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数字经济驱动消费增长的机制与路径: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文章基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首先从内部和外部结合、供需两侧结合的角度采用倒推法构建了数字经济驱动消费增长的理论逻辑框架，即“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国内循环为主体←扩大内需←供需匹配←产业升级和创新←数字经济”。接着选取中国286个地级市的数据，采用聚类分析法描述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不同层级城市的数字经济增速存在明显区别，数字经济一线城市的数字经济指数水平远高于其他四个层级城市，但是数字经济五线城市的增速远超一线城市，表现出十足后劲；从数字经济和消费的拟合情况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和消费增长呈正相关关系；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与消费增长之间都呈现一定的正向关系，但是现实情况也显示出产业结构优化指数比较高的城市没有能明显表现出相对应的良好消费势头。进一步建立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对数字经济对消费增长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从全样本层面看，数字经济对消费增长的总效应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经济能够在促进消费、拉动内需上发挥一定的作用。另外，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从而促进消费增长，但是这个中介效应具有一定...     

数字经济赋能城市群消费升级的机制和路径研究

数字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其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产生的影响不可忽视。基于此,以城市群为视角,利用2011～2019年19个城市群22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在测度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梳理了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和居民消费结构升级3者间的关系。运用动态面板和中介效应实证分析城市群数字经济影响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传导路径,并进一步将产业结构水平作为门槛变量研究城市群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城市群数字经济在直接推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同时,也能通过产业结构升级间接促进居民的消费结构升级。同时,城市群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还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因此,引导数字经济和产业结构的融合发展,加强“新基建”投入力度,推进数字产业化进程,以促进居民消费结构优化。     

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空间效应与作用机制

基于2011-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及中介效应模型，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空间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本地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影响呈现倒U型关系，对邻域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影响表现出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且存在明显空间距离衰减边界，即300千米之内为正向溢出，300千米之外空间溢出系数值下降，省界对空间溢出效应存在阻碍作用；空间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地区及西部地区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提升作用更为显著。其作用机制为：数字经济发展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升收入水平、增强居民幸福感实现消费结构升级。基于此，提出区域协同发展、消除数字要素流动的体制性障碍、发挥数字技术的辐射带动、提升居民幸福感等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背景下平台经济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为探究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平台经济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机制及路径，本文在利用熵权法综合评价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平台经济的基础上，采用省份固定效应模型、Tobit截断回归模型、并行多重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和区域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平台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平台经济分别通过增强创新活力、助力数字金融发展、推进市场化进程三条路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且数字金融路径的影响效应最大；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东北地区平台经济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程度最大；东部地区创新活力路径的影响效应最大；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市场化路径影响效应最大。本研究可为有关部门出台相关政策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为农村居民带来“数字红利”了吗?——基于长三角县域的实证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技术相结合的产物，是衔接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桥梁。基于2014-2020年县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长三角地区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通过推动县域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加；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存在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的非线性影响，呈正相关且边际递增的关系；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较高收入组存在“数字红利”,但是对较低收入组的影响不显著。研究的政策启示主要有：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满足农村“尾部群体”的金融需求；充分发挥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三产融合发展的作用。     

数字物流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

基于2018—2020年我国1721个县的县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模型实证探究了县域数字物流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县域数字物流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且该结论能够通过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县域数字物流对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大于中西部地区，对高经济发展水平区的影响大于低经济发展水平区，对具有高消费升级水平的农村居民影响作用更大；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县域数字物流会借助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进而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实现。因此，为实现农村居民消费升级，应该加强数字化建设，提高数字物流发展水平；缩小地区差距，重点关注中西部地区；发挥收入的中介作用，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     

数字普惠金融、居民消费与产业结构升级 ——基于广东省地级面板数据的PVAR动态分析

本文基于2011—2018年广东省内21个地级市数据,通过构建PVAR模型深入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居民消费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动态关系及其区域异质性.结果显示:在短期内,数字普惠金融会抑制产业结构升级,居民消费对数字普惠金融和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推动作用;在长期内,数字普惠金融和产业结构升级对居民消费的提升存在正向促进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和居民消费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存在区域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短期内在粤东西北地区呈现抑制作用,而在珠三角地区表现为促进作用;居民消费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相互促进关系在粤东西北地区比在珠三角地区表现更为显著.     

产业结构升级中如何发挥人力资本的集聚效应——以重庆市为例

在经济“新常态”下，人力资本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将不断凸显。文章在系统总结人力资本集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逻辑与现实困境的基础上，分析重庆市在人力资本集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研究发现，人力资本质量不高、空间集聚度不高以及各种制度性障碍制约着重庆市产业结构升级中人力资本集聚效应的发挥。因此，重庆市要进一步加大教育投入，使之适当超前于产业结构的变迁；建立促进人力资本空间集聚的体制机制；通过制度创新解决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搭便车”问题。     

加快建设数字基础设施 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研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提高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对于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具有重要意义。借助2013—2019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探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正向作用存在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以及空间溢出的特点;异质性检验显示,在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影响效应更为显著。进一步区分“宽带中国”试点地区、大数据综合试验建设区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政策工具试点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更明显的促进作用、非线性特征以及本地邻近效应,佐证了宽带网络以及大数据基础设施对我国经济提质增效的显著驱动作用。因此,必须强化政府引导职能,大力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中国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数字金融发展、资本配置效率与产业结构升级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亟需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数字金融发展是否有效促进了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呢?资本配置效率又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本文基于2011-2018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方法,从资本配置效率的视角出发,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分维度来看,数字金融覆盖广度的作用明显高于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资本配置效率改善是数字金融发展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传导机制,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改善资本配置效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进一步运用面板门槛模型检验发现,资本配置效率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显著存在基于数字金融发展的双重门槛效应,在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由低到高的动态变化过程中,资本配置效率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由负转正并不断增强。     

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逻辑、机理与路径

推动中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是新时代新阶段的两大中心课题。为研究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的逻辑关系,对共同富裕“四个统一”的内涵、数字经济的新特征与新趋势进行分析,论证数字经济助推共同富裕的机理与路径。研究认为,数字经济通过创新效应、溢出效应、协同效应和普惠效应,为均衡发展提供了共享机制,推动了全社会共享数字经济红利,创新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生态协同和价值共创是其中重要的机制; 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进一步培育互联网产业平台,做强做优做大数字平台,推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技术市场向农村、实体经济融合; 数字平台企业需要承担更多公共职能,持续完善数字生态链、发展新业态新模式为创新创业提供条件和保障,充分发挥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四个效应”,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数字经济是否影响能源结构转型？

加快能源结构向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传统化石能源为辅的转型升级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路径之一,然而这一转型升级过程非常复杂,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同时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方能实现,数字经济作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研究其能否有效促进能源结构转型以及传导作用机制如何,对实现能源领域碳减排至关重要。以我国2013—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探究了数字经济是否影响能源结构转型,并检验了产业结构升级、新兴技术创新在数字经济促能源结构转型过程中的传导作用机制,同时考察了数字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正向影响我国能源结构转型进程;产业结构升级、新兴技术创新发挥了一定的传导作用,且二者存在相互促进关系;数字经济对能源结构转型的影响存在非线性效应,数字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受到的影响更显著;数字经济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但并未对相邻地区能源结构转型的推动发挥正向外部效应;此外,数字经济对能源结构转型的影响具有异质性,东部地区、低碳试点地区更易从数字经济中获益。     

数字经济对农业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

在测度农业经济韧性水平的基础上,利用2011—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分析数字经济对农业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农业经济韧性增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空间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农业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机制分析表明,产业结构优化(涉及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两个方面)是数字经济促进农业经济韧性提升的重要渠道;数字经济对农业经济韧性的影响还存在异质性,东部地区和低城镇化率省份农业经济韧性的数字经济促进效应更为显著。     

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影响因素研究

该文选取了2013—2021年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熵值法测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得分，利用泰尔指数分析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丝绸之路沿线省域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呈上升趋势，西北地区的组内差异是影响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主要原因；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水平、政府干预度、对外开放水平、居民消费水平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均为正向促进作用。因此，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省域要抓住“一带一路”倡议下数字经济发展的机遇，制定合理的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因地制宜的发展数字经济，缩小区域数字鸿沟。     

数字经济驱动与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基于产业链的研究脉络,立足“价值链—技术链—企业链—空间链”的研究框架,利用2013—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考察数字赋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效果、规律与路径,分析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显著提升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水平,且具有边际报酬递减的非线性特征;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促进创新要素流动和降低交易成本来实现;进一步区分“宽带中国”试点地区、大数据综合试验园区和智慧城市分析发现,政策工具试点地区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更强。中国未来文化产业的发展应抓住数字化转型的重大时代机遇,推动文化科技融合创新,以高质量文化供给实现文化繁荣和经济增长的双重目标。     

江西省数字经济发展促进碳减排的机理与对策研究

数字经济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支撑。考察数字经济对碳减排的影响,对推动江西省经济发展和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采用2011—2021年江西省11个地级市的平衡面板数据,构建直接效应模型、间接效应模型和PSM-DID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促进碳减排的内在机理,深入分析了南昌市、赣州市、景德镇市、吉安市和抚州市5个低碳试点城市的碳减排效应,并进一步探究了不同商业魅力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碳减排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碳减排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通过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来实现碳减排;数字经济发展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碳减排作用更显著;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总体上显著促进了碳减排。     

数字金融、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面板数据实证

基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44个市、县（市、区）面板数据,实证探究数字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明显,且其分维度均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影响程度依次为数字化程度最大、使用程度次之、覆盖广度最小;中介效应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促进科技创新,且科技创新是数字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机制;进一步研究得出,数字金融的促进作用还存在区域异质性,即数字金融对四川盆地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更明显。鉴于此,提出加快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数字金融建设、坚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两地城乡协同发展、探索两地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的建议。     

数字产品进口、知识存量与企业数字创新

数字创新是驱动数字经济增长、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引擎，事关数字时代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研究发现：数字产品进口能有效促进我国企业数字技术创新与数字化创新，企业知识存量对这一效应发挥正向调节作用；数字产品进口与知识存量的交互效应在出口企业、本土企业以及高技术产业样本中更为显著；数字产品进口与企业知识存量能协同促进企业采取跨区域合作、跨领域合作等开放式创新模式，进而提高企业数字创新产出。因此，大力发展数字贸易，鼓励企业进口数字产品、引进数字技术，有助于释放数字创新活力并实现创新驱动经济发展。     

新质生产力视角下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在新质生产力视角下,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工具,也是实现产业深度转型与升级的重要抓手。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如同现代经济的血脉,为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国在这方面的快速进步,尤其是在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和应用上,不仅优化了人口流动和资源配置,还促进了城市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本研究从新质生产力的角度切入,探索了新型数字技术革命性突破及其应用在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旨在深入探讨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在促进高质量发展中的机制、效应及提升路径。首先聚焦于产业结构升级、市场整合、技术创新、经济效率等方面,揭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机制。其次,通过技术效应、配置效应、结构效应和空间效应四个维度,分析了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具体效应,探讨了如何通过这一建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优化路径。不仅深化了对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新质生产力在促进高质量发展中作用的理解,还提出了具体的实践建议和优化路径,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视角。     

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的耦合协调及驱动机制——基于湖北省地级市的探讨

本文基于2011—2019年湖北省1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CRITIC-熵权-TOPSIS模型测算了相应地级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共同富裕水平。在此基础上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进行耦合协调分析，并通过趋势面分析和标准差椭圆等方法进行时空演进分析，最后通过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进行驱动机制分析。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间形成了良性互动的协调发展模式，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演化为“一超多强”的空间分布格局；（2）数字经济在直接驱动共同富裕的同时能够通过产业结构升级进行中介传导进而驱动共同富裕的发展，具体表现为加速产业转型、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3）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驱动作用呈现出明显的时空异质性。基于此，本文建议以政策引导加强数字化建设，并因地制宜构建特色产业结构体系，同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营造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进而实现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的双轨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