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国家翻译实践的历史探赜——以徐光启科技翻译为中心

晚明的科技翻译是我国系统地翻译西方科技的肇始，也是我国历史上的一次西学翻译高潮。以徐光启的科技翻译为经典案例进行分析，从国家翻译实践的视角来审视其科技翻译实践。晚明时期，内部社会的变革和外部科技的发展是晚明国家翻译实践产生的两大背景。翻译学术群体的形成和中外译者之间的合作，保障了晚明国家翻译实践得以实施。徐光启的科技翻译活动具有国家翻译实践的典型特征，这一翻译实践上升为一种国家行为，旨在维护国家利益并促进国家的振兴与发展。本文通过以徐光启科技翻译为中心的历史探赜，探究与阐释晚明国家翻译实践的主要特征、核心内容和重要历史意义。     

郭沫若翻译实践特色研究

郭沫若兼具诗人、作家、学者于一身,因此他的翻译实践活动除了具有一切翻译实践的共性外,突出地表现在将译作与创作相结合、将翻译与研究相结合。他在从事翻译实践的同时不但提出了诸多关于翻译问题的独特见解,如风韵译、创作论、以诗译诗等,而且将其运用到翻译实践,集理论与实践探索于一体。当时正处于中国现代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一个历史时期,因此他的翻译又表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他的翻译,从原著选择、翻译取向、翻译策略、翻译方法、翻译风格、翻译语体、翻译类型、翻译模式、翻译特长到翻译地位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     

中国能源治理话语翻译资源库的构建研究

中国建设能源强国,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离不开能源话语实践特别是能源治理话语实践。中国能源治理话语以其特有的话语概念已经形成国家话语,但只有通过国家翻译与国家修辞转化为国际话语,才能够切实赢得全球能源话语权,提升中国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话语能力。从中国能源话语研究现状着手,阐明能源治理话语的内涵及特征,提出构建“三库合一”的能源治理话语翻译资源库,包括中国能源治理话语翻译术语库、翻译语料库、翻译修辞案例库,整理收集中国能源治理话语的相关资源,依托翻译这一跨语际实践规范能源治理话语,提升能源治理话语的认可度和传播力。     

佛经翻译时期的译论发展模式

我国佛经翻译始于东汉,于唐朝达到鼎盛。东汉至三国时期为早期的佛经翻译实践;两晋时期逐渐开始对以往译作的翻译批评;隋唐时期初步形成佛经翻译的理论思想体系。这些思想又指导译场的翻译实践,造就了一批不朽的经典译作。因此,佛经翻译时期的译论发展模式呈现出＂由翻译实践到翻译批评,再由翻译批评到翻译理论,最终翻译理论指导翻译实践＂的环形模式。     

从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看国家翻译实践中的外来译家

国家翻译实践是一种集国家战略规划、国家形象树立和国家利益维护于一体的自发、自主、自利的国家翻译行为,是典型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其开放性、复杂性、涌现性、层次性和巨量性客观要求国家翻译实践采取综合集成的翻译模式,而这一模式的核心是专家体系.译者群体作为国家翻译实践专家体系的主导,必须要进行全面的建设规划和角色划分,对译者群的不良思维模式加以预防及纠正,实现译者群体之间的有效交互与合作.这单靠本土译家是无法实现的,即本土译家具有自身无法避免的劣势.与之相反,外来译家天然的母语优势和综合文化身份可以很好的弥补本土译家的不足,完善国家翻译实践的专家体系建设.这说明外来译家在国家翻译实践中存在具有客观性和必要性.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翻译实践先锋探索

国家翻译实践是个人或机构为实现国家利益所开展的翻译活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译者群体便是其真实写照。回顾历史,这一群体与其他群体以国家名义开展翻译实践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坚持“译行合一”,即自建党起,陈独秀和李大钊领导一批先进知识分子通过翻译、接受、传播与实践马克思主义挽救民族危机。这成为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体现。“译行合一”可成为译学领域开展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与建构的先导与示范,彰显党员译者在国家翻译实践中的模范作用。     

西方翻译伦理模式探讨

伦理思想一直贯穿于西方两千多年的翻译实践中,翻译家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并遵从某种价值观,因而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翻译实践体现了不同的伦理取向.西方翻译伦理模式概括起来大致可分为五种:对等伦理模式、功能伦理模式、对话伦理模式、规范伦理模式以及差异伦理模式.各种模式不仅为特定的翻译策略或行为提供了理论上的合理性证明,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并塑造着一定时期的西方翻译理论与实践.     

中国当代翻译美学发展的回顾与思考

中国当代翻译美学立足于中国传统译论,并对之进行现代转换,吸收西方译论的研究和论证方法,借鉴现代美学的基本理论和结构框架来阐释翻译的机制和功能。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它已经成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具有跨学科特点的、有别于西方翻译理论模式的翻译研究学派,使中国的翻译理论带上了鲜明的民族特色。翻译美学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它体现着中国译学的发展和创新,有利于中国翻译理论在世界译论界占有一席之地。     

卞之琳的翻译策略研究

卞之琳作为著名的诗人、翻译家和文学评论家,其在中国文学界的地位非同一般。在翻译外国诗歌方面,卞之琳提出了"以诗译诗"、"以顿代步"、"全面求信,形神兼备"翻译原则,体现出译者忠实于原文的形式和内容的翻译思想,表现出对原作者和读者负责的态度;在自译诗歌方面,其翻译中又体现出诗人特质,以读者为中心采取了灵活的处理方式,体现了对读者负责的态度。     

功能翻译理论视角下汉英旅游景点介绍文本的对比研究

英汉语旅游景点介绍文本具有相似的文本功能,但二者在语篇模式和文体特征上表现出较大的差异。要使旅游外宣文本实现其预期功能,译者必须了解目的语读者对该类语篇的阅读期待,对原文信息进行调整。本文对比分析了英汉旅游景点介绍文本在语言特点、信息功能方面的差异,从翻译的功能理论角度探讨了汉语旅游景点介绍文本英译中信息重组的必要性和原则以及可以采用的翻译方法。     

静态化：动词名化的中译英新闻翻译策略

概念隐喻中的动词名化能应用于中译英的新闻翻译中。本文首先概述了名化现象在功能语言学上的本质、功能，然后针对实际的新闻译文，用名化功能之一的静态化功能对新闻译文的名化现象分类，并分析其中翻译的特点，以期能从名化角度对中译英新闻翻译策略的研究提供一些见解。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翻译活动、翻译观与翻译策略刍议

明清之际的200余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翻译高潮,也是第一个科学翻译高潮。遵循适应性传教路线,来华耶稣会士纷纷投入到了＂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译介活动之中。他们以及与其合作的一些中国士大夫虽然未能建立系统的翻译方法和理论,但是开创了＂洋译华述＂的翻译模式,而且还通过大量的翻译实践活动,对翻译观和翻译策略进行了初步探索,其翻译策略尝试了目的论翻译法,至今不失其借鉴意义。本文在全方位总结耶稣会士翻译活动的基础上就他们的翻译活动特点、翻译观和翻译策略及其现代意义进行了述评。     

试论“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翻译的现代转型

在"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翻译不仅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更为重要的是实现了从近代翻译形态向现代翻译形态的转型.同清末民初文学翻译相比,本时段有了十分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对译品文学性的重视、翻译方法的根本颠覆、翻译家角色意识的建立以及译介态势的多元化等诸多方面.     

散文翻译美学与《Of Studies》的翻译版本比较

以翻译美学的视角对培根的英语古典散文名篇“Of Studies”进行研究,并对十四种翻译版本进行了比较鉴赏,探讨其翻译中所表现出的“美译”思想和“美译”形式;提出了“忠实、通顺和美”的翻译观。从而得出散文的翻译,实际上是“美译”,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创造出译文的形式美之结论。     

奈达翻译理论对中国翻译研究的影响

作为第一个被引入中国, 继而在不同时期形成两个"言必称奈达"现象的西方译论, 奈达翻译理论有其自身魅力.本文介绍了奈达的翻译思想, 对其翻译理论进行了分析, 对奈达理论在翻译界的重要地位和对中国翻译研究的重大影响进行了简单的评述.     

性别差异与翻译——试论中国女性译者的选词特征

性别与翻译的结合是翻译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因性别因素而导致的译文差异则是翻译实践的有力表征。本文首先回顾国内外对性别与翻译的研究，继而使用量化的研究方法，对所选参数进行分层抽样，同时辅之于译例的对比分析，通过统计、计算，最终得出中国女性译者在翻译名著时所表现出来的选词特征。     

郭沫若翻译实践特色研究

郭沫若兼具诗人、作家、学者于一身,因此他的翻译实践活动除了具有一切翻译实践的共性外,突出地表现在将译作与创作相结合、将翻译与研究相结合。他在从事翻译实践的同时不但提出了诸多关于翻译问题的独特见解,如风韵译、创作论、以诗译诗等,而且将其运用到翻译实践,集理论与实践探索于一体。当时正处于中国现代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一个历史时期,因此他的翻译又表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他的翻译,从原著选择、翻译取向、翻译策略、翻译方法、翻译风格、翻译语体、翻译类型、翻译模式、翻译特长到翻译地位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     

明末清初科技翻译与清末民初西学翻译的对比研究

明末清初科技翻译与清末民初西学翻译是我国翻译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从翻译动机、翻译主体、译作选材和译入语文化背景这四个方面对明末清初科技翻译与清末民初西学翻译做一对比研究,旨在探讨二者对中国文化产生的不同影响及导致其不同的原因。     

翻译的社会功能标准新论

单一绝对的翻译标准和翻译标准的虚无化是两种错误的认识，它既是对翻译本质的一种误解，同时也会对翻译事业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随着对翻译社会性本质认识的逐渐加深，提出翻译的社会功能标准，是对原有翻译标准的补充和修正。这有助于阐释以前诸多难以解释的翻译问题和翻译现象，还为开展翻译批评、净化译坛提供有力的武器。     

广告翻译的可译性限度问题研究——德国功能派译论的视角

以功能派译论为理论支撑研究广告翻译中的可译性限度问题具有可行性和科学性，但功能派译论并非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由于英汉在语言和文化两方面都存在功能关联性特征，英汉广告互译中有时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同程度的形式上、意义上的流失、替换，因而弱化了目标广告文本在目标文化中的表达效果和劝诱功能，这就是广告翻译中的可译性限度问题。可译性限度存在于语言和文化两个方面。可译和不可译是一个动态的多维的连续体，随着语言文化之间的不断交流与融合，原来不可译的可能变得可译，有限度的翻译可能变得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