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处理农民与土地关系的百年实践与启示——从乡村振兴战略的视角谈起

建党100年来,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使命,始终把农民与土地关系视为解决农村问题的关键抓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农民与土地关系问题的解决成为党把乡村群众引入中国政治舞台的前提,改变了农民“一盘散沙”的传统局面,从而保证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正确解决农民与土地关系问题成为贯穿保障新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脉,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使农民在经济、政治上得到彻底翻身,进而通过农业合作化与人民公社化运动,带领农民走上了集体化道路;在改革开放时期,农民与土地关系成为开启中国农村改革的金钥匙,成为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村改革的重要抓手;在新时代,农民与土地关系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线,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吹响了发展乡村、振兴乡村的号角。中国共产党处理农民与土地关系的百年实践带来的深刻启迪是：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重塑农民与土地关系,是今后解决农民的生存、保障和发展问题的必然逻辑,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问题所在。     

中国共产党农村土地政策的百年发展历程及其经验启示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伟大征程和历史叙事中,农村土地政策的变革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不仅展现了党百年来践行初心使命的奋斗历程,而且诠释了党为民执政的本质。中国共产党农村土地政策围绕不同历史时期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中心任务而不断发展,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探索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根本性方案,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实现土地所有权制度的深刻变革,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创立和推进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社会主义新时代尝试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中国共产党农村土地政策的制定、调整和完善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坚持与时俱进,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在农村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乡村振兴进入全面推进的新阶段,农村土地政策面临新的变化与发展契机,深化农村土地政策改革需要加强和完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总任务和总布局,着力于进一步提升生产力、改善生产关系,服务于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     

马克思产权理论视域下我国农地制度的历史嬗变与展望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以马克思产权理论为指导,围绕不同时期的历史任务和改革目标,先后形成了土地产权高度集中的土地农民所有制与土地集体所有制、所有权与承包经营权初步分离的土地承包经营制以及进一步放活经营权的土地“三权分置”制。在不同阶段土地制度的嬗变过程中,交织了党对不同时期社会、政治、民生问题的现实考量与党在改革实践中对于马克思产权理论的创新运用和丰富发展,也蕴含了党带领人民群众解决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的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基于马克思产权理论分析我国农地制度的历史变迁,有助于深化对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思考。汲取马克思土地产权理论中的精神力量,探寻中国土地制度改革中的实践规律,为新时代农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提供经验指导,明确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土地制度改革的发展逻辑。     

基于小岗精神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乡村振兴研究

小岗精神是一种锲而不舍的民族精神,体现为穷则思变的图强精神、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无畏无惧的担当精神、勇于探索的试错精神、坚持真理的执着精神,这种精神为农村改革注入了永不衰竭的原动力。小岗村实行农业“大包干”,拉开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序幕,引领了新时代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尤其是在“大包干”基础上构建的农村土地“三权”分置,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解决土地问题的制度和政策保障。新时代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基本遵循是小岗精神,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前进,乡村振兴必须建基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土地确权与市民下乡的创新性机制分析

推进乡村振兴,根本要靠深化改革,新形势下,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紧紧围绕农民与土地关系的主线不断深化。土地确权作为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实现形式的重要保障,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与此同时,市民下乡作为一个尚在实践中的概念,它脱离了资本下乡以资本为核心的发展逻辑,并且与农业发展4.0的模式高度结合,是一种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在系统梳理土地确权和市民下乡的逻辑的基础上,指出土地确权为主导的产权清晰化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结合市民下乡的宏观背景与转变分析,对土地确权和市民下乡之间的创新性机制进行探讨,认为随着土地确权的完成,在农村土地产权清晰的基础上可以实现农民和市民之间的交易,并会带来交易主体变化、交易价格差显化以及交易方式多样化的效应。     

中国共产党乡村振兴的百年历程、成就与经验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乡村振兴是赓续不断的过程,不同历史时期的实践主题和话语体系虽存在差异,但实质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史交织着中国乡村振兴的变革与发展史.从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治理有效、乡风文明、生活富裕五个总要求内在逻辑出发,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辩证思维方法,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乡村振兴百年历程.总结中国共...     

建党百年来乡村治理范式的嬗变逻辑及新时代启示

乡村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各项工作的重要区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走向强大的重要基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走过了极为不平凡的历程,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范式的演进与历史中心任务密切相关。透视百年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范式的嬗变逻辑,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断推进乡村治理向制度化法治化的发展方向迈进。为此新时代乡村治理要不断凸显党组织的领导作用,紧密围绕国家治理现代化,不断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不断激发农民主体作用,为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坚实基础。     

新中国农村土地制度调整变迁：个人与集体的天平“定盘星”抉择

[提要]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调整，可以发现其内核实际上就是在个人与集体的天平“定盘星”上考量与抉择，以更好地适应和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以经济史的分析方法，基于土地所有制和所有权的理论视角，溯源新中国农村土地制度调整变迁的四个阶段，可以透析出三点改革启示：农地集体所有制要始终贯穿于整个改革过程；明晰农地赋权，保障农民土地合法权益；重视农地关系，发挥好政府规范和引导服务的主导作用。以史为鉴，有助于从新中国农村土地制度调整变迁中吸取有益的经验，规避弯路，正确处理好新一轮土地改革的个人与集体权益，校准个人与集体的天平“定盘星”，助力乡村振兴，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和农民全面发展。     

土地政治过程与乡村秩序的集体生成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集体土地制度呈现为“共有私用”的地权形态。农民集体包含了权利主体、关系主体和制度主体，三者的弹性关系赋予农民集体以实践本位的存在模式。农民集体扎根于土地秩序之中，且从土地秩序中汲取政治动力，推动了土地政治过程。土地政治过程内在于集体土地制度的实践逻辑，体现了权利与权力、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土地政治过程塑造了集体的统一性和自主性，凝聚了村庄的政治性，在促进土地秩序更新和土地价值实现的同时实现乡村秩序整合。因此，农村土地制度变迁须适当平衡集体所有权与农民土地权利的关系，维系乡村秩序再生产的活力基础。     

中国共产党百年农村土地政策制度改革研究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以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不同时期提出了“平均分配土地”“土地集体公有”“分田包干”“三权分置”等农村土地思想,推动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不断完善,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土地理论解决中国农村土地问题的重大理论创新,具有以保障农民权益为目标、以继承和发展为动力、以建立和坚持农村土地公有制生产关系为原则三大特点。毛泽东农村土地思想破解了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因土地兼并而导致土地过度集中的难题;邓小平“分田包干”土地思想解决了生产队时期存在的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不足两大问题,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习近平“三权分置”土地思想破解了小农经济困境,推动了规模农业经济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从土地制度找准改革的突破口

文章阐述正确处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的重要性,新时期土地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乡村振兴战略中依然具有重要地位。梳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乡村振兴战略之间的内在机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阶段性目标,乡村振兴战略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有力保障,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实现产业兴旺的关键举措,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从四个方面处理好土地问题。     

从农民经济行为看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

中国农民几十年来的种种经济行为与土地制度变迁密切相关 ,不同土地制度形式的农民供给反应相差很大。通过考察建国以来的四次土地制度变迁与农民的供给反应 ,得出农民是否拥有真正的产权制约着农民的供给。改革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基本思路是弱化集体所有权 ,加强宏观调控 ,强化农民永久使用权 ;建立合理的农村土地流转机制 ;健全社会保障 ;理顺国家和农民之间的税收关系     

中国共产党驻村工作队制度的历史变迁与实践逻辑

向农村地区选派驻村工作队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农村工作的优良传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不同时期,代表国家意志的“工作队”深入乡村社会,在不同阶段完成相应的任务与目标,以外来力量深刻嵌入乡村社会内部,将乡村社会有机整合进国家治理体系之中。回顾驻村工作队的历史变迁,需要把握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转变及中国共产党践行群众路线的关键举措的双重实践逻辑;同时,还要在总结和吸收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继续助力驻村工作队在乡村振兴阶段发挥其功能优势,引导农民实质性参与乡村发展,为乡村全面振兴奠定基础;此外,需要谨防驻村工作队运行过程中的异化与污名化风险。     

新时代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基本遵循及路径选择

随着我国历史方位新的转变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我国经济环境也进行着转型升级.当前,土地制度及其改革创新要以提升农业生产稳固性、增强农民收益保障性、维护农村治理有效性和推动城乡发展协调性为战略目标,坚持生产力标准的根本依据、坚持农民主体性的价值取向、坚持土地公有制的底线原则和坚持审慎稳妥的改革基调,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之下,通过推动土地制度联动改革以形成改革合力、加强权能拓展和动能激活以构建中国特色土地产权制度、推动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发展以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等路径,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为深化农村改革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核心支撑.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乡村治理观及其经验启示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乡村治理观并非线性样态,而是不同时期物质和意识辩证统一的逻辑结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落后的自然经济和小农为主的生产关系,使得乡村需要组织起来,反对乡村强权和封建保守性的危害;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公有制的确立需要集中统一的土地制度改革,政社合一的治理模式旨在通过统合方式增强国家能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市场经济的确立需要重新审视权力集中的局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旨在激发乡村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乡村治理越来越强调人民主体性、文化传承性和法制保障性。百年启示在于：中国共产党的乡村治理观是唯物史观的展示和延续;党领导下的协同共治是意识反作用力的逻辑结果;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决定乡村治理中的人民主体地位。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化联动式改革探索

要素优化组合的不充分使得我国农村土地要素市场仍面临土地利用不集约、资本下乡不畅通、“地—业”供需不匹配等问题，综合河南孟楼镇、江西余江区以及浙江德清县在农地流转、宅基地改革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探索与实践表明，“强权、纾困、增值”是新时代农村土地要素市场改革的主基调。通过“产权+治权”联动“强权”可以激活主体与要素市场，通过制度“松绑+创新”进行“纾困”可以加速要素整合，通过“地—业”匹配“增值”可以形成土地溢价和产业振兴的双赢局面。因此，深化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应重视“人—地—钱—业”要素的有效组合，强化乡村治理，提升各类主体参与乡村土地管理的主动性；创新体制机制，提升下乡资本驱动土地溢价效果；推进制度联动改革，促进“地—业”相融。     

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与“三农”问题研究

研究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理解中国三农问题的历史演变脉络及其独特性,特别是深刻认识中国三农问题发展的历史逻辑和现实背景。充分考虑乡村振兴战略所涉及的各类资源要素的特殊性,研究资源要素-资产转换机制问题的有效构造,是乡村振兴推进及战略目标实现的重中之重。而要制定有效解决资源要素向资产转换的政策,关键是要理解各类要素-资产转换(包括不同要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关系)的内在机理,特别是动力机制和障碍因素。基于"要素-产业-资产"转换的基本框架,揭示新时代乡村振兴与三农问题统筹整合的内在机理和影响因素,探求我国新时代乡村振兴与三农发展的最优路径和管理模式,以为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及质量提升提供科学依据和政策建议。乡村振兴战略整体上看是一个农民、农业与农村联动问题,从"三农"问题统筹整合的视角进行制度设计和政策调整具有更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粮食生产与土地制度变迁——我国土地制度绩效分析

运用统计方法对新中国成立后不同阶段农村土地制度与粮食生产绩效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时期的土地制度对粮食生产绩效的影响有显著差异。农业合作化曾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粮食生产，并改善了其基础争件；曾使粮食产量迅猛增长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现已达到新的制度均衡。我国土地制度改革宜分两步进行：第一阶段仍应保持现有的土地集体所有、家庭经营的制度形式，进一步完善土地承包制；第二阶段应通过新的合作形式将农民组织起来，实现土地制度创新。     

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议事协商制度的变迁与建构

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础任务是乡村治理制度、执行机制的建设和完善。乡村议事协商制度是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构成,以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作为历史范畴观察,我国乡村议事协商经历了制度更替、渐进转型和适应再生三个重要的制度变迁阶段;伴随着乡村议事协商主体关系的变化出现了传统精英主导型协商、民主动员型协商、公社集权型协商、村民自治型协商和多方共治型协商不同制度类型。虽然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带动了国内相关话语转变,但我国乡村议事协商制度有其内在的变迁主线。国家与农民共同构成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形式与结果变迁的行动主体,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则影响着我国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变迁的秩序基础,制度摩擦出现与制度自身模糊性凸显是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变迁的结构动因。进而,结合乡村振兴战略背景,可从加强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建设的体系性、提高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实践的适配性、明确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功能的边界性、坚持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创新的灵活性等方面,进一步思考新时代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建构。     

乡村振兴战略:历史脉络、理论逻辑、推进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追溯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历史脉络、理论渊源,研究其主要推进路径,有利于更好地开展我国新时代农业农村工作。从历史脉络看,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历史逻辑;从理论逻辑看,乡村振兴战略依循了马克思主义乡村发展和城乡关系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乡村发展、城乡融合思想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伟大实践;从推进路径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健全“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加快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建设。