理。为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与数字化转型实现共生发展,需要警惕数字技术异化,重塑高校课程思政的制度体系;分类组建数字联盟,打造高校课程思政的数智生态;探索多元表达方式,构建课程思政的数字话语体系。     

从离身到具身:数字化时代教师学习方式的现代转型

教师学习方式是教师获取外界信息、促进自我反思、实现自主发展的方法和策略的总和。在制度化教育中,在主客二分思维方式的长期影响下,传统教师学习方式体现为离身学习方式。随着哲学和心理学的具身转向、具身认知科学的兴起和数字化时代教育技术的发展,教师学习方式表现为具身学习方式。教师学习方式从离身到具身的现代转型,不仅是具体方法策略和思维方式的改变,更是教师观、知识观、学习观与时空观的变革;不仅对教师学习和专业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而且为新时期教师教育改革提供了重要启示。?更多还原     

“媒介自延伸”:人机交互中知识权力话语模式变迁及潜在风险

以ChatGPT4.0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不仅打破千百年来人类的话语主体地位,更冲出以人为本的“媒介即延伸”发展轴线,转向以媒介自我能力延伸的“媒介自延伸”之轨,人类知识权力话语模式的主体、特征以及权力关系受到巨大冲击。在梳理人类历史进程中不同媒介时代权力话语模式变迁基础上,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对当下生成式人工智能引发的人机交互权力话语模式与特征进行分析,发现算法规制下的智能话语或将人类话语引入范式化与平庸化,造成机器知识内容权力宣示、庸语驱逐俗语以及情感话语蛊惑方面的潜在风险,需从个体“算法启蒙”及社会规制层面采取必要举措并进行反思。     

虚拟大学的历史演进与现实反思

“虚拟大学”是互联网时代的产物,是人类适应数字化生存的创设。“虚拟大学”的发展历史是“教育”与“媒介”交互不断深入的历史。虚拟大学,一般是指基于互联网创建并运行、以多种媒介技术为主要支撑、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新型高等教育组织网络。虚拟大学的职能,集中体现在以“开放”弥合高等教育与数字化时代的发展位差。通过采用“依附型”“联合型”“独立型”“融合型”等办学模式,虚拟大学重塑了“教”与“学”、“师”与“生”的关系,延展了“课堂”“教室”“校园”的边界,融合了“知识”“社会”“媒介”的力量。作为一类新兴大学,虚拟大学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如教育质量的参差不齐、“数字鸿沟”所衍生的新的教育不平等、知识商品化与公共性价值的矛盾、媒介技术的误用与滥用等。     

打开“媒介黑盒子”——“延伸论”的多重意涵与现象学诠释

麦克卢汉的“媒介是人的延伸”这一代表媒介生态学关于人与技术关系的命题,突出了技术的能动性/结构作用,可以从四个角度来理解:硬性决定论、软性决定论、控制论和技术现象学。以直面技术本身的现象学,来处理人与媒介的关系问题之技术现象学取径,是一种值得媒介研究者关注的视角。媒介研究需要把媒介本身拉回到媒介研究的中心焦点,以媒介形式、历史性、文化嵌入以及具身等方面作为突破口,撬开“媒介黑盒子”。     

九位院士、校长谈“人工智能赋能高等教育”——“‘人工智能赋能教育’中国工程科技论坛”会议综述

作为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前沿领域，人工智能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塑造了新的发展动能。在“‘人工智能赋能教育’中国工程科技论坛”上，潘云鹤院士聚焦人类进化方式以及人工物的进化历程，论述了人类与人工器物和知识共同进化的过程，探讨了人工智能(AI)、大数据在人工器物创造中的作用。赵沁平院士通过梳理教育数字化的技术、思维和方法要素，分析了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的影响，提出虚拟现实(VR)+教育的发展趋势和问题。高文院士根据新一代人工智能对人才的需求，介绍了鹏城实验室开源智能平台的“云脑”生态及大模型计划。龙腾院士通过分析数字时代智慧教育的新机遇以及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的新趋势和新挑战，提出通过科技伦理、智能算法、教育隐私保护来实现人工智能技术的智用、致用、治用和制用。倪明选院士分析了人工智能环境下的教育生态系统，基于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改革实践，提出以科技赋能高等教育，以人工智能重构学生素养塑造模式。单忠德院士以数字化转型驱动高等教育转型升级为基础，提出把握数字技术赋能高水平人才培养的时代坐标、构建数字技术赋能高水平人才培养的创新体系、优化数字技术赋能高水平人才培养的一流生态。郑庆华校长针对人工智能时代的...     

融合传播中的沉浸式阅读：概念、价值和路径

技术伴随着人类社会共同进步,当下,由媒介相关技术支撑的媒介融合已进入下半场,推动"离身传播"向"具身传播"转换。作为一种向"具身传播"回归的阅读模式,沉浸式阅读在"心流""具身""内爆"等关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结合技术和阅读元素,整合认知和体验的关系,并基于此成型了自身概念;其价值则具体体现在"人机合一""主我客我交往""虚拟与现实交换"等方面;而沉浸式阅读必须同时"满足个性化定制需求""完善技术支持""构建内容框架",才有可能实现进一步的推广和普及。     

媒介技术的发展与宋代出版传播方式的变革

宋代是书籍传播由写本向印本全面转化的时期.隋末唐初,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带来了传播方式的革命,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不仅改变了文字媒介的生产方式,使书籍得以大量生产,文字媒介得以更快、更迅疾地进入传播渠道,宋代的邸报、书籍等的大量复制成为可能,还使得纸质媒介的生产成为一项社会事业,出版传播业由此产生,并使得编辑工作成为一种专门职业,编辑活动成为人类传播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中界和守门人.这一切对人类传播事业的贡献是难以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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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身认知与译者具身主体观的建构

源于笛卡尔身心二元论视阈,各翻译学派对译者主体性的研究或缺失或片面。即便有翻译学派凸显译者主体性研究,仍囿于“离身”视角。译者主体的具身观以认知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为依据,使译者主体性研究的内涵和本质得以体现与细化。译者作为具身主体,在与翻译生态环境的互动耦合中生成翻译认知并进行翻译实践;生成性使译者形成独特的生命姿态,译者处于不断生成的状态,翻译也由此呈现不确定性、关系性、偶然性和差异性;“技术”对翻译的介入使译者的“身体”技能得到延展,译者具身实践的方式更多样,译者实践能力得以提升,从而丰富传统意义上的译者角色。     

阅读、出版与教育——数字阅读、文本阅读与编辑出版教育之变革

人类对媒介的阅读,历来就存在着数字阅读与文字阅读两种方式.中国古老的"八卦"与"河图洛书"的阅读,中世纪西方"塔木德"学派对<圣经·创世纪>的阅读,都含有数字与图像相互推演的理路,可以视为传统文本阅读中潜隐的某种原始形态的数字阅读.如今作为数字阅读对象的数字化媒介,部分地装备了传统阅读中缺乏的象数思维工具,使文本阅读比率相对于数字阅读比率逐年下降,传统的文本出版也相对萎缩.但是,数字出版对文本出版来说,只能是一种补救而不是一种取代.创造和使用多种多样的媒介是编辑出版人创造本质的全面发挥,当代的数字智能阅读器只能方便和丰富人类既有的阅读和出版方式,无法完全取代人类传统的文本阅读与出版模式.编辑出版学专业应当教育学生既能从事数字阅读又能从事文字阅读,并且培养出掌握两种出版技能的新型编辑出版人才.为了数字媒介的快速普及,也为了文本出版的持续发展,我们有必要全面加强编辑出版学的专业教育.     

文学生产的媒介环境与审美转向——以口语、文字和印刷术为考察线索

文学活动是一定历史语境下的产物,文学作品的生成与传承受到多重元素的规约,其中媒介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现代媒介环境学认为,媒介作用于人类的感官,从而对意义世界进行不同比率的感官塑形和改造,口语、文字、印刷术的发展在赋予文学作品多元化传播的同时,也使得作品本身演化出多维度的审美转型。由口语到文字,再到印刷术媒介的演进,本质上是书面视觉媒介颠覆了文学作品传播既定的语言化格局,在推动文学文本视觉转化的基础上,对作品本身的生成途径、审美内涵、接受机制以及经典的评判模式,都带来了全局性的改写。这对于我们今天研究文学与现代传媒的对接,有着重要的历史传承意义,同时也对电子媒介语境下的文学研究有着现代性的启示意义。     

教育领域数字孪生技术应用的伦理问题研究

数字孪生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将对教育变革与创新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必将带来一系列新的伦理问题。借助当代技术哲学理论,探讨教育数字孪生面临的现实与虚拟谁主谁客的主体伦理,师生角色、师生关系与师生情感的关系伦理,数据泄露与算法风险的技术伦理,以及资源牟利与教育不公的资源伦理等问题,并剖析产生这些伦理问题的原因,对于推进数字孪生技术在教育领域中合理应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研究发现,数字孪生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需建构以人为本的伦理共识以巩固人的主体地位,建立教育数字孪生新型师生关系,构建教育数字孪生伦理规范体系,利用体制机制推进教育数字孪生发展,以重构教育数字孪生新生态。     

创意经济时代文化记忆媒介的转型与发展

文化记忆作为一种与社会、媒介和文化情境紧密相连的动态构造，彰显了人类记忆的社会化维度。在创意经济时代，文化记忆的生成与建构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和形式。格雷马斯矩阵被巧妙地应用于这一知识场域中剖析文化记忆构建机制，揭示了媒介作为构建文化记忆中最活跃变量的核心地位。随着文化内容从物理形态到数字化传播和存储的转变，以“仪式”和博物馆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记忆媒介经历了数字化和网络化的转型，旧媒介为文化记忆提供稳固且权威的依托。新的媒介形式引领文化传播的创新，作为象征性与商品性并存的记忆媒介的文化创意产业对文化资源的再生产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储存方式，该方式以其普适化的传播样貌所形成的某种暗示构建起文化记忆的全新图景；兼顾官方记忆与大众记忆平行书写的新媒介给文化记忆的书写方式带来颠覆性的革新，它不断丰富着文化记忆的构建模式，使之获得一种更为大众化、更加多元化的表述空间，进而推动和强化了官方与大众记忆之间极高的流通与互动性，促进了多元解读视角的形成。但同时，在文化记忆媒介演化的进程中所产生的虚假记忆、信息过载、数字鸿沟和数字伦理等一系列新问题，也成为亟待深入探讨和解决的知识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